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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俳句里的审美意象

李冬君2018-06-06 14:45

俳皆咏物,不外花月。芜村大雅,一茶大俗,芭蕉翁的寂味,兼而有之。

【文化好东西】

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又叫织丰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朝末期。织田信张和丰臣秀吉是从战国群雄中脱颖而出的霸者,他们的统治为日本文化本土化的复兴带来了契机,这一时期,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俳句诗人。

俳句是产生于日本本土的诗歌,也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歌。安土桃山末期,流行以松尾芭蕉为代表的“闲寂美”。

松尾芭蕉在其《笈之小文》中言道:西行的和歌,宗祗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不同的艺术含有相同的“花月”之心。他虽然没说“吾道一以贯之”,而是把审美的共识——自然的“花月”作为“贯道之物”。从形式到内容、从方法论到认识论都是日本式的。他们知道孔子,但比孔子更纯粹,更具有平常心和柔软性。

他们“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花月”成为文明的标志,“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无月,类于鸟兽。”孟子说,人无四端之心,类于禽兽。但仁义礼智,还是伦理范畴,人活在伦理里,终究是纠结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标准也是不确定的,难以把握的。而“花月”则恒定,可供认知、参悟以及审美,最关键的是,“花月”给诗人提供了一片闲寂美的土壤。

松尾芭蕉:看花赏月皆“无常”

被日本人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对日本俳句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芭蕉常怀“花月”,仆仆于途,引来莫名的悲凄,叹“抛红尘,念无常,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旅行时写道:“秋暮时分,一路无行人。”只有他,一衰翁,抱病独行天地间,“山川草木悉无常”,作俳句以辞世:“旅途又卧病,梦绕荒野行。”

诗人留下的最著名的俳句《古池》,正是对“无常”的感发,也为“闲寂美”的绝唱。“闲寂古池旁,蛙入水中央,悄然一声响。”其中“蛙跃古池”这一句,在几乎凝冻的时间和空间里,一个存在之蛙突然跃起,人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要听那“扑通一声响”,瞬间之后复归于寂。对于人生来说,何尝不是如古池畔的青蛙,一声响后便万古寂寥,既有无常感的幻灭,也有恒常的笃定。用芭蕉的“俳眼”来看,诗的启迪,就是要抓住突如其来的刹那之“响”,体会永恒之“寂”。“古池”,也是历史的存在,“青蛙”便是当下的存在,一静一动,互为烘托,闲寂与无常皆在美中获得永恒。

“俳圣”弥留之际,门人向他求索辞世绝句,他答道:“古池句乃我风之滥觞,可以此作为辞世句也。”其实,他还有另一名句:“一片闲寂中,蝉声透山岩。”绝矣!山岩如古池,岿然不动已千万年,不啻为永恒之象征。而蝉鸣短暂,其声悠悠,却可以透过山岩。与不动之山岩相比,他更为短暂的蝉声而感动。蝉鸣在幽寂的山谷里,不仅予悲凉的旅心以慰藉,而且予“存在之思”以启迪,唤醒了他的时间意识。个人之于宇宙,英雄之于历史,能如蝉鸣,启人之“思”,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他以此俳句赞美“无常”。

关于蝉,他还写了另一首俳句,名为“无常迅速”,诗云:“知了在叫,不知死期快到。”蝉不畏死,越是死到临头,就越叫得欢。蝉作为生物的存在,也许另有其我们所不知的基因学意义,可对于人而言,生的意义难道不就是为了叫这几声吗?这几声,合辙押韵,进入了“诗”,还启人“思”,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芭蕉是行吟的俳人,是孤寂的禅僧,也是天命的乞者,他有一首诗,以“布袋和尚”为题,向“造化”乞讨“花月”:“求施舍,袋里之花和月。”诗中赞颂的虽然是中国的布袋和尚,其实说的正是他自己的心迹。东方文化对于生死的释怀,似乎只有在禅佛里才能看到“无常”的闲寂美。

俳人的心思是极为纤细敏感的,芭蕉尤甚。春天刚到,他就叹“春江归”,他要去“追春到和歌浦”,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跃然诗里。春机盎然,正是鸢飞鱼跃之时,可俳人看来,春天哪会有耐心,很快就要归去,鸟和鱼同他一样,莫名悲哀起来,俳人凡见物都会思“哀”立言,道出了日本文化特有的“物哀”情愫,故有“鸟啼鱼落泪”。在汉诗里,“鸟啼”不足为奇,“鱼落泪”却罕见,故为奇句。

