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剪不断理还乱的“南北关系”

在印加帝国及其以前以后的历史上，以基多为中心的北方（今厄瓜多尔）和以库斯科为中心的南方（今秘鲁）的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南北方的征服与反抗轮回了好多次：先是印加人向北征服基多，再是基多的“朱棣”南下“靖难”，接着西班牙人又在南方人支持下，北上征服了基多。

这种关系到了殖民时代乃至独立国家时代似乎还没有完。后来拉美独立战争中，苏克雷的独立军又从北方的厄瓜多尔解放了南方的秘鲁，他因此成为厄、秘共认的独立英雄，但是厄、秘却不能共属一国。塔基战役粉碎了秘鲁兼并厄瓜多尔的企图，厄再北属玻利瓦尔建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大哥伦比亚解体后，厄与秘鲁各自成为独立国家的局面稳定下来，但两国的边界却一直不能划定，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敏感地区，两国关系也长期对立，导致在19-20世纪四次发生领土战争（1858、1941、1981、1995），直到1998年两国签署“永久和平协定”最后解决了边界问题，才换来迄今已20年的两国友好。

说起来厄、秘两国都是安第斯国家，白人比例不高，黑人几乎没有，由于印加帝国这段历史，两国都有拉美最多的讲克丘亚语（当年印加帝国的通用语）的土著以及混血的梅斯蒂索人。应该说，二者文化传统最为相近，但是国际关系长期以来却搞得如此紧张，双方多次兵戎相见，即便和平共处，也往往宁可各自与传统差异更大的实体（如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秘鲁与玻利维亚）联合，也不愿重温印加旧梦。显然，这与历史上那种传统的“南北矛盾”有关，南北两个中心抢夺皇权的残酷斗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都太大了。

谁是拉美民族主义之源

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叙事下，英勇不屈、死在西班牙人手里的卢米尼亚维已经被塑造成为厄瓜多尔历史中的民族英雄。不仅在当年被他毁掉的基多城里立有他的塑像，我甚至在遭大屠杀的“血湖”附近的奥塔瓦洛镇上，都见到过这位印加将军的纪念碑。

但是在当时，不仅暴君阿塔瓦尔帕遭到南方印加人的普遍仇恨，北方今厄瓜多尔地区的很多土著也与卢米尼亚维为敌并投靠西班牙人。当然，很多土著后来吃了西班牙统治的苦头，又起来反抗，但这是后话。当时他们都参加了与西班牙人的联盟。卢米尼亚维最后成了穷途末路的孤家寡人，抓住了他的也仍然是土著兵。

如今人们对西班牙人的成功，贬之者常归因于他们奸诈无信，突然袭击。褒之者则强调他们装备先进，“落后就要挨打”。但是，如果说皮萨罗突袭阿塔瓦尔帕确实是乘人不备，贝拉尔卡萨尔一路打到基多也能算是突然袭击吗？假如只靠装备先进就能必胜，他们又何必要这么多的土著参战？但假如不能，他们又何以不担心这么多土著兵倒戈相向？

最后，如果把卢米尼亚维理解为今天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英雄，那么多支持西班牙人的库斯科-卡尼亚里土著又是什么？是“汉奸”吗？假如是，那么完全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的加西拉索，为什么又会在今天被称赞为“真正美洲主义的最早表现”、“代表最高的秘鲁激情”，被视为不是殖民主义、而是拉美民族主义的文化先驱？这个痛斥印加暴君而支持西班牙人、但又放声讴歌印加先民先王的史学家，这个本身就是印加王族与殖民军官的混血后代的文化名人，在今天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又该如何定位呢？

这里有个问题，即很多瓦斯卡尔一方的印加人后来顺从了西班牙人，他们笔下的印加暴君阿塔瓦尔帕凶残无人性一如上述。《印加王室述评》的作者加西拉索就是一个典型。笔者在上篇引述了他的许多记载。那么他们的说法可信吗？他们是否会因王位争夺而在叙事时持有偏见呢？

