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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的功夫

周泽雄2018-03-19 17:13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周泽雄/文

在百度上输入“兰姆”,首先跳出的居然不是与蒙田齐名的英国随笔大家查尔斯·兰姆(1775-1834年),而是美国NBA一名场均3.1分的边缘球员杰里米·兰姆,真让人沮丧,那相当于搜索“莎士比亚”却出来“杀死比尔”。今人好言“民国范”,我不知确指——我对情怀满满但缺乏内在界定的概念,不敢轻用——不过倘若结合细节,我敢说,对随笔家兰姆的激赏,属于“民国范”的应有之义。

民国时期的知识人,说起兰姆每每透着一份亲切味。才子梁遇春声称“最爱兰姆”,只是不敢翻译,唯恐自己的译笔辱没原作韵味。和兰姆一样,梁遇春也有口吃,另一位才子温源宁(他的文笔也明显模仿兰姆)提到两人的口吃都“惹人喜爱”,梁遇春恐心下窃喜。“事实上,”温源宁发挥道,“(兰姆)《伊利亚随笔集》引人入胜的魅力,不正是由于在文章中大量使用插入语吗?而那些插入语,不正是文体上的口吃吗?”对偶像的生理缺陷都能咂摸出恁般美味,也是一绝,更绝的是,没人指责他肉麻。英国文坛大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擅长写一手心高气傲的随笔,对兰姆则心悦诚服,理由是,“实在说来,在所有死去的文人中,兰姆是最亲切的人之一;就是那么一个人我们会很高兴地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怎么写散文的?’”与兰姆同期的随笔家威廉·赫兹里特,也是眼高于顶的狠角,对兰姆则衷心钦佩,他乖觉地写道:“我仍不敢冒昧地认定,在署名‘伊利亚’的那些优秀的作品中,到底哪一篇最优秀。”赫兹里特看不惯那些喜欢用古英语装点文字门面的同行,但是,他再次乖觉地补充道:“兰姆先生模仿古英语的文风,是惟一一个我读之甚悦的;他的心里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以致模仿的痕迹荡然无存。”

不必说,兰姆在今日中国少有人阅读了,原因倒不是年代久远或题材落伍。我相信,每一位略具悠然心态的读者,读他的随笔都会爱不释手,不信请试读《拜特尔太太谈惠斯脱牌》、《穷亲戚》、《古瓷器》等名篇。兰姆文章具备抗拒时间的特质,它题材家常,情境日常,洋溢着语言风趣和人生机趣,既能逗笑于随时,也能催泪于无形,其喜剧因素略近于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擅长营造“带泪的微笑”。不过,障碍也正缘于这份“悠然”。兰姆恬淡过度了,《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有一次愤然表示“幽默感是英国作家的致命伤”,我猜,他肯定不是反感兰姆,而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失去了一份淡定,遂迁怒于本民族的幽默。的确,在任何一个峻急或功利时代,兰姆式的恬淡和幽默,均属不急之务。

某英国随笔家曾如此自嘲自己的新书:“现代读者要求一本书应能发挥教导人、改善人和提高人的作用。这本书呢,连奶牛也不会有所提高。”兰姆也会这么说,但会更有趣些。兰姆致力于一种拒绝伟大的写作,身为作家,他“生怕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地方上的要人——这种忌讳久而久之变为一种怪癖”,他不断提醒读者“我只是小人物伊利亚”,他不愿展示作家的雄心抱负,相反,他反复表明自己正是天底下最不在乎自家文字的人。他在《除夕随想》里这么数落自己:

如果我还算略有自知之明,那么,在一切爱反躬自省的人们当中(说来难过,我正是其中的一员),谁也不会对于自己的现状像我对于成年后的伊利亚这个人如此缺乏敬意。我了解他这个人轻浮、狂妄、反复无常;……除此之外,还是——一个爱说笑话的结巴磕子;你怎么说他都行,不必留情;说得再重,重得你说不出口,也不要紧,我都赞成。

不应把兰姆的姿态定性为“低调”。所谓低调,其实是大人物的特权,一项与底层民众无关的风度教养。低调者的本意有时是平抑他人的嫉妒,有时是规避潜在的风险,有时又仅仅视为一种世故,免得在生意场或社交场上树敌太多,约而言之,低调即所谓“情商”,作为大人物的必修课,它的目标是“人情练达”。小人物谈不上低调——阿Q先生若低调起来,还像什么话!由于老是担心被人小瞧,小人物往往冷不丁就秀一把优越感。兰姆对此知之甚详,他在一篇为伦敦乞丐呼吁行乞权的妙文里写道:“穷人在街上见了穷人,只要自己的境遇稍微好一点点儿,就要不客气地亮对方的老底儿。”而兰姆本人,依其身份及自我评价,虽然谈不上底层——他毕生供职于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的某个账房里,50岁后则是“一个瘦瘦怯怯、靠着养老金过活的人”。——但也绝对不是有钱人。有资格高调的人,才配得上低调,兰姆不在其中。那么,他一味自嘲自贬,所为何来呢?

