经济观察网 陈夏红/文 2017年9月2日，承蒙安徽池州天贵律师事务所黄中梓兄雅意，我应安徽省律协破产与重组法律专业委员会之邀，前往安徽宣城参加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法律实务研讨会，并以《破产法十年：如何再启程？》为题作了分享。在我的分享中，我首先阐述了《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年之际面临的四大背景，诸如破产工具论的回潮、诸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影响、诸如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还有诸如高负债时代的挑战。

上述四点背景中，高负债时代是我临时增加的内容。而我的灵感，则来源于飞机上阅读的一本书，即丹尼尔 ∙ 施特尔特所著的《21世纪债务论》。

债务问题与破产法如影随形。债务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有很多种，但破产法已为人类历史文明所证明，系债务问题诸多解决方案中，最为公平、最有秩序的法治化程序。这几年由于关注破产法的关系，爱屋及乌，对于与债务有关的书总是分外关注，《21世纪债务论》购置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次随身携带，正好藉以驱遣旅途上的时光。坦率说，读完这本书，还真有相读恨晚的感觉！

从《21世纪资本论》到《21世纪债务论》

要说《21世纪债务论》，不能不提及法国学者托马斯∙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系巴黎经济学院教授，可以说是70后经济学家中的新秀之一。原文最早为法语写成，2013年法语版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但次年英译本出版后，却洛阳纸贵，一纸风行，皮凯蒂迅速成为全球闻名的学术大咖。但随着《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红大紫，皮凯蒂也为全球同行所瞩目，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皮凯蒂和他的作品，都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象。

《21世纪资本论》共分为四部分，分别论及收入和资本、资本/收入比的动态变化、不平等的结构和21世纪的资本监管。按照皮凯蒂的观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也高度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最终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引发危机；皮凯蒂由此也提出“劫富济贫”的观点，通过开征财产税率、累进税率等措施来消除资本过分集中和社会差距过大，进而从容应对危机。

对于皮凯蒂的上述观点，甚至包括他的数据分析本身，在全球范围内不乏批评者。其中就包括《21世纪债务论》的作者丹尼尔∙ 施特尔特。施特尔特的《21世纪债务论》，便是一本针对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批评之作。

在施特尔特看来，皮凯蒂的成功之处有两点：第一，皮凯蒂在在恰当的时间，触及经济社会的“痛点”：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越来越多的对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不满。第二，皮凯蒂的标题，令人很容易联想到马克思的经典《资本论》，而且其观点也有近似之处。

但施特尔特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皮凯蒂的诸多重大缺陷。施特尔特指出，皮凯蒂分析的重点在于财富分配问题，尤其是他用数百年来的数据，分析财富集中的出现：由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增加必然快于经济产出，正因为如此，资本所有者的处境将优于普通劳动者；但这一进程不可能一直持续，总会因为战争、货币改革、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得到周期性的消除。施特尔特认为，皮凯蒂的观点尽管将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不均视为问题所在，但其对根源的理解去失之片面，对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即过度负债，可以说一无所知。

正因为如此，施特尔特决定写《21世纪债务论》，在批判皮凯蒂的同时，全面阐述他对于债务问题的洞见，——施特尔特认为，皮凯蒂与绝大部分经济学家一样，都过分低估了债务问题的重要性，“只有洞悉负债与偿债动力者，方能理解财富分配与经济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也成为他将这本书，命名为《21世纪债务论》的原因。

皮凯蒂的对与错

《21世纪债务论》的第一部分内容，便是概括皮凯蒂的论点，并对其简要评价。

施特尔特注意到，皮凯蒂通过英、法、美、德等国年度财富收入比的考察，亦即扣除债务的年度国民资产总值与年度国民收入之比，得出对1700年到2010年间，大部分国家的年度收入比在2.5-7之间。这一比值越高，财富集中越突出，极端情况下，10%的最富有者拥有90%的财富，其中10%的最富有者拥有约70%的财富；这一集中度的下降，只能通过战争、自然灾害及财产税、遗产税等方式才能修复。施特尔特承认，无论皮凯蒂的数据有哪些缺陷，但这一工作本身，尤其是对资产、财富收入和国民收入历史数据的整理，却是历史性的贡献。

皮凯蒂同时指出，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财富收入总是在增长，而且资本集中的情形将会加剧，因为富有者总是更有能力进行风险更大、收益更高的投资，而且也拥有更多的信息；但随着财富集中的加剧，财富与社会收入的失衡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社会债务将会激增，而社会需求将逐步减少。

