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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初年之“变形记”

李冬君2018-07-23 16:01

(辛亥革命纪念馆大厅雕塑    图片来源:全景网)

【笔记里的人与事】

“洪宪”是袁世凯称帝的年号,称帝前后,袁世凯开始撒网爪牙,追杀革命党人。

据一位劫后余生者回忆,短短83天的临时皇帝,制造“洪宪之狱”,诱捕84人,坚持到转年3月初春生还的只有6人。其中有一位王姓革命党人,将他在“洪宪之狱”所见记录下来。

王本人是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的,罗织引渡后,羁押在上海镇守使署,幸遇上海镇守使、曾任袁总统府高等侍卫武官郑汝成,对他“枪口抬高一寸”。郑汝成是北洋水师堂第一届学员,晚清公派第三批留学生,在格林威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任职于袁政府的海军上将,忠于袁世凯。10月底他将救下的王先生递解京师,11月他自己便死于革命党刺杀的枪口下。

话说王先生一进京畿军政执法处非法讯办,先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据他回忆,连戏剧中常演的阴司地府之酆都城、鬼门关、阎罗殿,阴森恐怖也不足以形容袁狱残酷的万分之一。

尤为令人忧惧的,是特务密探制造的密集型恐怖事件,致使人人自危,各类人为自保而不得不采取各种异于常理的“变形记”。出卖良知、鬻朋售友,以牵祸人性,透支整个社会信用为代价。人性的脆弱,经不起如此高利或恐惧的诱惑,靠玩弄权术起家的袁世凯,很擅长调动全社会的神经为他而绷紧,有买尸体的,就有出卖活人的,整个社会都在过鬼门关。

朋友翻作“追命鬼”

“朋友”也许是个陷阱,就是我们常说的“挖坑”。朋友挖坑,就会有朋友去跳,因为朋友不设防,甚至还要加上朋友的朋友“连坐”。可人性天真的底色却使历史上的此类事件此伏彼起,不胜枚举。即便一个案例,以透支整个社会信用为代价,付出一代人的心理危机成本,人们还是会忘记“朋友挖坑”的伤痛,这正是出于人性自信能够承受命运之重,以及对人性善的悲剧担待吧。辛亥元勋张培爵将军就死于朋友出卖,还连累了他的朋友。

话说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并绞杀反对帝制者。

1911年武昌起义,第一个响应的是湖南,第二个响应的是重庆。张培爵将军带着子弟兵30人,宣布重庆独立,其勇气可比孤胆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派清政府陆军连长夏之时率百余兵勇前往剿办,反被张培爵以大义策反,共同组织重庆军政府。夏之时任正,张培爵副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成渝合并,四川统一,但南北矛盾攀升反复,新旧势力纠结难辨,张培爵厌倦,决定退隐经商。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培爵是他“共和种子”花名册上的人,属于必欲铲除级别的,于是,袁蓄意将他调往北京任总统府高级顾问。张培爵原本就要来京办理川路招股事宜。来京后,他坚辞袁府委任,寄居于朋友西城国会议员谢持的家里,不谈政治,不出大门。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心惊肉跳,公开派军警到谢持宅邸搜捕,张培爵闻风逃到永定门火车站,乘火车奔赴天津,避难法租界。对此,还有另一个说法,说南方政变(二次革命)时,张培爵已潜至上海,购武器资助黄兴取南京,事败返津。总之,张培爵隐居天津后,依然不涉政治,经营实业。

1914年,有川人李姓者,来津登门拜访,是张培爵旧友。因生意而重新联络,常至培爵宅交往周旋,感情融洽笃甚。其实,李姓者是带着北京袁府密令来的,他的任务就是伺机逮捕张培爵。而张培爵哪里会想到这位同乡老友竟是他的“追命鬼”呢?李姓者见时机渐已成熟,便向培爵建议组织一个实业团体,并草拟了团体发起人名册,请张培爵亲自署名,以号召并担任募股。事关同乡生计,张培爵也就没多想,签名了事。同时,李姓者还邀请了培爵挚友周绍农、学生朱培麟等十多人在名册上签名。