春雨也带着春愁来了,“屋顶漏春雨,顺着蜂巢点点滴。”芭蕉在草庵里,闻听春雨漏滴声,一点一滴敲心扉,心也为之而漏。然而,春天并非总是苦雨,也有晴日,还有黄鹂云雀在眼前心头飞鸣,“声声啭”、“听来刚在翠柳后,又在竹林前”。俳人很珍惜这份有限的游戏,无常的意义,就在于这有限的自由。行走在荒野里,云雀一鸣,他便“自由自在一心轻”。

走进村舍,燕子飞来飞去,俳人灵眸一瞥,见“群燕低飞,碎泥落酒杯”。人去楼空,留下一只酒杯,群燕绕飞。主人已离去,还是故去?当年饮者今安在?“蝴蝶哟,蝴蝶,请问何为唐土俳谐?”他问蝴蝶,你是庄周之魂吗?“你哟蝴蝶,我哟庄子,梦。”白天见无常,夜晚无常扮作蝴蝶入梦来。他以庄子自居,以蝴蝶自喻,“无香杂草里,好奇蝴蝶不忍离去。”此蝶不恋花却爱草,尤爱杂草,此为芭蕉的孤独之“寂”。

他也恋梅,但他的梅要开在草丛里。告别友人时,他赠言:“莫忘记,梅花开在草丛里。”他不说梅花傲雪,也不说梅花暗香,因为草里梅花虽孤独却不自视,那就自安自在吧。“无人探春来,镜里梅自开。”这里的镜里之梅,无论是铸入铜镜的梅纹,还是映在镜中的梅影,都有梅的孤独自在。“俳圣”的感觉似乎总在季节之前,刚过夏至,他又开始想念秋天了。秋的含义很多,最重要的是美,有生的成熟之美,也有死的凋零之美,仍然离不开无常,也离不开绵绵的雨。“梅雨声不断,耳朵也发酸。”这样天然的诗句,就像造化本身。梅雨一来,春花都谢了,可还有松有竹。在小仓山常寂寺,他一边感受南风的凉意,一边吟出:“赞美松杉,南风喧。”“嵯峨竹,清凉如画图。”竹醉梅雨,据说当地还有一个“竹醉日”,此日种竹,竹易成活。“种竹日,不下雨,也要蓑和笠。”这其实是一种仪式,如古人之求雨。

读着这样的俳句,我们会如诗人一般,也急着要逐追四季。想知道诗人是如何消遣炎炎夏日的吗?烈日下,“俳圣”翻山越岭。光秃秃的山岭,一路不见树荫,炎热难忍,遂吟道:“命也如是,草笠下,有些凉意。”不说“热”,反而说“凉意”,这就是他的“闲寂”。

在奥州小道旅行,芭蕉寄宿于农家,人与马同处一室,他吟出了:“蚤虱横行,枕畔又闻马尿声”。这样的句子,汉诗里是没有的,这完全是他的个人感受,人间的“烦恼”,已被这两句道尽。

自芭蕉庵被焚以后,“俳圣”就开始了旅行生涯。出发之时,刚过端午节,他将挂在屋檐下的菖蒲取走,“菖蒲结做草鞋带,绑在行脚上。”无论是挂在家里还是绑在脚上,菖蒲都作辟邪用。从此,他一走就是十来年,带着学生云游,这样的师生云游倒颇像孔子周游列国,只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当时日本的战国时代已结束。旅途上,他与弟子谈笑风生,主题还是“花月”:“杜若作话题,是为一旅趣。”杜若生在水边,初夏开紫花,梅雨中的杜若分外美,成了他一路的话题。他的本色还是“闲寂”:“细看墙根下,竟然开荠花。”他的骨子里还有“忧思”:“对花忧人间,我酒浊饭淡。”

芜村:汉诗世界的“拾穗者”

大约过了半个世纪,芭蕉翁墓前,来了一位俳人。他留下一首俳句:“我死葬墓旁,亦愿作枯芒。”这俳人就是与谢芜村。

在千利休的寂茶和芭蕉的寂俳里,都还留有“下克上”的自由气息,也就是那种“狂草”味儿。可到了芜村时,“草”味儿早已淡了,四平八稳的“真”味占了上风。

在“真”味的熏陶下,芜村的俳句渐渐向汉诗回归;那种本土化的倔强“倾”风,也开始向奢华投靠。千利休以土物向唐物挑战,在他血染雪白的和布之后,弟子们开始调和外来的唐物与本土的和物。

俳界亦如此。例如“做梦,蝴蝶卧铜钟。”这样的俳句很美,有画面感,像王维的诗。芜村还有一首俳句:“一片菜花黄,东有新月,西有夕阳。”写春景,这是仿陶渊明的,陶诗有“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被他移入俳句里,倒也别有风味,但汉诗味明显。陶诗眼界很大,气象庄严,对于日本的俳句来说,这便是“真”味。因为奈良平安时代,日诗始于汉诗。引汉诗入俳句,如唐宋词家引诗入词,为诗家不取,认为词乃小令,为“诗之余兴”。谈起诗与词,便有“诗庄词媚”之说,难脱意识形态的分别心。不过,捻出一个“媚”字,似乎也适用于芜村的俳句。