以加西拉索而言，他作为印加王室成员和第一代梅斯蒂索人出生时，西班牙人进入库斯科才仅5年，印加帝国名义上仍存在，只是瓦斯卡尔一系的印加王此时已受西班牙人控制。直到他21岁，一直生活在母系印加人中，可以说是个“爱印加也拥护西班牙”的作者。他自称写作是“出于对祖国（指印加）当然的爱”，是以“我见过，我去过，我听说过，我到过”为基础的纪实之笔。其名著《印加王室述评》的中译序中引述了许多当代西方与拉美知识界、思想界对他的好评，说他对印加历史的记载“比所有其他史学家的记述要完整得多”，具有“世界性决定意义的历史权威”，是“道地的美洲作品，是关于征服时期这个题材中写得最好的作品”等等。这些评论大多出自进步人士或拉美民族主义人士。

另一方面，尽管这本书本身并不批评殖民统治，但18世纪在拉美发生图帕克·阿玛鲁起义后，当局仍在西班牙所有殖民地查禁了这本书，认为它具有“煽动性和危险性”，因为它赞美了印加先民的好时光（尽管不是他母辈亲历的暴君时代），鼓励了对印加文化的记忆。

显然，加西拉索的历史叙事尽管不是反殖民主义的，但却是“美洲主义”或本土主义的，至少不会是殖民主义的。而他受到的批评，据中译者介绍，也是说他“对印加历史进行了‘古化’（把时间提前）和‘美化’（把印加帝国描绘成理想社会）”。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印加暴君的抨击是基于丑化土著的殖民主义偏见。

当然中译者忽略了这一点：就算没有西方人对土著的偏见，但印加人内部的派别偏见，加西拉索就很难免。他对阿塔瓦尔帕恨之入骨，甚至把西班牙人捕杀他的奸诈手段也回避了，但对瓦斯卡尔就很维护，把他塑造成受害的贤君。而事实上，对印加内战的记述也有站在阿塔瓦尔帕一边，指责瓦斯卡尔的，同时代的西班牙人胡安·德·贝坦索斯（其妻曾为阿塔瓦尔帕众妃之一，他的书基本来自她的叙事，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他偏向阿塔瓦尔帕的原因）著的《印加人叙事》就把瓦斯卡尔描绘成一个暴君，他性格暴躁，目中无人，看不起出身相对低贱的阿塔瓦尔帕。他不断羞辱阿塔瓦尔帕：杀死阿塔瓦尔帕的信使，强迫其部下男扮女装游街示众等等。阿塔瓦尔帕的起兵在这本书中被写成是忍无可忍、逼上梁山之举——就像朱棣解释他的“靖难”一样。

但是阿塔瓦尔帕大屠杀的残酷，贝坦索斯却也只是回避而无法辩解。对此，我一个中国学者自然没有考证印加史的能力，但从中国的“宫斗”逻辑看，这种事其实就是比谁更加心黑手辣，更好难言，更坏可断。实际上，瓦斯卡尔未必就是贤君，阿塔瓦尔帕却肯定是暴君。今人不必持印加人中的派性立场。宫廷政治的骨肉相残贻害天下，说到底是专制制度之恶。印加内战浩劫与明朝“靖难”浩劫，都是这样来的。

“两头苦”的叙事

殖民统治恶劣，土著暴君残忍，这种“两头苦”的叙事在著名的瓜曼·波马手稿中体现得更典型。

与殖民地初年就在西班牙出版了名著而蜚声于世的加西拉索不同，费利佩·瓜曼·波马是个默默无闻的纯粹土著。他于西班牙人占领基多的那年出生在南方印加乡村——比加西拉索年长4岁，也更接近基层社会。他的父亲是地方小贵族，身份远不如加西拉索母系那种首都王族之高贵。但与许多南方印加人一样，由于反感北方暴君，也接受了西班牙的统治。波马学会了西班牙语，曾在地方教堂和法庭做翻译，也领教了殖民者的迫害：由于为土著人的地权辩护，他得罪了西班牙人法官，被解雇并且失去了土地，只得浪迹天涯。

