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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徐剑梅/文

我的导师、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先生去世22年了。他是西南联大学生，又在北大历史系教了40年书。北大岁月占据了他近三分之二人生，而北大逾三分之一校史上，也留下他的脚步和身影。于今回想，在罗老师身上看到的，是心里面北大的模样。

很多事情，不到一定年龄是不能懂得的。

罗老师擅书法。师姐结婚时，他写了首梁启超的七绝相赠，通篇金戈铁马、慷慨激昂，与喜庆、浪漫、祝福之类与婚姻或爱情有关的概念不仅沾不上边，甚至很不协调。师姐当然珍而重之地马上装裱买框，挂在宿舍墙上显眼的位置，但她私下跟我说，幸亏老师写的是草书，只有题赠的“某某伉俪”几个字容易认，否则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好奇怪好奇怪”——师姐是台湾人，一口琼瑶似台湾腔。

轮到自己，罗老师写的是文天祥《正气歌》结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那会儿刚迈出校门一年有半，看世界看人，都带着一点玫瑰色，私下庆幸音调没有那么铿锵。

很多年后，才慢慢开始咀嚼“古道照颜色”的况味。越想越沉重。沧浪之水，只见浊，不见清。循古道以自照，当然有大完满的结局，但也有一种常见的结果：修身而不能齐家，更谈不上治国平天下，最终报国无门，荒废一生，枉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陈真的小说《沧浪之水》为什么会令人掩卷难忘，就因为它浇中不知多少读书人心中郁结的块垒。

当时的我，一概不懂。等到刻骨铭心地懂了，飞扬的青春也过去了。我已故的导师和健在的师母以及我的中学老师，他们都属于知识分子中典型的“那一代”，也许一生蜗居斗室，但一生都以天下之忧乐为先，其内心之海阔天空，得大自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读书人中，不说仰慕，就连理解的愿望，可能都很少了。

跟随罗老师读书时，他自抒心声、挂在书房门侧墙上的书法，选取的是屈原《离骚》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

写下“报国无门、荒废一生；枉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一些人的境遇，也想到罗老师这一生。

罗老师生于1927年，逝于1996年，活了近70岁。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就读于西南联大和北大，1956年之后一直在北大任教。他从小念书时就高出同学一头，教书后又名列北大历史系四大才子之一，当助教时就开始带研究生，去世时至少在历史学界已可谓名满天下，到了令许多学者仰视的地步。

但是，履历和事主真实的人生往往有太大的距离。光看那些表面的东西，会以为这就是个书生，最高学府名教授，国际知名大学者，没准儿一生都不知人间困苦为何物。而事实是早就有人替他总结过：“五十年代受批判、六十年代受批判、七十年代还是受批判。”罗老师曾经为躲避北大造反派的批斗而东躲西藏，也曾蹲过牛棚，下过干校，就连给工农兵学员热心修改作业，也被当成腐蚀工农兵，引诱他们走白专道路的罪状，为此在大会小会上挨批斗。最难忘的是师母告诉我的一件事：就在他们举行婚礼那一天，罗老师接到家中来信，得知父亲，四川有名的书画家、大地主罗文谟，被新生的革命政权镇压了。罗文谟本来可能在国民党中作大官，因为在北平读书的大儿子写信劝说，没有去台湾，留下来迎接新中国。大喜之日成为大悲之时，蜜月里，罗老师佩戴着黑纱。而黑纱，又成为他后来遭受第一次批判时“有罪”的证据。罗老师真正有条件、有环境，能够一门心思作研究的时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年，而转向现代化研究，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纵然掐指细捻也不足20年！这对讲究厚积薄发的历史学来说，根本谈不上一个长时段。所以，换个人，70岁或许可称长寿；但对罗老师，尤其对罗老师的学术生涯来说，只能称之为早夭，更何况他辞世之际，正值文思泉涌、走笔如飞之时。只须一个细节就可想象罗老师“火山喷发”的程度：去世那年春节，罗老师在系里晚会上发出豪言壮语：一个月写出一篇论文。果然，一月、二月、三月，他每个月都完成了一篇重要论文。四月初他去世后，师母还告诉我，电脑上原本还有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文章，因为电脑故障，这篇文章竟极其不幸地永远消失了。

