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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李大兴/文

一

今年是北京大学120年校庆，也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纪念。事实上，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就是作为戊戌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成立的。短命的百日维新失败后，其他变法措施都被废除，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京师大学堂8月19日开学，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是学堂并没有受到影响，倒是因为八国联军进京中断两年，1902年12月17日恢复开学。这一天从此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庆，北大如今的校庆日5月4日则是1951年改定的。

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述，一般都是主张变法、拥护光绪的一派对垒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一派，阵营与政见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京都大学堂在变法失败后得以存活，个中原因当然不简单，多少也从侧面说明真实的历史过程往往并不那么黑白分明。主要原因大概是京师大学堂并非康梁首先倡议，而且办学是慈禧太后一般会支持的事。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发展早期与孙家鼐密切相关，他是1859年状元出身的老臣，为人圆润，相对温和中立，虽然是帝师，却也为慈禧太后所重，没有过深卷入帝党与后党之争。历史上每当变局时，往往是越极端的人物越有影响，遮蔽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物。在戊戌变法中，康梁正是如此，六君子更是以他们的鲜血名垂青史。虽然也主张变法，但是不那么激进的大臣如孙家鼐在历史上就不大被重视。

孙家鼐虽然是光绪的老师，但是恩宠不如翁同龢。甲午战争时他极力反战，更接近李鸿章等洋务派而不是主战的清流。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直接刺激了变法维新的风潮，康有为因强学会而名满天下。孙家鼐是强学会的核心后台之一，强学会被禁之后又主办官书局，进而主张办学，被任命为首任管学大臣。设立之初的京师大学堂并不仅仅是一家学校，而是兼具古代太学和近现代教育部的功能。在通向戊戌变法的三年岁月里，他其实是一个重要人物。

然而他反对康有为托孔子之名改革制度，这既是出于政见不同，更是学术思想上的南辕北辙。源自今文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考》虽然在坊间影响巨大，但托古改制本是挂羊头卖狗肉，不乏牵强附会之处，孙家鼐这样的正统学者难免不视之为野狐禅。

由于与康有为主张不同，也由于谨慎低调，孙家鼐在政变后未受整肃。不过他也未因此改换门庭，慈禧禁光绪于瀛台后，欲行废立之事，孙家鼐坚表异议，称病辞官返乡。庚子之变慈禧携光绪匆忙逃往西安，原先想倚仗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赶走洋人的保守派被处决或贬黜，孙家鼐被起复任礼部尚书，后任大学士直到去世，晚年兼学务大臣并曾起草立宪。

观其生涯，孙家鼐本正宗清流，接近洋务派，虽然李鸿章曾经讥刺他不了解西学，他却是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还在一般人熟知的张之洞《劝学篇》之前。与翁同龢相比，他更开放一些，热心于兴实业、办教育。他的一生的政治光谱颇难说清，和哪拨都沾边但又都不多沾，却也就此成为政坛常青树。

他直接参与变法，却不支持康梁一派。这一点是令人深思的：维新固然死于慈禧发动的政变，不过内少重臣元老支持，外无封疆大吏拥戴，才是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

二

3月31日是陈旭麓先生百岁诞辰，在那一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人里，像陈先生这样经常被人提起，对后学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者很少见，更多囿于所处的时代，呈现出相当的局限性，包括先父李新。陈先生其实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从来无意进行理论构筑，然而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破此前几十年的窠臼，呈现了同代人中大概最富于新意的史学观。

陈先生晚年的另一大成就是培育了一大批弟子，其中著述最受称道的当属茅海建教授。茅海建教授早年的《天朝的崩溃》被公认为近数十年来最出色的鸦片战争研究，进入本世纪后，他转而研究戊戌变法，已经出版了四本专著，其中最新一本《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我早就知道张之洞档案的存在，因为捐赠者张之洞的曾孙张遵骝先生是我少年时的启蒙人。张先生早年入北大哲学系，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就在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转入复旦，1953年被范文澜调入近代史研究所撰写中国通史中有关佛教部分。张之洞档案是张先生到北京后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份厚礼，如今没有留下记录表明张先生曾对档案中的来往信件做过研究，大约术业专攻不同，未及于此吧。茅海建教授下大功夫从中钩沉戊戌变法的另一幅图景，想来张先生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深感欣慰吧。另一位著名历史学者张鸣教授曾经说茅海建是当今阅读档案最勤奋的学者，信哉此言。

