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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杜涛

可以这样说，减税降费已经是2019年的主题之一。

那么如何减税？减多少税费？

在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看来，要谈如何减税，先要谈对经济发展，税负变化，财政收入压力等若干要素的看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若是从税负的角度看变化和影响。对于税负，有很多的计算标准，但是宏观税负的一个重要而且可靠的方法就是，税收收入除以名义GDP，这样的计算方式本身还是相当客观的。

叶永青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如果认真分析2018年税收收入、减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税收收入整体增长仍然明显，有一定的减税空间，2）营改增的减税效理应已基本显现，然而最终的税负增长下降并不明显，大概率是因为监管加强带来的增收效应（也就是大量在营改增之前税负很轻的小微企业或特殊交易（资管），在增值税全面管控系统建立之后开始产生税负，3）个人所得税的整体占比仍然较低，但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和监管加强密切相关，2019年减税策略应可对冲部分上升压力，但征管带来的征收效果仍会使个税收入保持增长，4）企业所得税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叠加征管加强的趋势相一致，但经济下行后期的增长可能会放缓，5）房地产行业交易税收仍然持续上涨，在房地产投资放缓的大背景下，应是前期累积投资和交易尾部效应。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以结构性减税为基础，如何判断中国未来年度的税收政策改革，

叶永青认为，最可能的有以下的几个方向和组合的可能。

一、 增值税

先看税率：从目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增值税降低2个百分点的税率非常有希望。首先，作为间接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累退效应明显，对交易特别是消费抑制明显，因此结构性减税的重点首先应该是流转税；其次，营改增和金税三期事实上对增值税增加的作用非常明显，2个点以16%的税率看，对应增值税收入的12.5%，如果增值税收入和GDP持平，基本2年就能补回差异，并且税率降低还可以部分从出口退税中找补回来；最后，和美国以及日本的销售税相比，我国的增值税税率仍较高，因此也有比较意义上的基础。

再看进项：以增值税法定为契机推动增值税进项留抵改退税是另一个重要机会，今年扩围的可能性很大。首先，这是抵扣权的必然要求，销项交税进项退税是为抵扣权；其次，这是最经济的增值税减税方式，成本是进项税金的利息；最后，已经有实践的基础，并且为众多重资产投资企业所期待。

二、 消费税

今年减税的另一个可能是消费税，其实本质上，就是进一步调节消费税税目，使其更彻底地成为奢侈消费的收入调节税，将生活中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可能涉及的消费税都予以取消。

三、 所得税

新个人所得税法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减税的措施，短期内，可能的减税就在于综合所得的最高税率仍然偏高，然而，在中央政府提低，扩中，抑高的整体思路下，个人所得税税率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从个人所得税整体来看，未来的博弈仍然是在如何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措施降低征管迅速加强带来的冲击效应。

对于个人所得税，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合伙企业税制的穿透问题，我个人仍然坚定的认为，从税收中性和鼓励资本投入的角度，个人有限合伙的投资所得应该适用20%的税率。

企业所得税的变化不会太大，25%的税率本身并不高，而且在25%的税率上，做一两个百分比的税率调整意义不大。继续扩大对特定行业和行为（比如研发）的税收优惠应该是个主要方向，目前的税收优惠对环保的倾斜不够，未来有望进一步有政策支持出现。

四、 税收征管

事实上，在中国，税负成本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征管制度和方式。转型期的征管能力迅速变化加上传统征管下缺乏制约的征税权，都可能导致减税效应被削弱，以社保为例，社保税收征收对市场造成的重大影响显然就是由于税收征管能力相对社保原有征收力度快速上升的预期。因此，在税收征收管理上，特别是增值税管理上，应该需要更为中性的征管制度。

其实，要减税还有很多的路径，各个方式都可以，实质就是让利于民向市场注入资金，而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压力必须通过政府和企业提高效率来解决。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必然伴随着加税，因为健康的市场其实不是没有税或者税越低越好，而是必须通过合理的税收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