我们发现,自嘲至少给兰姆提供了无穷乐趣。与常见的“欲扬先抑”式自嘲不同,兰姆的自嘲无比诚恳,他全力以赴地挖苦自己,你从中觅不到一丝醉翁之意。更过分的是,他还会假托他人之手,对自己痛加挞伐。如果读者不清楚(读者确实一度蒙在鼓里),或许以为嘲笑者乃是兰姆的世仇宿敌。比如,就像作家柯南·道尔厌倦了侦探小说创作就在小说里把福尔摩斯写死一样,兰姆一度也厌倦了《伦敦杂志》上的“伊利亚”专栏,他伪托朋友之名,宣布伊利亚随笔的作者已然“神归大化”。接着,他兴致勃勃地对“伊利亚”写出如下评语:

说实在话,他现在去世正是时候。他文章里的那一点幽默味儿(如果那里边真有什么幽默味儿的话)差不多已经耗干了。……

现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直说:在我听到的对于我这位亡友作品的反对意见中,有不少并非无稽之谈。首先,我承认,这些文章写得粗糙——只是一批未经雕琢的急就之作——再披上一层古老句式、陈旧辞藻的华丽外衣,显得矫揉造作、令人生厌。

他太爱使用那种危险的冷嘲口吻说话。……他的想象力超过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哪怕他最巧妙的即席谈话也总带着勉力为之的样子。他曾受人指责,说他总是装出一副滑稽模样,其实他不过竭尽全力,要把自己那些可怜想头清清楚楚说出来罢了。

类似例子还能举出一打,显然,我们熟悉的“自嘲”不是这种套路。比如蒙田,他虽然嘲笑自己“不止一次,我拿起一部书,满以为是我还未曾阅读的新版书,其实我几年以前已经仔细读过,还写满了注释和心得”,但话音刚落,他就会大段引用拉丁语,提醒读者不要当真。兰姆嘲笑起自己,则是唯恐读者不当真。这违反了作家的行为力学。也许,他预料到读者不会介意;也可能,其中藏着些许无奈。

笔者无意讨论兰姆作为随笔家的成就(老实说也轮不到我置喙),从知识分子写作的角度,我意识到兰姆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

有证据表明,虽然生活在当时世界上相对最宽容的国度,兰姆其实是一名被部分剥夺了批评权的公民。若非如此,他原本也有志于知识分子写作。我们知道的是,年轻时的兰姆,与他的若干文友(包括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受到法国大革命的熏染,整天聚坐高谈,纵议天下,也为报刊撰写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朋友决意通过办报写文章“把英国政府拉下马”,他自己呢,“我不能在上流文坛混一口饭吃,只好把自己的小小才能附属于这位朋友的凄凉可怜的命运。这时,我们的工作就是写文章鼓吹造反。”英国政府因担心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法国人的入侵,对言论有所管控,兰姆的不少朋友受到牵连,或莫名受审,或短期下狱,兰姆本人则因一首指名道姓讽刺权贵的诗歌,导致一家报纸关闭。——总之,尽管颇难想象,兰姆当时的表现,倒还无愧于一位“以批评为业”的知识分子。

一件足以登上社会版头条的惊天变故,改变了兰姆随后的一切。兰姆21岁时,年长兰姆10岁的姐姐玛丽·兰姆,因“日夜操劳赶做针线活贴补家用”,疯病发作,持刀砍死了母亲。关于这件家门惨祸,兰姆在致友人柯勒律治的信中有过描述,其间种种身心惨状,几不忍复述。下文是,为了避免姐姐因忤逆罪受到司法指控,或永久囚禁于精神病院,兰姆在法庭上作出了一个担保:终身保护姐姐;一旦姐姐的病情有复发迹象,他保证立刻把姐姐带到某个指定机构去复查。——这种情况出现过,有人描述过兰姆搀着姐姐,两人一边啼哭、一边前往医院的凄婉场景。