到了晚年，他把在各地看到的西班牙统治劣迹写成一千多页的钞本《第一部新编年史与善治》，对殖民者的种种恶行进行控诉，要求恢复土著政权。但他虽反对殖民统治，怀念想象中美好的先民岁月，却也仇恨北方印加暴君，而且他既信天主教，也尊奉西班牙君主。所以他把这本书写成向当时的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三世陈情、投诉的形式，告诉皇上被贪官污吏隐瞒的底层痛苦。他希望皇上能把权力交给土著，让他们自治，而非派西班牙人来统治。而他主张的“善治”，就是在国王赐予的土著自治下，实行“土著美德、基督信仰和欧洲技术的结合”。

约在1615年，他以80岁高龄，在儿子陪同下流浪到当时殖民统治的中心利马，辗转托人（据说是个丹麦外交官）把此书带到欧洲，希望献给西班牙君主，却不幸佚失。从此近300年无人知晓此事。直到1909年，这部手稿才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被学者发现，得到影印传世。

如果说加西拉索的立场是非殖民者的“本土主义”，那么瓜曼·波马这本书显然就是反殖民主义的早期文献了。他虽然对西班牙君主有幻想——那个时代要求一个印加土著是共和派或者革命党，显然不现实。就是到后来，共和与革命也是先在拉美白人中形成的概念，而印加遗民一般都寄希望于“好皇帝”，对于刚刚经历大屠杀的那一代人，寄望于西班牙君主似乎更合理。但是，他如此明确地反对殖民者统治，要求土著掌权，而且谴责西班牙人不遗余力。比起讴歌印加文化但接受殖民统治的加西拉索来，瓜曼·波马显然“进步”多了。

然而，瓜曼·波马不仅与加西拉索一样憎恨印加暴君阿塔瓦尔帕，还对加西拉索不怎么谴责的卢米尼亚维等“暴君帮凶”深恶痛绝，他笔下的卢米尼亚维残酷而嗜血，是大屠杀的主要罪犯之一。这与我在基多看到的“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的形象真有天渊之别！

如前所述，本土主义的加西拉索今天都得到肯定，反殖民的瓜曼·波马更不用说了。但应当怎么看他对“民族英雄”的如此记载呢？这些材料在厄瓜多尔学术界也引起讨论。有人持否认瓜曼·波马的指控，维护卢米尼亚维正面形象的正统观点；有人则认为，抵抗殖民的壮烈和传统的野蛮都应当承认，考虑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应该是瑕不掩瑜；也有人认为，那时根本还没有形成“民族”，何来民族英雄？卢米尼亚维“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杀人魔王”。

作为争论的旁观者，我认为，作为印加帝国灭亡的同时代人，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痛斥大屠杀惨无人道，并不是基于现代才有的什么观念，就算考虑时代背景，以当时的野蛮风俗为如此出格的惨无人道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但瓜曼·波马的叙事也并非不能质疑，除了他是给西班牙君主上书这一点外，南方印加人对北方暴君之罪的控诉也不能排除有派性的夸张。

但这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加西拉索与瓜曼·波马，他们一为王室成员，一为外省土著；一个接受殖民的加西拉索，一个反对殖民制度；前者基本不骂西班牙人，后者对西班牙人大加谴责。两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对北方印加暴君的仇恨却是共同的。笔者觉得，这是理解印加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会一朝瓦解的关键之所在。