我虽然久闻茅海建大名，却几十年缘悭一面。久居海外又早已不在史学界，他的著作与文章读得不多，然每读一篇，皆有所得。戊戌变法的叙事，一直主要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但是他们流亡日本以后一直从事政治活动，所写文章有现实目的性，并非为留下信史，虽然动机可以理解，但是不免谬种流传。戊戌变法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康梁记载的考据，其中的夸大其词甚至不实之处，学者多有指摘。时局事过境迁，即使未被遗忘，也难以复现。文章却是白纸黑字，千古任人评说。梁任公一世英名，其《戊戌政变记》影响极大，但也备受质疑。就连书中披露的谭嗣同绝命诗《狱中题壁》有无篡改也成了一大公案：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诗最后一句意思多少费解，梁任公说是“两昆仑”指康有为和侠客大刀王五，略感勉强，倒是坊间由此杜撰出不少故事。台湾学者黄彰健在清末小说《绣像康梁演义》中发现了另一版本，并称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临刑前所吟两首诗之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按照这一版本，谭嗣同坦承欲行兵变，这一“公罪”留待后人论定，从内容看更符合其激进主张。黄彰健认为这个版本是谭嗣同的原作，梁启超出于保护目的而加以改动。

《戊戌政变记》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初匆匆写就发表的，政变后光绪确实有着被废的危险，因此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而改动谭嗣同的诗句这一推断是成立的。不过，人民大学教授孔祥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发现了在光绪年间任职刑部的唐烜日记《留庵日钞》，作者在1898年10月的一则日记里抄录了这首诗，版本和梁启超的版本大同小异。

《留庵日钞》详细记述了戊戌六君子死难的一些情景，作者并不是维新派，但是对他们十分同情。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和唐烜是同事，在刑部任职多年，平素沉默寡言，此时对不经审讯就杀人高声抗辩。康广仁死罪在于他是康有为的弟弟，闻讯呆若木鸡。最令人钦佩的自然是谭嗣同，他“怒冲冠发”，慷慨就义。

历朝历代，诛杀皇帝近臣之事每每发生，但一般还是要宣告罪名，遵制度，走程序的，像这样慈禧太后一道懿旨就押到菜市口斩立决的情形十分罕见。

慈禧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康梁和谭嗣同要发动兵变废黜她，因此慈禧才要立即处决他们。六君子从而成为英雄，虽然当时菜市口的围观者大约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差不多。

六君子中，谭嗣同无疑是早就有不成功则成仁的心理准备。他的思想和谋划都是最激进的，并愿以身殉，自是英雄所为。然而历史上英雄与悲剧往往是同义语，百日维新何以如此惨烈收场？这是后来人已经讨论了百余年的一个问题，并无一定的答案。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陈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以为，第一是由于帝党与后党的对立，第二是因为守旧势力的攻击。即使从这个最早的说法也可以看出，后党并不等同于守旧势力。帝党与后党之争，早已隐隐成型，光绪亲政后日益明显。康梁和谭嗣同等人骤得光绪重用，就急于辅佐皇帝夺取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十分凶险的道路。

慈禧权力欲极强，对威胁她的权势或者引起她猜忌的人从不留情。另一方面，她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自己的主张，对外部世界的见识也很有限，更多是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见机行事，是否对自己有利是她唯一的判断标准。

甲午战争失败的耻辱，极大地刺激了变法图强的机运，一代青年才俊在短短两三年里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的引领者与弄潮儿。满朝文武官员中，意识到变革必要性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慈禧太后开始也是乐见其成的态度。她很习惯下面的臣子分成几个派别，互相制约，甚至互相攻讦，而她高高在上，做最后仲裁者。这本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自古以来中外常见的权术模式之一而已。

然而谭嗣同确是一个不谙政治权术的理想主义者，他在《仁学》里鼓吹民本思想、看轻君主，言辞之间，已有在当时大逆不道的满清批判，以至于梁启超在他身后连载发表此书时都不敢刊出。在现实中，他认定慈禧是变革的障碍，策划以兵变除之，然而欲速则不达，不仅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变法运动由此顿挫。康梁流亡日本后，极力否认曾经策划兵变，历数十年而不改口。如今此事的存在大约已无异议，面对慈禧谕旨中的谋反罪，谭嗣同从容赴死。“留将公罪后人论”是否真是他的绝笔目前待考，但确实更合乎他临终前心境。所谓“公罪”即谋反大罪，