但施特尔特认为，财富的爆炸式增长、贫乏差距的扩大及最终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都是债务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70年以来，各国政府都使劲解数，促进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经济繁荣，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更是导致银行可以不受制约地放贷，到2007年时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忍者”，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贷款信用；各国央行不断降低利率水准，更是为高负债时代的来临推波助澜。信贷的繁荣乃至泛滥，导致了信贷的廉价，社会负债出现史无前例的增长。这个现象成倍数地放大了自有资本的杠杆效应、推高了通货膨胀，也掩饰了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甚至衰退的趋势。

高负债时代

在上述基础上，《21世纪债务论》的另一部分内容，便是指出皮凯蒂所忽略的事实，进而推导出施特尔特自己的观点。

施特尔特指出一系列事实：我们面临储蓄过剩的同时，同样面临债务过剩，——1980年代以来，工业国家中政府、企业和私人家庭的负债，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增长到340%多；即便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发现三十多年来，非金融企业债务增加2倍多、政府债务增加4倍多，而个人家庭债务则增加6倍多。负债与投机使得政府更愿意促进债务的增加，而不是加强教育与创新投资。

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消费不再靠收入，而是依赖信贷，只有信贷才能维持市场需求及相应的资本收益率，“因此，我们在这些年所经历的财富增长，如果没有相应的债务膨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美国，政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鼓励私人家庭负债，而在欧洲，则是通过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刺激增长，导致政府债务不断累积。”

施特尔特指出，皮凯蒂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对上述债务膨胀缺乏关注。“他搞错了一个关键的关系：资产及财富集中度的增加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债务的增长。尽管资产的主要部分是自有资金，但更多的部分是债权……我们不是聪明的借贷人，因为我们的债务人并不总是能履行他们的还款义务。”

飞速发展的金融业，推动了高负债时代的来临，是也成为高负债时代的最大受益者。银行、对冲基金及私募股权等行业，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廉价的信贷，在微薄的自有资金基础上，获得预期的匪夷所思的杠杆率。施特尔特指出，“一国民经济体的负债率越高，金融行业的利润就越高，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问题与成本地‘无中生钱’。”廉价的信贷，导致了物价上的飞涨，也激发了史无前例的房地产与经济繁荣，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各国几乎所有国家的债务增长都快于经济产出。只是当泡沫破灭时，债务人、债权人才一起陷入困境：说好的增长，去哪儿了呢？

施特尔特指出，这种高负债本身，无所谓优劣与否：企业只要举债的目的是用于生产、投资新设备、资助研发，对于提高生产率总是有益处；个体债务中只要债务人有还债意识，也不是问题。这也就是说，只要债务能够导致额外的努力，而且能够提高收入和总体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这种情况下债务可以视为良性债务。但是如果债权人不生产必须的额外产品，而只是寄望于市场投机，比如寄希望于贷款购买的房地产升值，那么极有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击鼓传花的游戏固然好玩，但市场上并不总是能够找到接盘侠。这恰恰也是施特尔特最为担心的。1980年代以来全球债务水平在飙升，但并未导致更多的生产，消费、投机和借新账还旧账成为主流。

施特尔特断定，不断加剧的财富集中和收入不平等，最终导致了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全世界都陷入储蓄过剩，“越来越多的储蓄供给，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投资需求。因为储蓄也没有进入消费领域，因此资本收益也不断降低，并导致金融市场投机不断加剧……收入与财富越集中，需求就越萎缩，就有越多的储蓄者找寻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按照萨默斯的建议，央行应将利率降到零以下，同时鼓励国家举债，进而通过投资撬动经济增长。

那么，这个高负债时代的死结该怎么打开呢？施特尔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王国，社会财富的集中同样存在，国王经过考察，决定每隔三十年，都重新分配现有土地、免除所有债务，完全推倒重来，《圣经》亦将之称为“豁免年”；但随着“豁免年”的推行，利息水平上涨，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不得不每三年就要推倒重来一次！

但施特尔特更担心的是，各国政府似乎并未意识到危机的根源，或者说意识到了危机的根源，但还是饮鸩止渴：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普遍的做法是大幅度降低利率、大规模购买债券，通过更多的负债来稳定经济形势，所谓“紧缩”政策只是说说而已，从未实实在在适用。

就像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威廉∙ 怀特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银行资不抵债，但尽管如此，却涛声依旧，这些机构仍如没事人一样，其信贷很容易就获得展期，他们无力偿还债务，也没有能力在今后投资，他们只是僵尸企业和银行，“面对银行业，政策无疑在自欺欺人”。施特尔特指出，廉价信贷和过度债务引发了危机，政府准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加强教育、创新和投资，而不是通过更多的廉价信贷和过度债务来冲抵眼前的窘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政府与私人债务在2007年之后，依旧在继续增加，——明知是一杯鸩酒，为了解渴，我们还是勇敢地喝了下去，“希望通过更廉价的资金和更多的负债，去克服过度负债与过于廉价的货币所导致的危机尝试，证实失败了。”抽刀断水水更流，当有一部分债务无法再如期偿还，这个债务的潘多拉魔盒就被拉开了。

