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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与文学艺术家们

丁力2018-06-06 15:30

(达利为弗洛伊德画的素描,托马斯曼从中看到了死神)

【魔法师荣格】

里尔克与茨威格

弗洛伊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出色的文字。但他受到作家的推崇却是因为他的心理学。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一度是德语诗人里尔克(1875-1926)的女友。在1913年的慕尼黑心理分析大会上,里尔克通过莎乐美认识弗洛伊德。他们三人一直谈话到深夜。弗洛伊德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与“一位年轻而已经出名的诗人”的交谈。莎乐美的日记公布后,人们才确认这位诗人就是里尔克。1915年,里尔克住在弗洛伊德家中。他的象征主义诗歌有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奥地利小说家和诗人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赞叹里尔克在10多岁时就已经表现出来的天才。茨威格也推崇弗洛伊德,其小说注重心理描述。当弗洛伊德还被看作是固执的怪人的时候,茨威格就在维也纳认识了他。他们都是奥地利犹太人。

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二战期间,茨威格不愿意看到欧洲在纳粹手中毁灭,在巴西自杀。他在自杀前写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介绍了他经历的社会和他认识的人。这是一部群星灿烂的书,其中多次说到弗洛伊德。茨威格说,在20世纪初,性观念由虚伪转向诚实。他说:“在社会生活中,或许没有一个领域有像两性关系那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全面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独立等。”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在纳粹的阴影下,认识一个小小的官员比罗曼·罗兰的友谊更重要。犹太人每次和官员打交道都是一次侮辱。他说:“人们得始终凭着天性知道,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这是专制制度之下的社会特征。当茨威格从报纸上得知弗洛伊德到达英国时,他说:“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运的一天。我本以为我已经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却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在论及弗洛伊德的学术成就时,茨威格说:“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伟大而又严肃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化和扩大过有关的精神的知识。”他还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粉饰自己的学说以迁就主流学术界,“如果我今天要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人物,我始终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双目光坦率、安详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丽的容貌。”

在个人友谊方面,茨威格说:“在那几年,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也对他敬佩不已。”罗曼·罗兰也是弗洛伊德的仰慕者,在20世纪初就已经阅读弗洛伊德并与弗洛伊德有书信往来。1924年,罗曼·罗兰由茨威格陪同拜访了弗洛伊德。

对超现实主义的启发

画家达利 (Salvador Dalí,1904-1989)一度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狂热追随者,特别是他与梦相关的理论。达利在1938年去拜访过弗洛伊德,那是在弗洛伊德去世的前一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有一次,那是我最后几次看望(弗洛伊德)中的一次,我带着萨尔瓦多·达利一起去——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无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画速写。我从不敢把那张画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达利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茨威格对年轻达利的评价没有夸张,但达利还有待弗洛伊德的启发。

当达利在绘画中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他的潜意识时,弗洛伊德对他说:“在你的画中并没有无意识,而是有意识的。”弗洛伊德看重绘画中的无意识,而达利的绘画如同他上翘的小胡子,是有意识的显示。弗洛伊德对他说:“你对神秘感的泄露是直白的。相反,达·芬奇、安格尔的画才符合潜意识的理想。”弗洛伊德把达利看作是一个病例,并不看重他那时的画。弗洛伊德对绘画的敏锐直觉遗传了下去,他的孙子吕西安成为著名画家。

弗洛伊德写过一篇文学评论:《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格拉迪沃”(Gradiva)的意思是行走的女子。《格拉迪沃》是德国小说家詹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在1903年发表的小说。荣格把这部小说推荐给弗洛伊德。它揭示了无意识能够创造自己的世界。

在詹森的这部小说中,少年诺伯特·汉诺德爱上了女孩佐伊·柏特冈。但他不敢示爱,反而躲避佐伊。成年之后,他在博物馆看到一个女子(格拉迪沃)的浮雕,被她的轻盈脚步所吸引,于是把一份复制品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天,汉诺德梦见他来到罗马古城庞贝,遇见格拉迪沃,并告诉她火山将要爆发。火山灰遮掩了他们。汉诺德醒来后,弗洛伊德说:“他带着痛苦的感情,看到起居室的老浮雕对于他有了新的意义。”汉诺德前往庞贝,将近2000年前火山爆发掩埋的古城已被清理出来。他在废墟中遇到一位年轻女子,以为是格拉迪沃,却是他在少年时爱过的姑娘佐伊。

弗洛伊德家里也收藏了一件格拉迪沃的复制品。他一如既往,指出汉诺德的性压抑产生了他的幻想和梦境;他在庞培遇到佐伊,帮助他区分了幻想和现实,这次相遇如精神分析治疗一般治愈了他的迷梦。《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发表之后,格拉迪沃成为神秘力量的象征。