在去世前不久，罗老师曾经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欲以（所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终于天不假年。如果再给他十年甚至更短时间，他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代大师。他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出灿烂的花朵，他的才华刚刚施展出不及十分之一。偏偏在这将至未至的上坡时候，死神毫无征兆地来临。流星般的猝然殒落，令一切成为空幻。

罗老师的一生，当然早已超越世俗的成功标准，可是却没有来得及达到他应有的高度，实现他心中的抱负。行文至此，心中痛惜，莫可名状。垂翼之鸟，每盼云川巧飞……

二

我们作学生的，都为罗老师未能尽展才华、实现抱负而悲。但罗老师自己呢？我能想象到，如果他有不甘心，那绝不仅仅是为自己；因为他并不是在为自己做学问。

早在读中学和大学时，罗老师就有志于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哲学太虚幻，经济学又太实际，而历史学正好介于二者之间。高中时代，他和朋友创建“四为协会”。“四为”，取自宋代学者张横渠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名字，不仅流露出他的学术志向，也流露出他的政治热情。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罗老师有过牺牲学术兴趣的政治热情。他曾经参加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在街头演说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拳打脚踢；他也曾不告而别，悄悄和进步学生一道跑到东北学习俄语，建国后又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在我们的毕业晚会上，他甚至还能用圆润的男高音完整准确地用俄语唱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引得掌声雷动。对了，在被称作才子的年代，罗老师更为师生熟知的恐怕是他的舞步、歌声和书画素养。

师母说过，如果不是恰巧在1956年调离中苏友好协会，他们夫妻俩铁定会被打成右派。即便有过这么一回“幸运”，罗老师受批判时间也长达20多年。从年龄上说，第一次受批判时，他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文革末期受批判时，已迫近50而知天命之年。大好年华，黄金岁月，全在批判声中捱过。多少知识分子，意气消磨殆尽，连理想的泡沫都不复存在，营营苟苟，了此一生。

那30年里，罗老师的心境又复如何？1975年5月25日，他在给师母的一封信中说：“后半生怎么过？这是近来自己常想的问题。……做一个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人，应该是这后半生努力的方向。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读书，但我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把读的书将来全部又带到棺材里去。这样苟活一生，即使是长命百岁，又有什么意思？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一定要选定自己的目标，不计成败，不计世俗的毁誉……”

罗老师晚年的研究，很多地方都是在趟雷区。从他接二连三发表的文章中，可以鲜明地见到不断突破的轨迹。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到世界现代化进程，再到东亚现代化问题，去世之前，罗老师笔锋已直指中国现代化问题。如今，罗老师辞世22年，他的《现代化新论》第八次签约付梓，足以说明其长久的学术价值。

李慎之先生曾说，在罗老师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初心，沧浪之水不能使其浊，劫波历尽不能使其灭。

三

我有时想，如果罗老师没有在我们学生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也许他至少能够多写出几篇传世文章，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罗老师对学生学业要求之严格，在北大是出了名的。我的五位博士师兄师姐，两位中途退学或转学，三位被推迟答辩。弄得据说就连研究生院都有意见，问罗老师到底想不想带博士生，为何个个不能按期毕业。在此必须说明，能考上罗老师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能按期答辩，也有留学等其他原因。我的众位博士师兄，绝大多数都公认有相当出众的才华。而且他们的用功程度也非一般学生可比。和我同级的硕士师兄，一心问学，才华横溢，对自己非常有自信，也深得罗老师赏识。但跟罗老师念了一个学期后，他自信心动摇，一度竟萌生了卷铺盖回家的念头。跟罗老师念书不轻松，不仅有读不完的长长书单，更主要是似乎永远都不能令他满意，达不到他的期望。越念，越觉得自己差距太大、学识太浅。同级跟随其他导师读研的，谁都不会为毕业发愁；唯独我终日担心论文会被“枪毙”。再也忘不掉写作毕业论文那时候，没少打扰师兄，寝室同学被我唠叨得不胜其烦。那时师门弟子当中，也曾有人发过牢骚，觉得罗老师不食人间烟火，一味地“学术就是学术”，既不考虑像学术界常见的情形，招兵买马，开门立派；也不从实际出发考虑学生毕不了业前途怎办。多年后，有了一些社会阅历，才懂得罗老师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回想当年我们求情时罗老师的叹息，才领悟到，没有让有的弟子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罗老师心里也有过艰难的冲突。

