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观察家 | 好电影值得看三遍

周泽雄2018-08-05 09:53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周泽雄/文

《洛杉矶时报》报道过白宫放映厅的一项统计,美国总统最喜欢的好莱坞电影是《正午》(High Noon)。美国总统大多看过这部电影,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看过三遍,比尔·克林顿看过十七遍。

三次很正常,十七遍较为费解。何况,那只是白宫的放映次数,克林顿入住白宫八年,在白宫之外,他还有大把时间重温影片。《正午》是一部低成本西部片,摄于1952年,拍摄时间仅为28天,主演加里·库珀凭此片摘得奥斯卡影帝。剧情简单紧凑,只看一遍也不容易忘:小镇执法官威尔·凯恩五年前抓获的杀人凶犯弗兰克·米勒,因陪审团的宽容而逃脱绞架,他出狱后纠集三个帮手,乘坐当天12点抵达的火车前来报仇。巧的是,这天恰逢威尔新婚,又是他卸任公职的日子。由于米勒的仇家只是威尔(判他入狱的法官闻讯开溜了),朋友和其他镇民都劝威尔带着新娘远走高飞。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威尔不在,镇上就不会流血;而且,依影片提供的信息,他这么做无可厚非,算不上临阵脱逃。但是,新任执法官次日才能接任,小镇将出现24小时的权力真空期,威尔的使命感被唤醒了,他走到中途又执意返回,打算找几个帮手,迎接四个恶棍的挑战。没想到,除了一个孩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新娘一气之下打算乘那班火车离他而去。影片的结局不难猜:尽管饱受磨难,好汉总能站到最后,威尔最终击毙了四个恶棍,在悠扬惆怅的歌曲声中,与妻子驾着马车远去——格蕾丝·凯利扮演的美丽新娘最后一刻回到丈夫身边,助了丈夫一臂之力。

影片结构颇有创意,故事实际发生的时间与影片的实际放映时间同步:一个多小时。伴随着那根从11点逐渐移向12点的挂钟指针,决斗时刻的终极悬念,以一种悲壮的宿命感,嘀嗒嘀嗒地罩上观众心头。当然,这点创意不足以让人观摩三遍以上。因为除了情节简单,片中枪战场面也稀松平常,编导甚至放弃了美式西部片的常规噱头,加里·库珀从未拨动手枪转轮一次击毙数人,也不像别的西部好汉那样热衷于斗嘴,与对手比拼拔枪速度。他的举止神态像一位忍受一切、负重前行的独行客。加里·库珀总是抿紧嘴角,在烈日下孤寂地擦着汗水,从未展示胸有成竹的气概,惊恐之色倒偶有展露。总之,他迎接挑战不是身负绝世武勇,而是肩负正义使命。对于枪战片爱好者,《正午》的娱乐性偏低,加里·库珀与老牌影星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扮演的西部枪手,不像是同类。所以,《正午》也被称为“反西部片”。

不过,稍稍回想一下,我还是为个别美国总统的观影偏好找到了理由——这理由不算难找。

看多了好莱坞电影,会发现一个不成文的禁忌,它不允许否定作为群体的美国人,尤其是白人群体。诚然,观众总能在电影里看到恶棍坏蛋,越是政界上层人物,成为恶人的几率更高,哪怕总统,在电影里也不时沦为通奸犯或杀人犯。电影《绝对权力》(Absolute Power)里,影帝吉恩·哈克曼扮演的总统还同时犯下了通奸与谋杀的双重罪。但是,作为群体的美国人,亦即作为民族或公民意义上的美国人,几乎不会受到谴责,这与那些热衷于用艺术手段审视国民性的国家,态度正好相反。美国电影里的美国民众,可能一时软弱,一时缺乏英雄的勇气和能力,但只需满足一个条件——某位英雄发出了号召——他们潜在的勇气和正义就会被唤醒和激发,并汇聚成排除万难的正义能量。依照美国的立国原则,美国人必须被视为“大写的人民”,即使事实未必如此,他们也应该被表现得永远正确。“人民不会犯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政客务必娴熟运用的一个固定措辞。