“做自己人的奴隶”更好吗

无独有偶，西班牙人在中美洲遇到的另一个专制帝国，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的阿兹特克帝国也是俨然大国，穷兵赎武，扩张势头正劲，却被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同样区区几百个征服者给轻易拿下了。除了西班牙人在装备和计谋上的优势，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特诺奇蒂特兰周围诸邦土著都苦于阿兹特克暴君的横征暴敛，因而乐于与西班牙人联手推翻帝国。前不久，我们在墨西哥城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奥尔默·弗雷瑟教授交流时谈到这个问题。奥尔默教授明确地说：阿兹特克帝国的一朝覆亡，就是因为其统治者残暴不仁，周边部落都受不了，当时已经发生饥荒，但皇帝还要大兴土木，要民众供粮供役，而且任意杀伐，草菅人命。“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帝国百姓已经高度不满，他们把西班牙人的到来看做一大机会，希望趁机摆脱帝国的暴政。于是他们纷纷与西班牙人合作。阿兹特克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就在一小撮西班牙人和特诺奇蒂特兰周边的无数城邦、部落、村庄的百姓和贵族的共同打击下，稀里哗啦垮掉了。”

最近看到郭学明先生的一段访拉美感言，他看到智利南部分散落后的马普切人部落坚持自主，前后抵抗印加帝国、西班牙人和独立后的智利、阿根廷国家达300多年，感慨地说：“马普切是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一个文明落后生活在贫穷地区的民族，征服他们的过程长达几百年。而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文明先进，社会共同体规模大，人口几百万，军队十到二十万，可西班牙人只用几百人，打了一两场仗，就轻而易举地全面征服了。为什么征服庞大的帝国反倒容易？”

其实何止马普切人。北美那些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也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可是北美的殖民者对付他们，也花了两百年的时间。而且最后也只是占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赶进了保留地，却没能像奴役黑奴那样，把他们变成奴役对象。但西班牙人不仅极快地灭亡了两大土著帝国，而且后来的殖民统治，就是以主要奴役土著帝国遗民而成为与北美最大的不同点。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北美为什么不能？

郭学明思考的结果是：“庞大帝国容易征服，最重要原因是帝国的臣民已经被权力驯化了。只要把最高统治者解决了，整个帝国的臣民就会随之驯服。人口很少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也是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对臣民的驯化，是国家抗征服力弱的根本原因。人类驯化了植物、驯化了动物，在这个驯化过程中形成了权力，而人类又被权力驯化。”

而奥尔默则不同意权力驯化之说，她给出了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专制帝国往往统治残暴，社会潜伏着太多的不满。平时好像铁板一块，但一旦出现某种机缘，矛盾就全面爆发。外患触发内变，一下就土崩瓦解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表面上是被几百个西班牙人灭掉的，实际上是内外矛盾一起爆发而垮掉的。我觉得其实两个说法是一回事：权力驯化似乎是铁板一块，矛盾爆发就土崩瓦解。很多古代专制帝国都在这两者间反复循环，关键在于专制暴君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并不比殖民统治小。

过去在反抗殖民主义时，揭露批判殖民统治的黑暗是人们主要的任务。这种批判的历史合理性应当肯定。但是它往往带来一个偏向，即把前殖民时代的传统专制涂上了一层玫瑰色。其实即便在那个时期，一些清醒者如鲁迅也早就指出：“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时代，有识之士尚且能有这样的见解，在殖民时代早已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外部而不知自省，就更不可取了。固然人们往往当局者迷，历史叙事有时也确实出于现实需要。西方人当年是殖民主体，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那是政治正确，由皮萨罗的后人来批判印加专制，总有些“身份不宜”。而现代的厄瓜多尔作为一个小国，若干年前还与邻国秘鲁打过仗，卢米尼亚维被树为民族英雄，除了因为他反抗西班牙人外，也难说没有对抗南方邻国的意思，他们在国际竞争中需要提振国民士气，让他们自我批判可能也勉为其难。但我们本是第三方，应该更能客观也更深刻地看待他们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