其实，罗老师以待学生严出名，更以爱才出名。他曾为了保住一个弟子的学籍，两次到研究生院亲自交涉；也曾为了一位外地教师有更好的研究环境而再三为他设法。我自己，更是终生蒙受恩惠。翻看当年作业稿纸上罗老师的多处批注，当年只知又佩服又畏惧罗老师眼光锐利、一针见血；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幼稚文章，曾经花费过罗老师多少宝贵的时间。

罗老师带学生，不仅一对一指导弟子、批阅文章、指点选题，还有每周和弟子们的读书讨论，还有每学期给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的课（系里不少年轻教师也来旁听）和他们交的作业报告……这些都是不会体现在他学术成就里的劳动。对罗老师来说，他这些付出值得吗？文革期间，他曾因为给工农兵学员改作业受过批判；他指导的弟子，有很多最终并未走上学术道路，为什么他仍然能够这样毫无芥蒂、不问西东地爱护学生，在学生身上耗费自己的心血？在罗老师心里，这也许从来都是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他不是为自己而做学问。同级师兄在他追念先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燕园二院楼下窄小的房间里，年长的老师带着三五门生青灯黄卷如切如磋，当时似不过尔尔，如今却那样令人神往。”

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只道是寻常。

四

未名湖畔七年，记忆中的校园风气，是崇尚独立思考、个人见解的，最忌人云亦云、盲听盲从。从老师到学生，质疑是一种习惯，老师不以为忤，学生不以为非。做老师的如照本宣科，当学生的如迷信权威，都是一种羞耻。毕业离校后，有一次，一位留校学长用夸张的口气跟我说，导师罗荣渠先生如今被系里学生们“崇拜”。我虽敬重先师，听后却心里不舒服也不以为然。因为这类词汇，实在不像一个北大学生会用的，也不会是先师所愿意听到的。

跟随罗老师读书时，几乎每周都有讨论会。有时是指定一本书，轮流谈读书心得；有时是他新写的文章，每个学生都要发表意见。我本科毕业直接读研，见识水平与已有数年甚至十余年工作和研究经历的师兄们不能比。但罗老师对每个学生的意见都非常注意倾听并且认真思考。在一对一指导时，罗老师总是尖锐指出我文章的各种缺点；但在讨论他自己的文章时，不记得他批评过任何弟子浅薄幼稚。师生之间不仅坦诚，而且平等。我在发表意见时从未有顾虑和压力，因此养成心里想什么，就往往忘记对方身份甚至场合，直言不讳的习惯。