选了一个天晴好日,李姓者在天津著名饭庄登瀛楼宴客,签名者有八人到场,一时欢宴,突遭军警蜂拥而上,懵然间被一网打尽,当晚便用特别专车将一行人押解至北京,交京畿军政执法处讯办,分押各自笼号。

周绍农因懦弱老实成了审讯的突破口,警探去其刑具,又送给他两块现大洋,供他买吃买喝。第二天,还是那个王狱官,亲至笼中,安抚诱供周绍农,劝他揭发张培爵组织实业团体,确系为谋乱煽颠之用,周氏若能举证,可保性命无忧,还可赏以官爵优差等等,好处多多。周氏信以为真,堂讯时,便直接指认老友张培爵谋乱,且矢口不移。张培爵见此情形反倒镇静从容了,也懒得再辩解,只是对着老友笑着说:“老周,你上当了!”

此一句,可谓语短哀长!

不数日,晨昏迷离,飞沙走石,是张培爵等六君子就义日,八人中有两人被判无期徒刑,余皆斩首。张培爵仰天而叹:“天为我变色,培爵虽死,亦可瞑目。”周绍农这才大梦方醒,痛哭道:“我被你们骗了,死而无怨,可怜害了烈武,九泉之下,何颜复相见也?”

六人分乘骡车出宣武门,至土地庙街刑场,下车时,周绍农见到培爵,不敢仰视。培爵则笑着说,“老周,你们大家被我连累了。今日同难而死,是人生第一快事……”

张培爵没有说错,的确是他受陷于朋友,又连累了他的朋友们。可在那个权力极为敏感的时代,左被朋友出卖,右使朋友连坐,有多少如此无辜者受牵累?而在权力看来,撕裂朋友关系算什么?对他们而言,朋友翻作“追命鬼”,是个最便宜的买卖。

的确,只有这“权力”才能道出了“朋友”的真义。说起“朋友”的原始意义,也许让你跌掉的不仅是眼镜,恐怕连下巴都会一起跌碎的。

王国维曾说,“朋”是贝币计量单位,上古以贝为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朋”字的原形,就是人颈上挂着两串贝,出现在甲骨文上,是殷王“锡贝”之形。而“友”的原形,为一张开的双手、跪而受赐的人形。“朋友”合形,还原了殷王“锡贝”的历史场景,随着贝币退出流通领域,“锡贝”仪式,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作为“锡贝”仪式集中反映的“朋友”二字,又各自衍生出一些它所需要的新义来。“朋友”合称,早见于《诗·大雅·假乐》中的“燕及朋友”,或曰“朋友,群臣也。”以“朋友”称群臣,最接近本义。“朋友”在本质上,是王权与人权交易的产物。本质,可以掩盖,但不会丧失,一有机会,尤其在利害攸关时,它就会翻出来,往往成为“追命鬼”。

革命革到“鬼门关”

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古往今来,因赴宴而屡陷“鸿门”之险的革命者们代不乏之,而能如刘邦逃之夭夭者却鲜有其人。大部分革命者或仆毙于宴途,或就缚于杯盏觥筹中,若万一能安全躲过“宴劫”,即便不能像刘邦那样成大事,能保住性命也就不必在乎席间流出的闲言碎语了。总之,革命者不可轻易赴宴,且切记,鸿门宴对革命者来说,真是“鬼门关”。

