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巴勒斯坦）称得上是国际新闻的一个永恒热点。这块面积还不及海南岛大的土地，在“冷战”年代登上电视新闻的概率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差无几。即便近几年来叙利亚的“热战”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巴以问题”仍旧是中东乱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巴以争端，究竟孰是孰非？中信出版集团最近出版的《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可以说是从“上帝视角”尽可能客观中立地回顾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读者或许也可以自己从中寻到答案。

书名中提及的1917年，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年的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A·J·贝尔福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但本书则告诉读者，虽然书名中有一个年代的限定（1917年），但巴以问题的种子早在之前就已经种下了。

犹太人究竟能不能算作巴勒斯坦的原住民？这是巴以双方之间争议已久的问题。犹太人自诩“迦南（巴勒斯坦）”是《圣经》里上帝送给自己的“应许之地”，但是自从反抗罗马帝国的起义失败后，犹太民族就被迫离开故土，变成了一个“流浪的民族”。

一直到19世纪，犹太人才重新想起了巴勒斯坦。按照他们的说法，“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不是作为外国殖民者，而是作为‘重归’故里的人”。问题在于，相近两千年前的“令人难忘的故乡”，如今早已住满了阿拉伯人，犹太人的土地在哪里呢？一个现实的选择是“买地”，就像当时的犹太人所宣传的那样，“你认为一个在巴勒斯坦拥有价值三四千法郎的房屋或土地的阿拉伯人会后悔看到自己的土地价格上涨五到十倍吗？这是犹太人来临时将会发生的……”

既便如此，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规模，在很长时间内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18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控制权的英国军方的统计数字仍然显示：“这里（巴勒斯坦）的人口包括穆斯林51.2万人，犹太人6600人和基督徒6100人”。从人口统计角度而言，只有区区1%的比例。但就像本书提到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阻止了犹太人“入乡随俗”的自然进程。“他们抵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商人，并宣布他们打算从原族居民手中接管这个地区”。在这方面，本书不曾提及，但相当重要的一个细节是，立陶宛犹太青年埃里泽·本·耶胡达复兴了早已在现实生活中死亡的希伯来语，让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一千多年来再次拥有了共同语言与自我认同。

在持续不断的移民之后，犹太人终于使得自己在人口比例上变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1939年犹太人在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0%。问题在于，事实上是外来户犹太人自己拒绝与阿拉伯人同处。他们的逻辑是，“这里没有让两个民族共存的空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办法比把阿拉伯人，他们所有人，从这里转移到附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好的了”。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话当然显得不讲道理，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就是“鸠占鹊巢”。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的确使得犹太人的生存，赢得了更多道义上的支持。对犹太人在二战中遭遇的同情心，让在战争期间束手旁观的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负疚感，而他们用来补偿犹太人的，是第三方拥有的土地——巴勒斯坦。相比“让犹太人在离散中湮灭”，“将阿拉伯人转移到阿拉伯国家”似乎的确是一个比较“道德”的解决办法。至少，对于那些非阿拉伯国家而言是这样。

结果，就有了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的“阿以分治”决议。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将宣告结束。犹太国家将占有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5%，而阿拉伯国只占44%（耶路撒冷将作为国际共管区）。更重要是，表面已经不公正的数字比例掩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尽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买买买，犹太人当时仍然只拥有巴勒斯坦私人土地的7%，于是在拟议中的犹太国家中，除了50万犹太人还将包括40万阿拉伯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拉伯国家里将只有1万名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这样的结果，“阿拉伯人的愤怒与犹太人的喜悦不相上下”。本书作者倒是明确地站在“上帝视角”表明了自己的判断：“尽管这种分治决策在当时和日后都无视了阿拉伯人在法律、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反对意见，但其背后是国际舆论的力量”。

阿以分治，实质上是将犹太问题从欧洲人那里转嫁给了阿拉伯人，“完全无辜的人为别人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中东的一个火药桶就此被点燃，就在“阿以分治”决议通过的第二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爆发。

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小小的犹太国家（以色列），不但抵抗住了来自四面八方（叙利亚、约旦、埃及以及伊拉克）的阿拉伯军队的进攻，甚至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版图，实际占领了全巴勒斯坦的78%，后来干脆变成了100%。从此之后，流亡他乡的变成了巴勒斯坦难民（阿拉伯人）。

这个结果，看似不可思议。但根据作者在本书中的论述，又并非不能理解。战争前夕，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军事准备比阿拉伯人要充分得多。长期以来，犹太人的自治机构，就如同一个国中之国，可以有效组织动员起整个犹太族群的力量。而2.7万曾经在“二战”中在英军服役的犹太人，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几十万犹太人对阵数百万阿拉伯人的劣势，又使得纳粹屠刀下劫后余生的犹太人爆发出了浓厚的危机意识——“我知道，投降即死亡”。相比为自己生存而战的犹太人，表面强大的阿拉伯军队，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作战目的。就像本书引用一位巴勒斯坦学者的话说，“犹太军队打仗时，梦想着他们的国家，而阿拉伯领导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打一场有限战争时，梦想和祈祷着停火”。于是，中东的地图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以色列成为一个现实，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不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只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不复存在，而以色列却无法摆脱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有些类似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成了以色列的劳动力来源地，如“班图斯坦”之于南非。在以色列的最大城市特拉维夫，“到处都是巴勒斯坦工人，在建筑工地、医院、餐馆、商店”。本书甚至列举了一个颇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实例：一名犹太老人向自己年幼的孙子列举拓荒时代的劳作往事，却引来孙子的惊讶：“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是个阿拉伯人吗？”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局面竟然一直维系了下来，几次中东战争，在马德里与奥斯陆的和谈，昙花一现的和平时光、示威与镇压，“隔离墙”与“定点清除”。无数曾经在几十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熟悉字眼在本书中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到了本书叙述的结尾时刻（2017年），距离联合国大会的“阿以分治”决议已经过去了70年，距离英国人不负责任的“贝尔福宣言”已整整一个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未来，仍旧悬而未决。即便到2019年，依然如此。

未来会怎么样呢？作者在本书中列举了几种可能。首先，长期为国际社会坚持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主张看起来希望愈加渺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与以色列的谈判一无所获，加上其官僚机构的腐败低效，使得它在巴勒斯坦人心目中威信扫地，以至于在2006年的民主选举中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丢失给了“哈马斯”。显而易见，以色列是不会与长期誓言消灭以色列、至今坚持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哈马斯”谈论和平的，遑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了。那么，“一个国家，两个民族”是不是可行呢？从经济上看，以色列显然不情愿接受这个计划：2015年以色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700美元，而约旦河西岸为3700美元，加沙更是只有1700美元。“一个国家”意味着以色列背上一个无法承受的经济包袱。令以色列更加恐惧的是，一国方案将使得阿拉伯人立即占据人口的绝对多数，作为土耳其之外唯一一个实行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中东国家，这不啻意味着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历史的结束……

因此，按照作者的看法，这样一来，结果只会出现一个“无国方案”。也就是以色列武力维持下的现状会一直维持下去，巴勒斯坦人也会一直处于被征服状态，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自治。

这样的现实或者说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本书作者看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即使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哪怕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无法彻底杜绝小规模的暴力冲突与袭击。就像本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直到现在，彼此之间仍然具有“敌人”与“邻居”的双重关系，而唯独不是“朋友”。这次，历史学者纵然站在“上帝视角”，也只能厘清历史的脉络，而无法预见不可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