《正午》突破了这项禁忌。

在电影里,人间正义的代表威尔·凯恩无比孤独。那些按说应该给予他有力支持的人(几乎都是白人),被刻画得虚伪、冷漠和胆怯,他们眼睁睁看着主人公孤身犯险。他们清楚正午时分将发生什么,他们认定威尔难逃一死,却悠闲地当着看客:男人们躲在酒馆里喝酒打架,扯着风凉话;更多的人躲进教堂,用庄重的神情吟唱着与当前气氛正相违背的宗教励志歌曲。他们背弃了眼前的正义,放下了刀剑,却齐声高唱:

他可怕的快剑已发出致命的光芒,哈里路亚,他的真理在前进!

影片的结尾非常犀利,俯视镜头下空荡荡的街道,闪烁着灼热的白光,除了三个以命相搏者——威尔夫妇和大恶棍弗兰克·米勒——没有其他生命迹象。当最后一下枪声响过,看客确认大街恢复安全,当务之急已由先前的街头危机改为争睹头条新闻,他们像出栏的羊群一哄而出,围着尸体,对着威尔吱吱喳喳地表达为时已晚的钦佩和崇敬。威尔心意已冷,他神情漠然地扯下胸口那枚代表政府执法权的星形胸徽,轻蔑地扔在地上,再次坐上马车,与妻子远赴他乡。

影片的寓意很明显:他不会回来了,他鄙视这些人。为了拯救民众,匡扶正义,威尔独自赴汤蹈火,结果,他只是拯救了一群不配得到拯救的人,一群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最终,与其说威尔在拯救民众,不如说是在告慰自己孤寂无助的英雄心灵。幸好还有爱情,忧伤的主题曲响起:

不要抛弃我,哦,我的爱人。

记得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都市警匪片《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结尾处,也气咻咻地扔过一回警徽,明显在向《正午》致敬,但寓意不及《正午》凌厉。干尽脏活累活的警探哈里只是鄙视旧金山的官僚系统,执法官威尔·凯恩则是对包括民众在内的社会整体表达弃绝之情:危难时刻拒绝伸出援手的除了民众,还有法官和自己警署的部下,其中一个人还卑鄙地偷袭了他。

我想,世上肯定有一小部分人——如美国总统——对威尔的态度抱有强烈认同,当他们设想的改革方案遭到阻挠,当他们因某件自以为情有可原的丑闻受到舆论广泛追究,身为资深政客,他们无权公开表达失望和愤懑,不得不把到嘴的垃圾话咽回肚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去白宫放映厅再看一遍《正午》吧。既然本意只是安抚身心,影片叙事的简单反而成为优点,便于他在松弛大脑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安顿自己。垂头丧气之际,他只要把自己投射到加里·库珀身上,把反对者的影像叠加到小镇民众身上,就可以让看电影变成按摩,继而满血复活。一位拥有总统地位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被人民理解。这种痛苦虽然有时更像是身心膨胀的大人物特有的幻觉,但站在他的角度,一部《正午》的确可以让他缓解焦虑。所以,他看多少遍都可以。

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正午》,我们偏爱电影的理由各不相同。

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里,梅丽尔·斯特丽普扮演的晚年撒切尔夫人,在例行体检时对医生抱怨道:“现在的人已经不再思考,他们只是在感觉。”我想,假如把退休首相的见解挪到电影上,更加准确。人们面对银幕总是感觉先行,思考滞后。我们还未开动大脑,就得先承受视觉轰炸。所谓思考,一般需要你把电影再看一遍乃至多遍,才有可能。大多数电影不配看两遍,而任何一部还算优秀的电影,只看一遍则几乎是一种罪过。

试以《刺杀肯尼迪》(JFK)为例。这部电影我看过三遍,每次观感都有所不同,那也是“思考”和“感觉”的正常波动。

《刺杀肯尼迪》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自编自导的名作,摄于1991年。影片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为背景,讲述新奥尔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从司法角度追查刺杀内幕的故事。加里森的扮演者是素以银幕形象“正点”著称的影星凯文·科斯特纳,影片长度达到206分钟。