张振武就没刘邦那么幸运,从秦末到清末时隔两千多年,张振武只知革命,浑然不觉革命者的这一陷阱,既没有战死沙场,亦未及落座于欢宴席间,便在所谓的赴宴途中束手就擒。

张振武是谁?是武昌首义的领导者之一,可谓辛亥革命的元勋级大功臣,与蒋翊武、孙武齐名,时号称“三武”,为举世侧目,威震南北。

张振武,翩翩一湖北美少年,不喜举业,入心学堂,20岁毕业于武昌师范学校,萌生革命思想。甲午战争彻底惊醒了中国士人,也惊醒了张振武,他决定变卖家产,自费留学日本,遂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并学习阵战攻守等现代战法。1905年加入同盟会,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1911年,张振武被预选为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副部长,他便回乡变卖祖产,以冲革命经费。他参与指挥了历时41天的“阳夏之战”,革命军虽失利,但毕竟形成了与清朝南北对峙的革命局面。民国政府成立后,他反对独裁,首先自除兵权,为各省裁兵首倡,与云南蔡将军并为共和民主之现代军人之楷模。但是,张振武的前途已杀机四伏,近者为湖北省革命政府当局所嫉恨,远则为北京袁世凯和清政府所忌惮。可一个把身家和祖产都献给革命的纯粹革命者,他哪里会为自身的安危着想,也更不会想到自己人对他的嫉恨。

阳夏之战汉阳危机时,他率部驰援,激战中负伤落水,差点淹死。退守武昌,他又鼎力襄助刘公守城,黎元洪则逃至葛店,张振武主张去黎另选他贤,至是为黎元洪所怀恨。黎元洪原本就是硬被推进革命队伍里的晚清旧人,使出浑身解术都是利弊算计。而张振武拼了性命为的是革命理想,自然是不一样。历史开始诡异叠生,革命者的成功了,接下来便是政客角逐,革命成果面临支离,除非继续革命如反袁独裁的二次革命。因此,即使没有这一伏笔,黎屠夫也照旧会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张振武,不要说同乡同学,即便是父子兄弟,对于政客和刽子手来说,也是毫无心理障碍的。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清除异己,引起革命党人倒黎,黎便暗中沟通北京,开始大规模捕杀革命党人,枪林弹雨中,黎屠夫导演了一幕幕流血悲剧。

1912年4月,应袁世凯之召,张振武偕自己的参谋长方维,随其他共16人进京,住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初蒙袁世凯传见,待遇颇为尊厚。张振武则以保障共和国体为己任,谆谆袁氏。同时,又在报上发表共和民主之论,上书府院,言辞严正而恳切,却触怒了袁世凯。

袁世凯要设宴款待张振武了,氤氲着如此悠久的尸体味儿的“鸿门宴”,天真如张振武者,是闻不出这一味道的。据载:某日晨,公府招宴,振武与参谋长方维同乘一辆马车,欣然前往。马越跑越快,气氛越来越紧张,飞驰至棋盘街(今前门一带)戛然而止,由陆建章所派的恶探郝占一实行逮捕。陆建章时任袁世凯警卫军统领兼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因捕杀革命党人,被称为“陆屠伯”。

张振武落在“陆屠伯”手里,凶多吉少。他被长绳巨链捆绑至京畿军政执法处,一直昏迷不省人事。待其醒来,似有所悟,便问值班人,“斯为何地?”值班人的回答直抵本质,“这是鬼门关”。张振武大声疾呼:我辈革命十年,何负民国?竟至被捕?

有狱官进来,向振武宣读了袁总统为他指定的罪状:煽颠谋乱。

张振武反倒镇定了,对于一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只要活着,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保卫共和民国的成果而坚决阻止他的皇帝梦。张振武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对狱官说,“死则死耳,吾复何惧?但愿与方参谋长一言为别,方可瞑目。”狱官答之,方维已死,稍后你们自会相见。以如此单纯之革命军人,其悲可知也。

当日,湖北各团体得知张振武系狱消息后,各种营救电报如雪片飞满京华,可它们救不了张振武、方维,反而加速了共和两君子的速死,因为独裁者最怕得民心者。那纷飞的电报仿佛成为了两君送吊的纸钱。

半夜时分,振武腹痛难忍如厕,在厕所里连饮数弹毙命。这是何等的下作,让一个毁家纾难的革命者,在厕所里死于乱枪之下,连死的尊严都被剥夺。其时,方维在甲号囚笼中被绳索勒死。民国元勋,同遭惨遇。悲夫!