浮雕“格拉迪沃”是真实存在的。格拉迪沃不是第一座被爱上的雕像。这部小说有一个原型,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故事。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也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他疯狂地爱上了自己创作的少女雕像。女神阿芙洛迪忒被他感动,赋予雕像生命。1912年,肖伯纳完成讽刺戏剧《皮格马利翁》,背景设在伦敦,但女主角不是雕像,而是一位地位低下的卖花女。一位语音学教授改造她的口音,使她进入上流社会。

超现实主义者特别注重“格拉迪沃”的意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1896-1966年)曾是巴黎大学的医学生。他在年轻时已阅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还专门去维也纳拜访过他。布勒东在1924年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说:“应当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由于相信这些发现,一股思潮形成了。”这股思潮就是超现实主义。布勒东在这里承认,超现实主义是精神分析学的产物。有评论家说,布勒东的《磁场》(1919年)体现了“无意识的书写”。1937年,布勒东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开了一家画廊,名字就叫格拉迪沃。马塞尔·杜尚为这家画廊做了设计。

达利给他的妻子加拉(Gala)起的外号也是“格拉迪沃”。加拉原来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之妻,比达利大10岁。在认识达利之前,加拉曾和艾吕雅以及超现实主义(当时还是达达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三人同居。恩斯特是德国人,1922年非法进入法国。1929年,艾吕雅夫妻见到达利。加拉从此跟着达利一起生活,直到她在1982年去世。在给男人以启发方面,加拉有点像她的俄国同胞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从表现无意识的角度来说,达利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可能都不如荣格的《红书》,因为他们对无意识的体会没有达到荣格的深度。这个差距不是高超的绘画技巧能够弥补的,况且荣格的绘画技巧也不错。

托马斯·曼的演讲

1929年5月,弗洛伊德73周岁生日庆典,他的好友托马斯·曼(1875-1955)受邀发表庆贺演讲。托马斯·曼的题目是《弗洛伊德与未来》,内容不限于弗洛伊德已经改变的未来,还谈到他自己对弗洛伊德思想的思考——虽然他谦虚地说:“我几乎不敢讨论他。”

托马斯·曼认为弗洛伊德是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伟人之一。他把弗洛伊德放在现代思想家的脉络之中,而不仅是心理学领域内的突破者。当时心理学已经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托马斯·曼又说,重度抑郁症患者叔本华是弗洛伊德的先行者。叔本华的重要性在于指出“本能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优先地位,它认为,意志是世界、人以至所有其余的创造物的核心和本质依据,而理智则是第二位的和偶然的,是意志的奴仆和微弱的光”。

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因为理智或理性更多是教育的结果,很多时候会被本能打败。这段话有一串抽象名词。如果放在心理学的语境中,托马斯·曼说的本能大致是无意识的一部分,他说的意志大约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是生命的非理性的冲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于无意识之中。

在弗洛伊德的那个喜庆日子,托马斯·曼却说,他要和弗洛伊德“辩论几句”。他指出,弗洛伊德“并不特别看重哲学”。“不懂哲学”正是荣格对弗洛伊德的批评。托马斯·曼还不止于此。他接着说,弗洛伊德指责哲学“甚至相信直觉即知识源泉,并完全沉溺于万物有灵论倾向”。这是弗洛伊德的科学家立场决定的,他对荣格的批评有相当大一部分源自他对哲学传统的反对。托马斯·曼站在荣格一边,批评弗洛伊德不懂哲学,不能够理解直觉,也不接受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如果考虑到心理学曾经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弗洛伊德对哲学的漠视实际上斩断了心理学的根。

弗洛伊德把自己归入自然科学家一类,轻视哲学。托马斯·曼反驳说:“我认为,哲学实际上位于自然科学之前和之上,一切方法论和精确性都服务于其思想史意义上的意志。”这里的“意志”应当也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弗洛伊德没有采用服务于思想史意志的方法,他的贡献却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他揭露的无意识仍然是哲学的延续,而不是科学的发展。他的研究方法阻碍他走得更远,荣格却继续前进。

托马斯·曼是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信徒。他说:“弗洛伊德这位无意识心理学家是叔本华和易卜生世纪的真正的儿子。”他在演讲的前段说过,弗洛伊德在对这两人的哲学的无知中与他们走到了一起。他说:“我们深切敬重的天才弗洛伊德”“曾完全孤身一人独立地走过一段艰难的、达到他的认识的道路”。托马斯·曼指出:“他(弗洛伊德)一定要亲自动手,不依靠他人先已直觉得到的知识,从方法上取得他的认识,他的认识之冲击力因未利用这类优先条件反而可能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弗洛伊德对叔本华的无知都不妨碍他成为叔本华世纪的儿子,那么,也可以说,荣格是东方文化的儿子。只不过,荣格在他的事业鼎盛时期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已经很深了。