第一遍我大概是在DVD碟片上看的,画质一般,电视机只有29英寸。导演安排了多条平行情节线,再加色调昏暗,我看得懵懵懂懂,诸多关键情节没能准确理解。套用木心先生所谓大多数人只能算“行过”、不能算“活过”的句式,这电影我也只能说“见过”,不敢说“看过”。

若干年后重看,情节已忘掉大半,只是个别细节还能唤回些许记忆。好在,这次我大概看明白了。我还记住了检察官加里森闪耀着公民光辉的银幕形象,他是一位纯粹的司法英雄,仅有的缺点只是过于坚定和顽强——几乎与《正午》里的加里·库珀一致。当妻子责怪他关心已故总统超过自己家庭时,他答道:“我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让孩子今后不要生活在一个只有在历史书中才能见到正义的国家,就像恐龙或亚特兰蒂斯那样。”他固执得不近人情,为避免员工内斗,他宁可得罪最忠诚的部下,也要保护一名看上去缺乏忠诚度且拂袖而去的下属。在老部下表示无法与那个打退堂鼓的家伙共事时,加里森以看上去不无残忍的表情质问道:“这是给我的最后通牒吗?我接受你的辞呈。”当另一名部下提醒他留意安全,他强硬地指责对方软弱,缺乏战士气概,尽管,部下提示的危险正迫在眉睫,加里森下一刻即在公共卫生间里遭遇险情。当官方调查机构查出他们动用了8000美元公共资金且无法说明资金用途时,他召集下属商议,声明谁现在退出,自己不会给他穿小鞋,还会帮助他调离岗位。见同僚无一退出,他随即表示:会从自己的私人保险里拿出6000美元继续调查,还会通过演讲和访谈来募集后续调查资金。

电影中的检察官没有丝毫人品瑕疵(依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审美风习及公民健康意识,加里森那只从不离嘴的大号烟斗,肯定只能理解为男子汉风度),他英勇无畏,向一件虽然关联着国家正义、却未必关联着他的职责范围的工作,发起战风车式的挑战。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肯尼迪遇刺地点在德克萨斯州,加里森只是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从法律人最为看重的司法管辖权角度说,这事与他的职责不具有明确关系,真要追查总统遇刺,联邦检察官才是更适宜的人选。当然,官方认定的刺客奥斯瓦尔多曾在新奥尔良活动过,个别商人也与新奥尔良有关,但他们同样也在其他地方频繁出没。

总之,凯文·科斯特纳完美展示了一位令人热血澎湃的公民英雄,编导让他说出的台词,每每令观众啧啧赞叹。面对记者关于“即使你的证据里包含一部分事实,你是否意识到你已经损害了国家的信誉”的质疑,加里森昂然答道:“如果政府向人民撒谎,这个政府值得我们保护吗?如果你不能相信别人,也不能说实话,这个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国家。”接着,他又引用了美国人最熟悉的杰斐逊名言“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实践正义”,导演设计这句台词时,特地让检察官正好走到台阶的高处,再辅以一个转身回眸的姿势,使其形象更加孤独高大。加里森还引用了《瓦尔登湖》作者亨利·梭罗的名言:“爱国者要时刻准备为保卫国家,而不惜抵抗政府。”