谭嗣同当时坦然，既是显示对历史公正的自信，或许也折射出他内心深处救中国的决心，至于是否大清并不重要。

三

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研究也是从传统角度入手，曾经有专著辨析康有为的《我史》，通过张之洞档案，它提供了看戊戌变法的一个新视角，或者说拓宽了视野，不再聚焦于那些久已备受关注的人与事，而是从一个更为广袤的角度勾勒另一种场景。

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在戊戌之前已是全国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者，慈禧政变后被撤职。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变法主张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个是陈宝箴“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一个是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

陈宝箴和康有为不仅源头不同，主张也要温和得多。他更接近张之洞，而且两人私交颇笃，联系频仍。陈宝箴曾经于1883年浙江按察使任上被劾免职，张之洞1886年任两广总督后保举他去广东任职。

陈宝箴青年时亲眼目睹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熊熊大火，中年效力于曾国藩麾下与太平天国作战，之后历任地方官，堪称久经患乱，深知民情。他出任湖南巡抚之后，种种变革举措，针对时弊，不尚空谈。张之洞位高权重，又有入相之志，自然相对谨慎，然而茅海建教授据徐世昌日记认定，张早在1897年就有废除科举之意，明言“不思变计，中国断无振兴之机”。

张之洞十分清楚需要能够运用西学的“经济之才”，在变法图强这一点上与康梁并无二致。但是他对康有为学说及其本人深恶痛绝，茅海建教授的张之洞档案研究十分翔实地考察了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对康有为一派迅速崛起的抵触与对策。在这个过程中，陈宝箴一直是张之洞的支持者并且参与其中。戊戌变法中，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曾严辞参劾陈宝箴。然而慈禧在政变后误信陈宝箴保举康有为之说，把他撤职。由此康梁转引陈宝箴为同道，世人也多半认他为维新党了，然而他与其子陈三立此后隐居，并未参与康梁一派的活动，梁启超因而在诗中称陈三立为“神州袖手人”。

比陈宝箴更冤枉的是杨锐，不仅被认为是康党，还因此被杀头，也成为六君子之一。他本是张之洞的门生，而且据张之洞档案，他一直在京为老师收集朝廷动向。张之洞本是探花翰林，清流名臣，并无赫赫军功，却能华丽转身，屡任封疆，自是有其过人的政治能力，其中之一是他对情报的重视。在信息极不发达，电报刚出现还很昂贵的年代，他就利用遍布各地的亲朋门生，建立了一个覆盖相当全面的情报网。

由于出身清流的背景，虽然在掌握一方实权后推行办实业、建警察等新政，隐隐成为洋务派继李鸿章之后的领袖人物，张之洞的思想底色仍是儒家正统，又有相当深厚的学养，视康有为把公羊学和西方思想拼凑在一起的体系为左道旁门也就很自然。

张之洞一生谨慎，避免卷入派系之争，这是他仕途顺遂，长年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就难以在动荡之世有大作为。清末政坛光谱错综复杂，存在清流与洋务派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然而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际关系的分合一直处于流动的状态，所以尤其需要呈现细节，具体分析。

甲午战前，清流对洋务派诸多不满，首班翁同龢与李鸿章积不相能。前者主战，占据道德上风；后者主和，虽务实但不得人心。马关条约的签订，更让李鸿章背负骂名，被投置闲散。但是洋务运动并未因此顿挫，变革的迫切性反而成为共识，在这种氛围中，光绪和翁同龢主张并企图通过急进改革主导政局，康有为得到赏识并被破格提拔。慈禧曾经表示并不反对改革，但是她在1887年光绪亲政后一直参与操纵朝政，与光绪之间的张力日益增加在所难免。甲午之后，李鸿章暂时失势，闲散整整十年的恭亲王复出，其作用之一就是遏制翁同龢。

此时慈禧太后掌控朝政已三十多年，权威极重，满朝文武大多出自她的提拔。他们未必膺服老佛爷，也可能同意皇上早已成年，应该当家，但恐怕连翁同龢都不敢想直接挑战慈禧的权威，更遑论采取非常手段了。光绪对慈禧从完全服从到暗中较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二者关系本是君王家事，外臣大多回避唯恐不及。张之洞正是如此，他的谨慎中立，既是为自保也是恪守为臣之道。因为对京中情况有第一手了解，他对康有为一派急于求成的做法深为警惕与反感，而局势的发展却又是他完全无能为力的。