兰姆本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始终健康的,姐姐的疯病多半具有家族遗传属性。兰姆曾因失恋而精神失常,在疯人院里住了六周,方得复原。有位著名藏书家,在藏品里无意发现一封兰姆向某女伶求爱的信,但他无法证明兰姆寄出了信。总之,兰姆向往爱情,还自称喜欢某些女演员,但在作出保卫姐姐的承诺之后,他永久搁置了自己的自然追求,心甘情愿地与姐姐厮守一生。用评论家沃尔特·佩特的说法,兰姆的承诺“藏着某种古希腊悲剧里才有的可怕的家庭惨祸、壮丽的英雄行为和忠诚的献身精神”。这位在文章里显得那么柔弱、俏皮的文人,内心的隐忍及道德辉光,唯青铜可比。

兰姆超凡的道德感非我辈可以蠡测,但试着进入他的世界,他随后的选择也就不难索解了。为了“亲爱的姐姐”,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安危出现丝毫意外:如果得到政府额外关照,姐姐玛丽就将在糟糕透顶的精神病院受苦一生。如此,“造反”文字不宜再写了,他必须保护自己的饭碗,学会量入为出、斤斤计较地过日子。尽管内心充满反感,他还是在东印度公司一间狭窄的会计账房里操劳了大半生。这项职业的突出特征是乏味,突出优势是牢靠。为了姐姐,兰姆必须在乎这份“牢靠”,忍受那份“乏味”。——他在致诗人华兹华斯的信里写道:“三十六年来,我为那些庸人们干活,可是我的脖子始终不肯向那个轭套屈服。你不知道,一天一天,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整个黄金时间,我不能休息,不能间断,像被关禁闭似的只能在那四堵墙里呼吸,得不到一点安慰,这叫人多么烦闷!”但他的对策不过是,“慢慢安下心来,正像野兽经过顽强挣扎终于安于囚笼生活一样”。他多次哀叹,账房里那些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足足有一百部对开本之多”的厚重大账簿,才是他“真正的‘全集’”。据说,兰姆发明过一种复式记账法。

我所谓“兰姆是一名被部分剥夺了批评权的公民”,原因在此:对姐姐的绝对责任,迫使他约束自己的言行,谨小慎微,安全至上。这点发现当然谈不上新意,前贤极少从该角度入手,并非对它缺少洞察,他们只是不以为憾而已。兰姆随笔的成就太高了,后人甚至庆幸兰姆的弃取选择。世间缺少一位名叫兰姆的知识分子,有甚打紧?但失去“伊利亚随笔”,英国(甚至世界)随笔的半壁江山将为之坍塌。

沃尔特·佩特就持这种见解,他写道:“许多与兰姆同时代的著名英国作家都曾经纠缠在那些实际的——宗教的,道德的,政治的——概念中去,而这些概念自那时以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业已化为永世不变的普通思想;……那些曾为传播它们而耗去如许精力的人们的作品,对于后世也就失去了一部分在当代所起过的作用。……反不如另外一些作家——他们似乎并不怎么参与当代的重大事件,对那些大事并不怎么关心,甚至还可能有点儿漠然视之。”另一些作家,即以兰姆为代表。

弟弟与姐姐关系美好,并不鲜见,但两人像老伴儿那样在一栋屋里相处一生(直到兰姆于59岁时猝然去世),期间还共同领养一个孩子,实难想象,而兰姆却把它写得清新自如,感人至深,仿佛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姐姐玛丽也是兰姆随笔里的重要人物,兰姆给她另拟了一个身份和名字:堂姐勃莉吉特。当年通过《伦敦杂志》阅读“伊利亚”的读者,并不知道那件家庭凶案,他们从“伊利亚”笔下也得不到丝毫暗示——伍尔芙说过:“不管他们(指蒙田和兰姆)如何亲切随便,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保守秘密的事情仍然不会向我们讲出来的。”——兰姆总是缕述自己从堂姐那儿得到的种种恩惠:堂姐长期照料“伊利亚”的生活,两人共用一张桌子,结伴旅行,合计家里的用度,需要添置什么、搁置什么,总是一起商量。虽然阅读趣味不同,但也经常讨论。有时,两人一起打牌,听任“小瓦壶在炉子上嘶嘶沸腾”,而“壶里煮着温性的止痛剂,牌一打完,勃莉吉特就要把药给我搽在脚上”。但兰姆当时想的是:

让它只管在壶里起泡翻花吧,反正我也不怎么乐意使用它。我只想跟勃莉吉特在一起打牌——一直,永远地打下去。

由于“两个人的脾气都有点儿自以为是”,兰姆有一次写道:

我注意到,我们凡有争论,几乎一律都是如此结束:关于事实、日期、细节方面的问题,争论结果总是我对、堂姐错。可是,每逢在道德要旨、事情该办不该办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不管争论多么激烈,也不管我一上来如何信心坚定,到末了,我总是一定要被拉到她那思想轨道上去的。

兰姆接着写道:“勃莉吉特,我说过,大约比我大十岁的样子。我希望把我们的余年加在一起,由两人平分、共同享受——这,自然不可能。”——的确不可能,兰姆去世后,“勃莉吉特”又活了十多年。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余年的,兰姆辛苦积攒的钱财及若干印度债券,想必能使“堂姐”的晚年不至太过窘迫。我还读过她与兰姆合著的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以及据信出自她手笔的随笔,虽然与弟弟不成比较,但也卓然成家。

兰姆利用业余时间悠哉游哉写他的俏皮随笔之余,如果还想对某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略抒己见,他会怎么做呢?