黎元洪诱之,袁世凯宴之,陆建章杀之,三个屠夫,三个历史的罪人,借以公权力济私的最好障眼法,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设定了革命者的“鬼门关”。

“阎王爷请你吃点心”

84人中,有一革命党人叫仇亮,如今已鲜为人知,当年可是袁世凯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方安。

仇亮,本一文学青年,内心有点儿忧郁,待人却热情四溢,因文学著称一时,与唐才常、宁调元齐名,号称“湖南三学士”。

光绪末年,黄兴在长沙创办实业学校,其实是党办学校,兼做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仇亮被聘为中国文学教授,但他的热情都在欧西文化上,以介绍传播欧西文化为职业志向。据时人称之,三湘人士凡富有革命思想或革命理想者,基本出自他门下或受他影响,足见现代教育的熏陶之力。

另据资料,仇亮本人1900年毕业于长沙求是书院,这一年他21岁,大概他的西学亦来自求是书院,随后在实业学校教书,直到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邀集宋教仁、陈天华等20人在长沙筹建华兴会,密谋第二年趁慈禧过70大寿时起义,不料事泄,黄兴逃亡日本,仇亮的细节不详,但他也是这一年投笔从戎,参加反满起义,事败先被执,然后乘隙逃亡日本的。据说仇亮被抓时,看押在一名军官家里。军官家有一婢女,年方及笄,聪明伶俐,素知仇亮大名,见到羁押的仇亮,甚是惊讶,便趁夜色将他放走,仇亮脱身逃亡日本,入士官学校学习。可怜那丫头事发后被立即杖毙,为青季革命一义女。

1902年,慈禧携光绪起驾回她的金銮殿,她打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旗,因为洋人不再让她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偿命了,她大大松了一口气,可以腾出一只手来镇压革命党人了。而那时举国被两场战争震醒,清日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之战真是两记重拳,连慈禧都忙于推行戊戌维新的新政,将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派溥伦为正监督参加美国圣路易国际博览会,派载振、那桐赴日本大阪博览会为观会大臣,考察商政。一边改革,当然一边追杀革命党人才是她的真正目的。新学中人袁世凯趁机与张之洞上奏递减科举以兴学校、兴办武备小学、别设速成学堂。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分别在上海和东京出版,是1903年最有力的反满革命的号角,而那一年留日学生猛增到四百人,官费生占一半以上,皆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仇亮在日本以为非武力不足以言革命,转入日本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与汪精卫主撰《民报》鼓吹革命事业,1909年回国,在太原督练新军,往返湖南,策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仇亮卸甲归文,到北京办《民主报》,自任总编辑,紧盯袁世凯独揽大权而笔伐之,袁世凯由此嫉恨之。仇亮返乡,不问政治,不到一年,宋教仁被暗杀,举世惊骇。仇亮忧心革命成果,坐卧不安,开始与党人联系,决定进京再谋革命。

刚好接到同学唐某从北京来函,遂辞别妻子,入京寓住金台旅馆。数日却不见同学出面,便写一封辞书给同学,告之决定南下。

某个早晨,仇亮出旅馆门,准备前往前门东车站购买南下的车票,突然扑过来多个便衣侦探“索命鬼”,将仇亮拘捕。仇亮骇斥,大声责问,一侦探回之:“阎王爷请你吃点心”。便连拖带拉,把仇亮带到西单牌楼头条胡同京畿军政执法处,羁押于丙号笼中。

据明人考证,唐朝人就有“吃点心”的说法,明人广泛用之,到了晚清才用于杀人“吃枪子”之意。

收集证据罗织罪名,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仇亮在笼中两个星期才被提讯。十多次刑讯,还是没有收获,狱官焦灼。仇亮与众狱友都抱有乐观心态,以为已经是民国了,已经是法制天下了,没有证据,过几天就该放人,仇亮便可脱虎口了。

不数日,狱官果然再次提审仇亮,却出具了一封仇亮写给同学唐某的谋反信。仇亮当即一一反驳,此函疑点重重,并要求核对笔迹,狱官不理退堂。三日后,一大早,丙号笼,有嘈杂大声,仇亮被五花大绑,押往菜市口执行死刑。据同狱人回忆,当时仇亮泪流满面。也许有悔恨的泪,也许有念及妻子孤苦无依的泪,也许有对革命的迷茫之泪。仇亮比黄兴小五岁,早黄兴一年被杀害,时其子仅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