寂之美是看不到的,要用心灵去体贴,而“媚”却要有眼感。例如“一只黑蚂蚁,忽然爬上白牡丹。”黑与白一入眼,就被视觉统合,平时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可用俳句一提起,就分外醒目,有了眼感。在这里,黑与白是不对称的,世界向白色倾斜。不仅实物方面,即在视觉统合上,白色也占了绝对优势。在意义方面,日本文化也崇尚白色。

大概白粉传来是在奈良以前的事。到了平安时代,宫中之人发现,光线暗弱的宫殿应该装饰白皙的脸,于是在脸上精心施以白粉。白本无色,而蕴七彩,白之流,最为显眼。

因为白乃阳光色,在日本创世说中,日照众神,满面白光。神道认为,色彩皆污,唯白纯洁,可表神仪,神与人相通,系于此色。故雪、月、花等均以白为美,以白为高贵,历代诗人,多是白的歌者。据统计,《万叶集》颂花诗共520首,白花占了204首,居首位。还歌者柿本人麿,因其溺于白色,被誉为“白之诗人”。

与白色相应的,还有“青色”。“青”是天空的色彩,《万叶集》里有“青云”;也是山野之彩,《古事记》有“青山、青垣、清沼”等;表现植物形态的生命色彩——青青世界。“青”是从白到黑的过渡色,生命之渊薮已然展开,层次无限丰富,“牵牛花,一朵深渊色。”那是从生到死的“青”,由青转黑,显出“深渊”色。

黑色,被认为是死亡之色。“踩了亡妻梳子,感到闺房凉意。”那只微乎其微的黑蚂蚁,可是亡妻的幽灵?向他的生命领地进发:“忽然爬上白牡丹。”红色,那是血的颜色,跟着黑色而来:“阎王舌头,吐出红牡丹。”谢芜村是用花色来表达无常的。

松尾芭蕉也写汉诗。也许汉诗的格律——诗之“真”者,常常斫伤天趣,仿之者即如芭蕉,亦难免板滞。如“寒鸦宿枯枝,深秋日暮时”,虽雅致,但似汉诗,俳味便失。芭蕉回到俳句,便如回花果山,诗灵欢蹦乱跳。如“蚌壳蚌肉苦分离,秋将归去时。”这样的感觉来自秋的天授,汉诗里是没有的,只能出自造化自身,非人工所能造就。

“西风拂须时,感叹深秋者谁子?”这句题曰:“忆老杜”。“老杜”,即中国诗圣杜甫,杜甫感秋,多有名句,刻骨铭心者也有,然而皆不及芭蕉“蚌壳蚌肉”之喻。杜诗是诗之“真”者,俳为诗之“草体”,而松尾芭蕉,则是狂草。

如“寄李下”:“闪电在手,黑暗中当烛光。”“李下”是芭蕉的弟子,“闪电”是刹那间的能量爆发,在天地间,留下辉煌的一瞥,稍纵即逝,要握住它,把它变成黑暗中持续燃烧的火苗,如悠悠烛光,平静而温柔。

“闪电”是“狂草”,而茫茫黑暗中那一点烛光,则归于闲寂。这样的俳味,汉诗里面也没有,将“闪电”和“烛光”对举,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性之美,跨越这样的差异性,神话里有普罗米修斯,而诗中唯有“俳圣”芭蕉。

“听得猿声悲,秋风又传弃儿啼,谁个最惨凄?”汉诗以“猿声”作为悲声,往往是象征,还有几分凄凉的美。而俳句里的“弃儿啼”,却是现实。这样直白道来,不仅冲开了汉诗的格律,而且还冲破了诗的“温柔敦厚”之旨,尤其是最后一问,直指人心,入世深邃。

汉诗里也有诸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悲惨情景,但诗人仍有闲情吟咏之玩味之,以至于把诗写得如此雅致,以待王者出世。杜甫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但他的感情是被格律体制化了的。诗如此中规中矩的典雅,可见他已屈服于形式主义的美,“不逾矩”了。

汉诗感时,气象甚大,却难免抽象化,一旦流行,便趋于概念。如曹操的“白骨”诗,动辄被人引用,成了乱世的概念,杜甫的“朱门”诗,也被人津津乐道,变成了贫富差别的概念,都在向政治文化方面引申。