严格说来，养成这个一生既受惠又吃亏的习惯，不全是拜罗老师之赐，也不全是个性使然，而要感激二院和燕园给予的精神空间。北大历史系向有爱护学生的传统。出入二院七年，我所接触的历史系老师，对待学生全都那么温和宽厚、笑语可亲。相比较而言，罗老师很可能已经算得上“望之俨然”了。实际上，考研那一年，罗老师已有非常中意的弟子人选，除了考试分数，个人才华、英语能力和向学热诚等各方面皆远胜于我。罗老师对我并无了解，系里也向来尊重教授决定，以才华而非分数定谳。如果不是林被甸老师和何芳川老师古道热肠，主动向罗老师推荐，最终增加了一个名额，我的求学和生活道路，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于今回思罗老师和历史系各位师长的恩泽，不仅有深藏在心的感激，还另有一种以前忽略的体悟。固然，北大给予学生的“形而上”精神空间乃是蔡元培先生缔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自五四运动以来薪火相传、且与司徒雷登择定的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相契合融合的家国天下情怀。两者共同构成一种特殊的北大底色。在这样的精神空间里，可以说每个北大学子，即便是钱理群先生所批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四年下来，总会在某个时刻、某种程度上受到非功利的熏陶和感召。当然不论哪个年代，北大教授都需食人间烟火，北大学生也决非个个理想主义，但相对而言，北大人心头那一点热血特别难以冷却，变凉之后也特别容易升温。北大一向容易出不合时宜、特立独行的人。不管培养了多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未名湖仍然是理想主义者的海洋。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空间，容易让人忽略另一面，那就是北大也同样注重给予学生“形而下”的正规学术训练，努力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鼓励的发散性思维、所纵容的散漫张扬个性，收拢在求真求实的轨道。对这种学养，最好的概括可能是当年大饭厅（百年纪念讲堂旧址）旁镌刻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这四个词遍布中国各地中学和大学校园，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以致于并没有被天天路过的我们特别关注。至少我，在校七年，似乎就没想到在它旁边留张影作为纪念。但仔细琢磨，它们排序很有讲究。勤奋，是学生的本分；严谨，是治学的态度；求实，是作人作学问的准则；创新，当然是更高的要求和方向。没有前面六个字作基础，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至今记得当年轶事：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时，老师总会兜头泼盆冷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历史系老师则会向学生们强调，板凳须坐三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历史研究需要学会坐冷板凳，历史学家都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

文史不分家，传统其实相似——严谨、求实。北大历史系注重于训练学生有板有眼、小心翼翼地梳理史实、辨析真伪，要求论文立论严谨、逻辑严密、功底扎实，史料确凿。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梁效”在我念书期间，是历史系的耻辱，影射史学臭名昭著。或许因为这段阴影，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是格外招人厌恶的。顺便补充一句，这句话非胡适之先生所言，而是后人断章取义附会。

我是罗老师学生中受过很深恩惠却没有什么出息的一个。我自幼好读诗歌小说，形象思维多于逻辑思维，常把虚构与真实相混淆。记得中国通史课上，老师讲乾嘉学派，轻狂无知的我在下面腹诽，觉得他们考证之琐屑繁碎，和欧洲中世纪神学家考证一根针尖上站了几个天使没什么区别。念大三时，自选作了一篇尼加拉瓜游击队领导人桑地诺的论文，把桑地诺渲染想象成富有忧郁和浪漫气质的英雄，甚至大段引用诗歌。王红生老师只给了七十多分，当时心里还不服气。

现在回头想，半点皮毛没有就敢夸夸其谈，文学史学混淆不清，根本就该得不及格。年龄既长，看的世事和文字越多，越意识到不关心事实本来面目和具体情境或者一知半解就夸夸其谈的作派，多么令人反感和具有危害性；越感恩未名湖畔的七年，感恩历史系水滴顽石的传承。而众位师长中，从学问到人格，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罗老师，特别是求索事实、比较分析的思考方法，受益终生。格局要大，但笔头要细，最要紧的，还在于真。

在我心里，比学术成就更可敬重的是，罗老师的史学探索和创新，始终出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具有坚牢缜密的史实基础，使他贯穿西东的宏大眼光具有结实的立足之地。我从不以为罗老师是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而老师自己应也未作此想。他曾在再版前让我校对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一书自序中写道：“（书中）论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倒，但只要这些论证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态度得到肯定，严谨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引起重视，这些探索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

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百廿年来，这样静水深流的言传身教，一直发生在北大师生之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空间，从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依靠这样一些老师的承载。他们是真正的北大模样。

这些年来，北大和离开北大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快速变迁的年代。大饭厅和大草坪、柿子林和苹果花，乃至当年宿舍楼和澡堂，一一渐次消失，历史系亦离开二院迁往新居。每次回到学校，似都冒出新楼房。同学间难免惋惜，绘画需要留白，校园需要空地。空地、草坪，本是北大精神空间的另一种依托。

虽如此，蔡元培先生雕像还在，未名湖柔波沉静如昔。并不相信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因为看得到我们这一代的短板，看得到北大一直有很多埋头真实学问的老师，也一直有很多眼光超越精致利己的学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和远方。希冀、相信、也不时看见，真正的北大，在众口喧腾中，仍然真实地、严肃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