的确,会有这种时候,兰姆也有足够的手段。“路见不平一声吼”固然危险,“一声叹”、“一声吟”则未必不可。毕竟,随着拿破仑法国的失败,英国的政治生态已重归正常,兰姆也不必处处小心了。

有一种迷人的作家型学者,即身为学者,愿意承担作家的风险、分享文体家的光荣,兰姆的前辈、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就是著例。兰姆反之,尽管很多研究者都提到兰姆优秀的学者素养,尤其是关于莎士比亚研究,但他本人刻意回避学者的责任。兰姆经常提到自己热爱购书、读书,每每被自己的购书欲望弄得经济困窘,但他又没事找事地强调,自己缺乏思想(“我情愿让自己淹没在别人的思想之中。除了走路,我便读书,我不会坐在那里空想——自有书本替我去想”)。通常,文人还喜欢强调自己与某些伟大人物的精神联系,他们都乐意被人视为学识渊博;只要没有人逼着他露馅,他们决不会故意示弱。兰姆则对当时英国最具世界声誉的一流学者,逐一表示不屑,不幸中靶的包括哲学家大卫·休谟,《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等,同时,他又对某些成就难称卓越的前辈,大表钦敬,频频点赞。假如这算一种坦白,兰姆较难从中获益,而他又不是非要作此坦白的。也许,这是一种安全阀设置,使自己偶尔从事批评时,减轻当权者的警惕,使他们不必对自己如临大敌。毕竟,他承诺终身保护姐姐。

谈论公共话题,兰姆从不进行洋洋洒洒的推理论证(所谓“我不会三论六证”),他擅长迈着小碎步,从人们最柔软的地方轻盈切入。他的语言及口吻气息,使人愿意倾听,愿意与他同哭共笑。他那么有趣,有时又那么滑稽,还那么弱小,对大英帝国又做出了那么大的……琐碎贡献,这足以令当权者泄气,他们很难与兰姆作对,除非甘冒“铁石心肠”的指责。

1818年,伦敦成立了“行乞禁止协会”,告诫市民“仁慈滥用,即成坏事”。该会还“每年发表公报,夸耀自己揭穿了多少乞丐的骗局。英国下议院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行乞者采取严格措施”。兰姆心系底层的良知被深深触动了,他为此撰写了《关于京城内乞丐减少一事之我见》,鲜明地表达异议。

兰姆的批评确实另类,与我们习见的知识分子批评迥然不同。他不会提及那些一不小心就流于空疏的概念,如“公正”、“平等”、“社会正义”,他连“人性”一词都懒得使用,他擅长用半是诚挚、半是插科打诨的奇妙风格,结合生动场景,使自己的主张在人性和道德层面立于不败之地,迫使那些高举“消除当代弊患的赫拉克勒斯巨棒”的社会改革家,心生愧意。

兰姆声称:“乞丐,代表着济贫救困的最古老、最体面的方式。……他们虽然哀哀无告,自有一种庄严神气,正像一丝不挂的人,比起身穿仆从制服的人来,更接近于真正的人。”他表示:

假如我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位无牵无挂的自由绅士的话;我既不愿做阔人家里的仆从,也不愿做一个听人指挥的小军官,更不愿做一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而出于我这豁达大度、脾味不俗的禀性,我倒宁肯做一个乞丐。

针对那则“仁慈滥用,即成坏事”的官方告诫,兰姆指出:“关于要饭能发大财的种种传说,总有一半(我这样认为)是出于吝啬鬼的诽谤。”他例举了很多动人事例,读者自然想到,只有心思敏感且极富同情心的作家,才会如此举例。兰姆建议道:“看官,不要让那些冷酷无情的字眼儿,什么‘欺骗’呀,‘冒充’呀,把你吓住——施舍就施舍,什么也别问。……即使那一副苦相是装出来的,也不要心如铁石、一毛不拔。你就破一回财吧。……何必为了省一个小铜板去刨根问底,把那不愉快的事实真相翻腾出来。相信他的话吧,没有错儿。”

读者会相信伊利亚;官府虽未受到过于唐突的冒犯,却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奚落,而兰姆全身而退,继续陪姐姐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