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1983年，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纪录片，第一次让长江这条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的区域经济价值被充分知晓。1985年，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首次提出了“长江产业密集带”这一说法。随着上海浦东建设和长江大开发，1992年中央召开了“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会议”，提出发展“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长三角和沿江地区”发展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概念。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十大省市中，长江经济带占了7个；在前十五位中，长江经济带占了10个，而且多数城市的人均GDP超过10万元。

毕马威中国副主席龚伟礼表示，长江经济带是依靠长江的带动而自发形成的战略经济带，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长江经济带的自身潜力和韧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现在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协调性的战略规划。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真正体现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初衷。” 龚伟礼说。

一个节点

长江经济带的概念提出己有30多年，最初的长江经济带只有7省2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和上海，总面积约14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6%。经过发展，作为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的长江经济带己扩围至11个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总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

2014年是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之年。这一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公布，长江经济带浮出水面。随后的2016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落地；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如期而至。

对于长江经济带来说，这是一个重要节点。

“2014年，有了长江经济带这个名字，相对于自然形成的经济带，这个名字背后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对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龚伟礼表示，此时的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三个城市群——长三角、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上海、武汉、重庆分别是这个三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龚伟礼认为，长江经济带的顶层设计出台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要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产融结合、城市群分工协作的区域经济布局。

“2014年区域经济新布局，跟以往的东部带动西部发展模式不同，更加强调均衡发展，虽然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但并没有实施太多干预市场的行政手段。”龚伟礼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长江经济带生产总值(GDP)己由2010年的17.7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37.4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7.6%，接近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

此外，长江经济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64235元，长江经济带中有5个省市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比2012年多2个，在原有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基础上，又有重庆和湖北两个省份的人均GDP超过5966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龚伟礼认为，对于长江经济带来说，各个地区之间的定位非常重要，每个地区都要找到自己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位置。

上海、武汉、重庆是三个核心城市，从中国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三个城市从东向西依次排开，三个城市群组成了长江经济带。

龚伟礼表示，上海是龙头，而且已经定位非常清楚，对同一城市群中的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中部和西部城市群的拉动效应就要弱一些，主要就是定位还不够清晰。

“西部城市群中除了重庆，成都的作用也不能忽视。“龚伟礼。

三个挑战

虽然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经济总量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中国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但长江经济带内部省市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依次向西，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落差。

从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总量对比来看，东部四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2017年经济总量占到11个省市的52%;中部三省市(江西、湖北、湖南)占到25%;西部四省市(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仅为23%。从11省市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的GDP总量排在前列，云南、贵州居后。从人均GDP的角度来看，位于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要远高于第二梯队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市，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是云南的3.6倍。

龚伟礼表示，除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经济带的城市群目前面临三个共同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长江经济带有一个突出特性，长江的沿线上有大型或者特大型的城市，但是每一个城市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游取水，下游排污。”龚伟礼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化工厂都是临水而建，这成为工业发展的一个特征，一方面是运输便利，另一个则是处于安全的考虑。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粗放式发展导致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区域性、累积性、复合性环境问题愈加突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重型化特点突出，重化工产业沿江高度密集布局，长江沿江省市化工产量约占全国的46%，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高。

这些沿江的重化工产业园区和企业使长江部分支流污染严重，污染事故频发，部分饮用水水源地也存在安全隐患，废水排放量逐年增加。另外农业水源也面临很大的污染威胁，农药、化肥等污染性要素投入仍在高位运行，近五年农药施用强度由0.018吨/公顷略微下降到0.017吨/公顷，化肥施用强度由0.504吨/公顷上升到0.507吨/公顷，区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着较大挑战。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群发展的污染问题与产业升级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

“城市群发展起来，生态环保问题就受到重视，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跟城市群发展的格局有着密切联系，上海、苏州、杭州的制造业内迁也是受到环保的巨大影响。”龚伟礼说。

“第二个挑战是，各个地方的产业布局怎样并未真正形成错位、互补的格局。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在说，我们要建成金融中心、服务业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要开发云，挖掘大数据，同质化太严重了。”龚伟礼表示。

“第三个挑战是，城市的扩张浪费过多资源。”龚伟礼表示，目前的越来越大的城市在资源使用上不是集约有效的，资源在扩张中被大量浪费掉了，工业化发展、城镇化进程都没有错，但是这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要及时解决。

五个趋势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个目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以长江为地域纽带和集聚轴线，形成区域联动、结构合理、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格局;二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拓宽进城落户渠道，促进人口流动、产业转移;三是加强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特色品质，促进城市发展与山脉水系相融合;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道路、供水、垃圾、污水等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龚伟礼表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不仅物力资源大量消耗，人力资源也存在浪费。他举了一个例子，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不同的区都在大力争取同一个企业落户，有的甚至为了争夺大企业落户，给出了超出合理范围的优惠条件。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类似，到地方去调研，会发现每个城市的经济简介上，都会突出有多少跨国公司在这里设厂，实际上放在这里的只是某个部件的生产厂，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工厂却可以拿到很多优惠政策。这种情况在20年前的沿海东部地区出现过，现在又在中西部地区出现了。”龚伟礼说。

顶层设计之下的长江经济带，新的变化也在发生。

龚伟礼表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已经呈现了五个趋势：一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二是加强科研投入、推动创新；三是发挥各地区的产业比较优势，建立一体化大市场；四是建设现代化新型城镇体系；五是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在对外开放方面，长江经济带沿线有着较大的差异。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无论是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还是进出口，在全国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但长江沿线的内陆地区，之前在对外开放方面优势并不明显。

龚伟礼认为，长江经济带的沿江各省市要充分把握住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合的机遇，不断扩大开放，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促进，用国际化发展解决自身转型升级遇到的问题。

考虑到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对外开放的基础和优势不同，要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十分重要。

从目前沿江各省市的规划、安排来看，加大开放力度基本己成共识。龚伟礼建议，上海可以考虑与长江经济带沿线的内陆省市建立协作机制，在人才、技术、资金、项目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各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协同发展；就重庆、成都、武汉等城市而言，应充分利用自贸区这一平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推动形成新的增长极。

“长三角的阿里，大湾区的腾讯，还有京津冀的百度，格局已经形成，企业会自然生长，而且长出了更多的’新苗’。高新科技产业最终还需经过市场历练，足够的市场空间和适当的政策干预，可以更好的平衡区域内经济发展，避免’拔苗助长’。”龚伟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