下面会怎么样呢？泡沫终究还是泡沫，我们避免了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破产和失业，但传说中的经济复苏依旧在路上。威廉∙怀特说，一个从20层楼顶跳下的人，在他接触地面之前，他当然可以在半空中自言自语：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高负债时代，破产法大有可为

在施特尔特看来，欧洲各国负债率之高，可以说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债务狂潮不仅将资产价格退稿，而且更是成为当下严重的负担。许多债务人已经无法清偿其债务。”“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债务处于一个创纪录的水平。……显而易见，欧洲的危机绝不仅是政府债务问题，许多国家的私人部门债务规模也极高。”

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皮凯蒂曾指出，在高负债时代，我们的政策选项极为有限：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只会导致财产向富人集中；国家破产，像希腊这样的弹丸小国都可以让全球同此凉热，大国破产只会导致银行业危机和破产狂潮；通货膨胀，已不不止一次扮演过减少负债的角色，但其外部性同样明显，对财富集中的受害者显然影响更大；一次性资产税倒是不错的方案，或者可以考虑累进税率，通过劫富济贫的方案实现财富的分散，推动社会的公平。

但施特尔特指出，皮凯蒂“劫富济贫”的方案显然难以走远，因为其从根本上无助于克服无法承受的总债务负担的问题。威廉∙怀特说，“要解决过度负债问题，须重组或减记坏账”，但谁来承担相关损失、承担多大规模的损失以及以各种方式来承担损失，则成为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

债务重组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债务人单方面宣布失去偿付能力，宣告停止偿还债务；比如债权人、债务人就债务问题达成和解协议，通过部分豁免、展期或免息等方案组合，实现债务重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债务重组越有序，债权人承担的额外损失就越少。

施特尔特指出，高负债时代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债务已经无法清偿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则是与债务切割，重新开始，而不是继续这个不好玩的游戏，使问题越来越积重难返。

施特尔特指出，因为债务增长不可能永远快于收入增长，债务狂潮的终结不可避免，危机亦随之爆发，接下来难以避免的任务，就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关于这一点，我下一次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即辜朝明的《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中国破产法往何处去？

尽管皮凯蒂和施特尔特在主要观点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本身，甚至他们提出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思路，对我们思考观察中国问题，却不无借鉴之处。施特尔特指出的高负债时代，是全社会面临的高负债时代，其中既包括个人，更包括企业和政府。对照这些指标，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恰恰也处于高负债时代，而且这种趋势有加剧的可能。

按照央行在2017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不含外债）已高达244万亿元，2016年度GDP为74.4万亿，也就是说我国总负债率已高达342.7%，除去金融业的实体经济负债率亦高达250%。

就个人负债来说，中国人进入高负债时代是不争的事实。截止2017年5月底，境内个人人民币贷款已从2010年的8.8万亿，飙升到现在的36.4万亿，房贷成为导致境内个人人民币贷款飙升的主要推动力。按照上财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我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16年底达到44.4%，尽管这一数据跟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尚有差距，但其飞速飙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新增房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16年达到16.9%，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前的峰值也不过才11.2%；房贷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在2016年底达到68.3%，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比已相去不远。

政府债务也在节节攀升。2016年政府总负债高达41.2万亿，负债率高达55.7%。尽管这一数据尚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率，但考虑到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偏少、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现状，尤其是考虑地方政府债务接近30%的飞速增长，这一问题的加剧亦指日可待。

企业负债更是雪上加霜。2016年除金融业之外的实体企业，总负债为102.6万亿，负债率为138%，其增速接近10%，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信贷与GDP缺口不断拉大的趋势显而易见。今年上半年在山东发生的于欢案，已成为我们观察中国企业债务负担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常规金融部门的信贷，还有大量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和民间借贷。2016年金融业负债总额为67.2万亿，负债率为90.3%，债务余额增速亦高达28.3%。

从法律制度层面，破产机制是纾解债务难题最重要的制度供给。但对照上述指标，我国的破产法体系，并未为纾解这些债务难题，提供必要的制度供给。目前我国的《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企业法人，而不能覆盖非企业法人，更不能覆盖个人和地方政府。这意味着如果个人、家庭或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将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而我国《企业破产法》已实施十年，但传说中的《金融机构破产条例》起草多年依旧无法出台。

债务问题的持续存在，是破产法存在的理由，也是破产法存在的基础。从法律角度而言，破产法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为债务问题的纾解提供最权威、最有可预期性的法律程序。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破产法又有了新一轮的发展。对于纾解高负债时代的诸多难题，破产法大有可为、当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