在这位文学家为弗洛伊德的生日而做的演讲中,他说:“较长时间以来,两方面都意识到了文学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一时刻的节庆意义,至少在我心目中和就我的感觉而言,在于通过两个领域也许是第一次发生的公开相遇宣示那种意识,明确承认它。”托马斯·曼不是一个现代派小说家,他的写作手法还是传统的,但他的小说中处处晃动着弗洛伊德的影子。他说,他以自己的小说成为精神分析的业内人士。《魔山》(1924年)有多个明确或恍惚的梦,是这个真实而又虚幻的世界的映射。1929年,在弗洛伊德73岁生日之后几个月,托马斯·曼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弗洛伊德的73岁生日庆典上,提及荣格有冒犯主人之嫌——他们师生已经闹翻近20年,而且弗洛伊德是一个敏感的人,师生分裂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创伤。但托马斯·曼仍然大段论述荣格的思想贡献,可见他是多么认可荣格。为了使场面不那么尴尬,托马斯·曼先抑后扬。他说:荣格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一个聪明但有些忘恩负义的晚辈”,指出荣格有负师恩。在弗洛伊德面前,与荣格同岁的托马斯·曼也是一个“晚辈”。

在这次演讲中,托马斯·曼还评论了荣格为《西藏度亡经》英译本写的引言——《〈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阐释》。多年来,《西藏度亡经》畅销不衰。本系列后面还会说到这本书以及荣格的序言。荣格用这本藏传佛教的书支持他的心理学理论。他指出:“西方人(对《西藏度亡经》)的解释有其局限。”托马斯·曼接受了这个判断,没有顾及主人反对荣格的神秘主义,他引用荣格在这篇序言中的话:“看见我如何遭遇一件事,比观察我如何造成它更直接,更引人注目,印象更深刻,因而也更令人信服。”然后对荣格的这句话大加赞美:“这个句子写得如此洒脱,可谓妙极。这清楚地表明,当下在心理学的某一学派中,观察以前叔本华尚觉得是无比过分的要求和‘出格的’大胆设想的事物是多么从容不迫。”

这“某一学派”,指的是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荣格在这里说的“造成”是指现象学的“被给予性”,即事物的存在是被意识给予的,作为感觉材料在意识中显现。荣格不完全赞同现象学的观念,他更注重生命的体验、灵魂的认知。《西藏度亡经》有关灵魂轮回,而不是被给予外物的感觉和意识。托马斯·曼认为这种体验和认识在无意识之中。他没有对荣格的话作出解释,也没有更多引用,似乎相信在场的人都懂得现象学和荣格心理学。

当然,在评论荣格的时候,托马斯·曼没有忘记赞美寿星弗洛伊德。他指出,若没有弗洛伊德,荣格的这句话是“绝对和永远不可想像”。他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之魔法所发现和披露出来的所有这一切,这句话就根本不可能写出来”。然后,他继续夸赞荣格。他称荣格“在西方思想和东方秘传之间架设一座相互理解的桥梁”,“没有谁曾像他(荣格)一样如此精到地表述过叔本华和弗洛伊德的认识”。这种“表述”是荣格对这两位哲学家思想的发展,而且比他们更靠近东方文化。

托马斯·曼在引用荣格的一段话之后又指出:“他(荣格)认为,必须有一个重大的和付出众多牺牲的转变,以便认识到,世界是从灵魂中‘产生的’,因为人的动物本质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他的现实事物的制造者。”所谓的“产生”是万物在意识中显现。没有显现之物对于意识并不存在,而观察可以确立万物的存在。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托马斯·曼对弗洛伊德及其客人说:“事实上,东方历来在克服动物性方面胜过西方。”

在这次演讲中,托马斯·曼还说:“古代的自我和它对自己的意识,不同于我们的自我,更少排他性,更少清晰的范围。”这是对弗洛伊德用科学方法界定心理学概念的否定。托马斯·曼清楚地知道神话在古代的作用,在他的小说中也使用神话素材。他说:“神话就是生命的合法性。”在德意志文明勃兴之初,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是一项重要工作。弗洛伊德和荣格也都重视神话表现出的深层心理。他们与托马斯·曼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荣格走得最远。

虽然称颂无意识的发现,托马斯·曼仍然相信,只有理性才可能遏制疯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支持战争的民族主义者,为此和反战的哥哥亨利希·曼分裂。随着纳粹日益猖獗,托马斯·曼不再是他在一战末期自称的“一个不问政治者”。1930年10月,在弗洛伊德73岁生日演讲的第二年,托马斯·曼在柏林发表演讲:《致德国——向理性的呼吁》,号召听众用理性抵抗民族主义的疯狂。这种疯狂是纳粹崛起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德国,“盲信成为拯救的手段,狂热成为癫痫般的迷幻喜悦,政治成为大众的鸦片剂、无产阶级的末世论;而理性遮盖了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