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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文学生活的捍卫者

夏榆2019-06-24 16:04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夏榆/文

注视东欧铁幕时代的西方作家

自1973年起,罗斯作为西方作家多次前往布拉格,他寻访那些生活在铁幕时代的东欧作家(包括电影艺术家),与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对话。对话文本展现出东欧作家与欧美作家因为置身社会的不同而显示出的差异性。罗斯思想视域的广阔和复杂性,以及他的价值立场也呈示其中。

《布拉格狂欢》是罗斯对剧变前的东欧在行动与思想之外的一次艺术书写。

“我不能写作,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询问。要想做点事,做任何事,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以及老婆、孩子和父母的幸福。”到访纽约的捷克作家与他的伴侣对美国作家祖克曼滔滔不绝讲述被苏联军事占领的布拉格生活图景,以及人们所经历的磨难。《布拉格狂欢》写于1985年,作为日记体结构的小说分为三章,分别是“1976年1月11日,纽约”、“1976年2月4日,布拉格”,“1976年2月5日,布拉格”。

作家内森·祖克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来到布拉格,他看到的是诡异的生存图景:情人在酒店相会被人警告说话要小心,因为酒店的房间里到处都藏有窃听器。说话时要用两套语言,嘴里说着的口语,笔写在纸上的语言,以此防止窃听。这部日记体(或笔记体)的小说将视角聚焦于三天之内的两个城市空间。通过真切体验和精湛叙述呈现出捷克斯洛伐克禁锢的国家状态,以及人们灰暗、恐怖而绝望的生活,呈现出知识分子幻灭的精神困苦。这是一个西方作家视角之下的布拉格。

流亡美国的捷克作家对祖克曼说:“你必须选择屈服,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没有人抵抗我们国家的苏俄化。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

与《布拉格狂欢》的书写形成同构的,是罗斯的布拉格之旅。

1973年罗斯被推举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委员会成员,他在康涅狄格州西北买了一个旧的农场和20英亩地,距离纽约城100英里,从伍德斯托克搬来此地。其时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讲解卡夫卡。也就是在这一年5月,罗斯去威尼斯和维也纳旅行,途中去了布拉格,与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伊凡·克里玛见面。其中还有些被列入黑名单并遭迫害的作家见面;和被列入黑名单的翻译家和学者兼学者丽塔·克莱莫娃(RitaKlimova)成为朋友。罗斯为美国笔会写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报告”。策划“来自另一个欧洲的作家”系列丛书。丛书关注不为美国读者熟悉的东欧作家。

除了关注捷克作家,罗斯还关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作家。罗斯从布拉格回到美国后把捷克作家与美国作家的处境进行对比,1984年他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问时追忆道:“我第一次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突然想到,在我生活的社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都无关紧要。然而对于那些我在布拉格遇到的捷克作家来说,什么都不能写,但写出的每一句都至关重要。东方那些生死悠关的严肃的事情在西方变得琐碎轻佻本身就是一个主题,于是精微的想象力才能转化成引人入胜的小说。”

纽瓦克英雄,编年史作家

然而罗斯也警惕对“压迫者文化”的无限赞美。当美国小说家路易斯·拉莫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特别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总统在白宫给他颁了奖。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英语电视上宣称:“当代西方文学毫无可取之处,一文不值,而对人类灵魂的伟大记录,那些杰作,只能产生于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政权中。”罗斯直言不讳地批评其浮夸做作和感情用事。在铁幕之后生还,却因为没有与那样可怕的智识和文学环境搏斗而认为自己贬值了。罗斯说:“一边是路易斯·拉莫、我们的文学自由,和我们国家庞杂、活泼的文学,一边是索尔仁尼琴、文化荒漠和难以承受的压迫,那就给我拉莫好了。”

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的在场者。从1959年出道,罗斯完成三十多部小说作品。显赫的创作资历,骄人的写作业绩,获奖无数,使他成为美国文学的神话。在他的小说中能看到两个叙事的脉络,如同两条发源于同一高地向下游平行奔流的河流,时而舒缓时而激烈,时而分离又时而相互交集。这两条河流一为个人的,一为国家的,它们在不同的叙事场域中携带着不同的语码和讯息,然而流动的速度和方向是一致的。时间在这里产生变化。时代背景、国家生活以及个人际遇也产生变化。作家与他所在的时代保持平行或对峙的关系,他紧盯着自己所置身的时代生活,以强劲、雄辩的力量书写。

1933年罗斯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父亲是从波兰来的移民,家里开着一个做鞋的家庭作坊。后作坊破产,父亲做过行政长官的看门人,也做过纽瓦克区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在20世纪50年代,纽瓦克劳工繁盛,大约有42万,大部分的居民是德国、意大利、斯拉夫和爱尔兰移民。黑人和犹太人是城市里的少数族裔。1950年,罗斯高中毕业,他在纽瓦克市区做百货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其时阅读了托马斯·沃尔夫;发现舍伍德·安德森,西奥多·得莱塞等作家。1955年罗斯获得文学硕士,9月参加了美国军队,并待了两年之久,在基础训练中颈椎受伤,后被安置到华盛顿军队医院的公共信息办公室。开始写短篇小说,自此开启他的写作生涯。