虽然我大致看懂了电影,但观影姿态仍是一名单纯的“感受”者,在心跳超频之际,我的大脑低速运行,思考方向只是配合自己的感受,为心跳寻求依据。

待到看第三遍时,我才有所喘息,视线不再为追踪多头并进的情节线而奔忙。我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反射器了,我抱着审视态度,留意那些之前被忽略的情节和细节。借助现代网络视频技术,我还能用视频进度条重看关键段落。当唐纳德·萨瑟兰扮演的神秘人物“X先生”——一名退休的前五角大楼高官——向加里森大谈政府和军方的阴谋,当加里森为了给一个商人定罪而将肯尼迪遇刺定性为一场由军方主导的政变,进而勇气十足地将包括美国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FBI现任局长埃德加·胡佛在内的政界高层暗示为政变共犯,我意外地没有受到震撼,我甚至觉得片中那位记者的批评值得重视,他说:“加里森的大脑分成两半,一半用以虚构事实,另一半用以把虚构证明为事实。”加里森检察官虽然具有无懈可击的公民品质,但在衡量公民品质的核心要素即理性能力上,似还有欠缺。为了追踪真相,他置证人明显的生命风险于不顾,致使乔·佩西扮演的关键证人神秘死亡。他的妻子问他:“万一你是错的呢?”他答道:“我从没这么想过。”无论对于检察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公民,这都是一种不必要的坚定,尤其当你明知眼前充斥着海量迷雾,明知大量档案只能在遥远的2038年才能披露。事实上,早有知情人士指出,《刺杀肯尼迪》“一丁点儿真相都没有,只是一摊大杂烩,充满捏造的事实和疑神疑鬼的幻想,缺乏好的新闻报道最基本的原则”。

然而,我如此思考,是否又背离了电影欣赏的方向?毕竟,知识分子电影不等于知识分子著作,电影也从来不是传播事实或真相的可靠媒介,我不应假定导演对此缺乏认知。也许,正如影片的结尾语“献给

追求真理的年轻人”所示,导演的本意只是通过真实人物加里森检察官的形象,在银幕上摆下一场巫师法会,借以呼唤一种他认为美国人已经失去的公民精神。精神在真相之上,真相不过是导演展示精神的调味剂,即使该导演是拍过《斯诺登》且正打算拍摄《关塔那摩监狱》的奥利弗·斯通,一名擅长通过银幕对美国政府进行尖锐质疑的好莱坞大师。

当然,如果我对影片再看一到两遍,认识又会有所刷新。就我的庸常资质,只看两遍是不够的。

我们不应忘记,人类远在摄影摄像技术发明之前,就产生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认识。当这种认识在影像时代得到传承并凝固为一种生理信念,结果只有一个,我们的眼睛正是最易受骗的器官。电影就是借助视觉欺骗来达成审美效果的伟大艺术。

每一部好电影都值得多看几遍,便于观众在怡然受骗之余,还能琢磨点别的。思考与感受的共振,会使观影体验达到最佳。但到底看多少遍为宜,显然没有答案。意大利文豪翁贝托·埃科曾挖苦那些把《泰坦尼克号》看上三十遍的姑娘,断言他们由于“永远不可能拥有莎朗·斯通般的外貌,而只可能拥有温斯莱特的身材”,才频繁出入影院,“因为她们可以实现三十次类似的梦想”。我为克林顿迷恋《正午》找到的解释,也是这个套路,但克林顿是强势人物,承受讽刺是他的义务,而埃科所指的“麦当劳女孩”,不应受此奚落。何况,在某些学者看来,看三十遍并不为过。

美国著名影评家罗杰·伊伯特在《伟大的电影》一书中声称,书中提到的一百部电影,他大多看过十多遍,“其中有四十七部我曾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研究过”。这态度让我肃然起敬,因为我做不到。我承认好电影值得多看几遍,但我同时认为,超过一定次数,你的获益值会下降。一部看过几十遍的电影,会让你在认知上启动亲情模式,在该模式下,我们甚至会为明显的缺陷辩护,谁批评它,感觉上就像亲人受到了攻击。一个令人无比亲切和熟悉的银幕形象,会自发生成一只免于批评的保护罩。我可以想象,假如有人在克林顿面前批评《正午》,他有很大可能把批评者视为冒犯者。

既然时间是一种公平的定量资源,我们每个人就必须计划着使用。对我来说,把五部电影分别看上三遍,肯定优于把一部电影看上十五遍。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我以普通观众自居,我不想假装对电影中的技术成分具有专业兴趣,我只想守住普通观众的本分。但是,一名确实对70毫米、35毫米、16毫米、超8毫米还是8毫米胶片的差异极度敏感的专业观众,别说三十遍,看一百遍也不为过。有个极端的例子,一位西班牙导演声称,“《苦雨恋春风》我已经看了上千遍,仍然迫不及待想再看一遍。”对此我无能评价,何况我没看过那部电影。

在文学世界,认为伟大作品值得反复阅读,早已正确得像一种滥调了。看电影也是如此,如果能匀出时间,就该把好电影看上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