而芭蕉的俳句所表达的并非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是独特的个体存在,是尚未被文明开窍的纯粹天然个体,被遗弃在萧瑟的秋风里,是本能的哭泣。这样的存在,中国自然也有,可在汉文化里,却被抽象为社会问题,没有作为个体生命予以关注和诠释,多半赋予其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意义。中国诗人,对于个体存在的权利和价值,大都缺乏意识,在这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坟墓也震动,我的哭声似秋风。”这哪里是悲秋,分明是芭蕉的悲剧意识,像秋风一样,弥漫宇宙。他的哭声,唤醒了另一个死的存在。与谢芜村在他的汉诗里告诉我们的一样,此花要死了,但悼花之余,他还不忘告诉唐代诗人:“唐代诗人哟,此花开后还有月。”月在天上,可望不可及,收获还在大地:“对着秋阳,拾穗人步步拾去。”这多像那幅法国米勒的画,仿佛在说:去吧,到汉诗世界拾穗去。

小林:在俗语中追求极品

“路旁木槿花,马儿一口吃掉它。”命运来了,不会空手而归。当小林一茶成长为俳人时,与谢芜村也去世了。有一天,小林一茶踩着和与谢芜村相同的脚步,来到芭蕉翁的墓前,吟曰:“冬天的雨呀,绕着芭蕉翁的墓地。”冷风冷雨里,寒气郁郁,五十岁时,小林一茶曾自名为“白头翁”。白头翁是一种鸟,出现在寒冬时节,“人们呼唤白头翁,感到寒气重。”他也是一只这样的寒鸟,带着寒气,来到芭蕉翁的墓地。

如果说芜村的俳句还有几分富贵气象,那么小林一茶的俳句里,却充满了苦寒气。生活中的苦寒气令人难堪,可俳句里的苦寒气却往往是极品。“在此年关下,不管是好还是歹,任凭你安排。”

就这样,他把自己的身体放下来,无奈倒也洒脱,有几分自在。他的内心,依然苦寒,他写道:“信浓的雪,从心头落下。”信浓是他老家,外地的雪,冷他的身,可老家的雪,却使他身心俱冷。他饥寒交迫,连天上飘落的雪花也想吃,他望天而叹:“许是好吃的雪花呀,乱纷纷地飘下”,“这终老住居地,哦,雪五尺!”雪花当然不能吃,却可以埋,以往他每年都要开支一笔扫雪费,可如今,只能让雪来埋自己。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够烧了,风送来的落叶。”他又可以取暖了,生的希望燃烧起来,“有个家,再建个水仙园吧!”可他对于老家,却总是怕:“故乡哟,连苍蝇也咬人。”故乡的花也不敢碰:“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待在江户不如意时,他就想家:“回家去吧,江户乘凉也难呀!”在江户,乘凉的开销很大,可回老家:“清风加朗月,五文钱。”虽然家徒四壁,却也清风满屋,“风凉的净土,就是我的房屋。”他在屋里面,伸直了躯体:“像‘大’字一样躺着,又凉爽又无聊。”当他这样伸展时,他的家有多大呢?“我这颗星,何处寄宿啊?银河。”他的家,无穷大,“夕阳落脚下,遍地野菊花。”他像“秋天的知了,仰卧地上向天叫”,过了知命年,还能叫几声?

小林一茶的俳句,完全没有了汉诗的余味,纯然以俗语入之,不仅与芜村的“汉诗文调”迥异,而且与芭蕉翁的“寂味”有别。看芭蕉写苦寒之寂:“鱼店里,成家鲫,露出寒白齿。”吃咸鱼干,应在冬天,这是“日常茶饭事”。妙在“寒白齿”三字,“白齿”上散发出森森寒意。冬天的俳句,不能没有雪,但俳圣首先关注的,却是咸鱼。晒干了的咸鱼,是死的标本,腌了挂在檐下,那是晒鱼之尸。

人怕死,是怕自己死,除此之外,人就是制造死的机器。人类杀死自然之物,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设计了一道又一道程序,显示文明的本质——死。汉诗不会写死,一写,便是“成仁取义”、“马革裹尸”、“死亦为鬼雄”之类的词句,强调死的政治伦理意义及其道德价值,与死本身其实毫无关系。

除了“死寂”,芭蕉翁也用俗语,但他并不直来直去,而是将俗语转化为寂语,以寂语入俳句。冬至,回家去,可他孑然一身,与谁团聚?“岁暮归故里,对脐带泣。”他的故乡有保存脐带的风俗,他手捧脐带,思念死去的母亲,凝视而涕。而一茶却纯以俗语入俳句,有股子赤裸裸的俗味:“门前雪,小便洞真直。”俳皆咏物,不外花月。芜村大雅,一茶大俗,芭蕉翁的寂味,兼而有之。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