一个作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在他所生存的国家和社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这是我更关心的事务。评论家——比如苏珊·桑塔格是强有力的,激辩的,批评式的。而小说家同样是激进的,展现出强劲的思想和艺术力量,尽管小说家呈现的方式更像是足球场的后卫,而不是前锋。(苏珊·桑塔格更像是敢打硬拼的前锋)。这是作家艺术或职业化表现,也是他作为公民的公共表现。这些思想和表达构成一个社会生活丰富而多元的舆论场域。

青年的“祖克曼”,老年的“凯普什”

罗斯的文学殿堂里有三位个性鲜明的人物,祖克曼系列与凯普什系列,与其说是以人物区别不如说是年代划分。祖克曼系列的《鬼作家》、《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反生活》《美国牧歌》《背叛》《人性的污秽》《退场的鬼魂》。凯普什的系列有《乳房》、《欲望教授》《垂死的肉身》,还有就是罗斯系列《事实》《欺骗》《遗产》《夏洛克行动》《反美阴谋》。

“我昨晚没睡觉。我认识的人也都没睡觉。我有个朋友在四十二街图书馆工作。他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人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嚎啕大哭。”这是《退场的鬼魂》里人们对美国总统选战中乔治·布什获胜时的灾难性感受。然而疾病缠身的老作家凯普什则以看透一切的悟性说:“我很清楚恐怖的政治可以激起多么戏剧性的激情。从一九六五年和平主义的候选人林登·约翰逊转变为支持越战的鹰派人物,到一九七四年理查德·尼克松遭到弹劾被迫辞职,这些事情确确实实成为我们大家记忆里的保留节目。你为了政治伤心绝望,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也或许你会欢欣鼓舞,十年来你第一次为了政治的清白辩护,可你得到的唯一安慰不过是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如今的我只是一个政局的旁观者,一个局外人。我与全民参与的这场戏无涉,这场戏亦与我无涉。”

《退场的鬼魂》出版于2007年,书中对退隐的个人与激进的时代生活共同演进。主角是衰老病弱的,然而作家是强有力的。敏锐地注视着他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人物穿行在时代的裂隙中,生活在国家现实幽暗的隧道里。前景是个人化的,后景则是国家状态与社会生活。然而它又是艺术的,以极为精湛的艺术方式呈现。

罗斯呈现出来的书写气质是鲜明的。他强悍雄辩又柔韧婉转曲折幽深。他具有编年史作家应有的广阔的视野,纵横驰骋的思想之力,又有小说家魔术般的魔法技艺。他的小说构思奇异,出奇制胜,悬念迭出。具有极强的叙事魅力。阅读他的小说,你很难看到他的气衰力弱的时候。他的叙事始终保持激情充沛元气饱满的生机。

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垂死的肉身》是罗斯晚年写作的象征之作。

六十二岁的教授凯普什相遇二十四岁的古巴姑娘康秀拉·卡斯底洛。“我在给她看我保存的卡夫卡手稿——卡夫卡的三页手迹,是他为自己供职的保险公司的退休晚会上所做的一篇演讲,这份1910年的手稿,是一位有钱的三十岁有夫之妇,我多年前的学生情人,送给我的礼物。”罗斯切入情欲的书写令人惊骇,写尽肉体之爱的绚美狂欢,也写尽肉体的衰败无能和残缺。这是对人性的深度开掘,也是对世事无常的洞察。

注视人的存在境况,观察人的肉身之变,剖析孤独、爱、失去、病痛、破碎与无能感,将这些体验打碎化为精湛而雄辩的叙事艺术,这是罗斯持续至生命最后时刻的工作。他缔造了美国文坛的“文学神话”。作为犹太裔作家罗斯并没有自限于犹太身份,而是贴近美国的社会生活,以更具现代感的意识书写。罗斯以他独具个人性的姿态,行进于尘世之间,在纷繁多变的生活中孕育培植出丰饶而绚烂的创造果实。

1994年罗斯与妻子克莱尔离婚,隐居在康涅狄格州的农场中,工作间是林中的小木屋。在罗斯的虚构文本里很容易看到作为小说家的罗斯,青壮年时期他化身为祖克曼,老年时期他化身凯普什,他们投身于生活的洪流中,寄居在存在的俗世里,然而忠实于个人的信念。就如罗斯对《巴黎评论》说:“我似乎是一路爆破,炸开一条通往那本我写不出来的小说的隧道。这些书每一本都是一次爆破,为下一本书扫清障碍。”

2018年5月22日,罗斯辞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