恭亲王最后几年不复当年锐气，乏善可陈，以至于他戊戌年四月的去世后人都不大留意。然而在1898年这可是一件大事，揭开了政局波澜的序幕。恭亲王在世时与翁同龢意见不一，反对康有为提出效仿明治维新，他死后不到两周，光绪下诏变法，几天之后翁同龢却被开缺回籍，黯然离京。一般认为，此事乃慈禧所为，她不防变法，但时刻提防夺权，因此要除去朝中他人难以抗衡的翁同龢。大约在慈禧眼中，翁同龢是唯一的危险存在，康有为对于她当时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然而她始料所不及的，光绪在失去师父后转而拔擢一批少壮派，越发不可收拾。

在恭亲王去世前不久，张之洞曾被召进京，当时便被推测将有大用，然而途中遇到湖北沙市码头一把大火，烧出一个外交事件，光绪下诏让他回省处理，进京任职的事就此不了了之。可以想象，他如果入阁多半将取代恭亲王成为制约翁同龢的主角，而他半途返回，也很可能有翁同龢的影响在其中。据说张之洞接到上谕著他进京时非常不安，后来发生的事情多少也证明了他的先见。

茅海建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张之洞世情练达，见识清醒，心机深沉。他对当时的局面与问题，需要变革的几个层次都有很冷静的了解，并且有清晰的，在他看来合理而温和的路线图。然而在巨变的时代，渐进改革或者注定是一厢情愿。在1898年秋天，张之洞伫望北方，变法的失败大约让他很郁结：多年以后杨锐的死仍让他深感痛心，陈宝箴遭严谴是他阵营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重掌政权的慈禧太后由于戊戌变法得到了洋人支持，转而保守排外，甚至异想天开，利用自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与列强作战，最终以八国联军入侵收场。张之洞也好，李鸿章也好，洋务派在这段时期慑于慈禧的权威，但求自保，无所能为。

危机与不满普遍被感到时，充满热情的激进主张总是比那些中道乏味的方案更加鼓舞人心，但也因此必然遭遇更加强大的抵制乃至于扼杀，两极分化、对抗与斗争最后往往发展成极端事变。戊戌变法的失败意味着社会共识的丧失，不仅是康梁一派的失败。取代康梁一派的是革命党，他们更激进，也就在民间得到更多的支持。然而康梁一派何尝不激进？他们因为言辞激进而获得影响，但也因此和急于求成而在朝庭内部未能得到广泛与有力的支持。

历史在当事人眼中和事后回过头去看风景与重要性往往是完全不同的，政变发生后，令人震惊的是慈禧重新训政，杀几个军机章京这样的中等官员只是一个次要事件而已。然而随着时间，死者的血风化成一个时代的符号。据说是谭嗣同临死前的壮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变成历史的记忆，而同时代曾经很重要的人与事或者成为脚注，或者湮没在帝国夕阳的血色中。

四

追溯历史本来就该有多种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应有之义，而且只有既看到岭又看到峰才会接近真容。我想这也是茅海建教授大作的意图所在吧。

我由此而知道张之洞与陈宝箴不仅渊源很深，而且合作无间。大约两家后人因此而交往，陈寅恪先生在张遵骝先生结婚时写贺诗，后来又彻夜长谈并且赠了四首诗。蒋天枢先生整理出版陈寅恪著作时，凡在北京有事就请张先生帮忙，大约也和张陈两家的世交有关。

尤其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书中提及母亲的曾祖父于荫霖。原先我以为他和张之洞并无很深关系，于荫霖是倭仁弟子，理学出身，与洋务派政见应有所不同；再说督抚同城，关系不好的很多。然而于荫霖是得张之洞大力保荐才升任湖北巡抚的，深受信任也在很多方面和张之洞一致。所谓清流派、洋务派、保守派等等标签，都是相对而言的，应用到具体人际关系时尤需谨慎。

我少年时记忆之一，就是张遵骝先生和母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一杯清茶，长谈到日影西沉。我有时在旁边听，他们提到的许多人与事我不明白，他们也不告诉我怎么回事，听着听着我便昏昏欲睡了。张先生没有子女，他待我如子，或许也是因为祖上世交吧。

张先生1992年去世，我的家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里经常和他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