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辉 叶冬艳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经济学家在思考疫情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冲击。有人得出的结论是与“非典”类似：疫情会对经济产生短期影响，并不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

然而，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在这个时点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其实非常困难。用2003年“非典”作为参照物来讨论，或许会得出偏乐观的结论。

和“非典”在4、5月才大面积暴发不同，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此外，中国经济在过去的17年中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胀率和信贷规模、杠杆水平乃至我们面对的外部环境，全都不一样了。我们认为新冠肺炎会比“非典”带来更大的短期冲击，经济增长的恢复也需要花费更大力气、更长时间。

在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力度上，我们的建议是宁可用力过猛也不可轻敌。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比“非典”、甚至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大幅度和更广泛的刺激政策，这样才能避免大量中小微企业破产，从而导致大规模失业风险。

短期经济影响

此次疫情爆发于春节期间，给零售服务业带来的冲击可能更甚于“非典”。对零售行业来说，春节期间销售额占全年的比例很大。此外，春节期间很多务工人员返乡过年，现在的防控措施使得很多人暂时无法返回工作岗位，企业不能及时复工。

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是餐饮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餐饮行业收入为4.67万亿元，其中15.5%的收入来自春节期间。自1月25日起，全国范围内的众多大型商场停业，多家全国连锁餐饮品牌宣布停业，部分地区还出台了禁止所有餐饮店铺营业的紧急通知。

一时间，全国上下的各类饭店餐厅纷纷歇业。营业收入几乎为零，但房租、人工等固定成本支出依然如常，且大量现金已投入春节前的工资与奖金发放和春节期间的食材准备中。这意味着对现金流依赖性很强的餐饮业陷入困境。比如，西贝莜面村在往年春节的整体营收在7-8亿元，今年几乎全部归零，倘若疫情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西贝账上的现金撑不过三个月。据恒大研究院估计，仅在春节7天内，餐饮行业零售额比预期下降了5000亿元。

电影业也深受疫情影响。据统计，2018、2019年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分别是57.7、59.1亿元，而专业人士预计2020年春节档票房将突破70亿元大关。如今，不仅这个预期不能实现，就连影院何时能营业都成了未知数。与一、二线城市的头部影院相比，三四线城市的中小影院受到的冲击更大。一方面很多中小影院短时间内会面临租金、人工成本所带来的现金流压力；另一方面，即便能顺利渡过当下的难关，由于春节返乡人流带来的票房收益，往往占到很多三、四线影院年票房的30%，很多中小影院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如果疫情过去，一部分消费或投资可以恢复，但相当一部分是不会恢复的。本打算春节期间置办的电冰箱、洗衣机可以等疫情结束再买。但今年的春节不会再重新过一次，春节期间计划好的旅行、走亲访友，疫情结束后，人们不会按照原计划再来一次，这部分消费难恢复。

不能恢复的经济需求，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就是收入的减少。餐饮、电影、旅游等行业的公司与员工，他们今年的收入就会减少，收入减少会降低他们的消费或投资。因此，疫情对经济不但会带来短期冲击，也会有中长期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

“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2003年2季度，GDP（不变价）当季同比增长速度从1季度的11.1%下降到了9.1%。但这种不利影响很快就过去了，3季度增长率就恢复到了10%。2003年全年GDP的增长率高达10%，高于2002年的9.1%、与2004年的10.1%相当。也许是基于这些数据，很多经济学家预测此次新冠肺炎只会给经济带来短期冲击、不会影响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态势。

实际上，2003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加速增长期。GDP增速从2000年的7.7%开始上升，一直到2007年的14.2%，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才打乱这个快速增长进程。当前与“非典”时期不同的是我们的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速放缓的阶段。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了2019年的6.1%。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也不一样了。2003年，第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例分别是12.4%、45.6%、42.0%。2019年，这三个比例分别是7.1%、39.0%、53.9%。第三产业占比增加了近12%。

“非典”对第二、三产业的冲击是要大于第一产业的，且第一、二产业恢复速度要高于第三产业。与2003年1季度相比，三产在2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下降了1.1%、1.9%、1.8%。第一、二产业在3季度就恢复了增长，而第三产业在4季度才恢复到接近于1季度的增长速度。

与“非典”发生时的2003年相比，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且第三产业占比更大，此次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可能会更大，从中长期来看经济恢复起来也可能会更慢。

企业盈利能力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体现到企业就是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与GDP类似，规模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也是一路上升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增速有所恢复并于2010年1月达到峰值29.2%，此后则一路下降。

类似，上市公司的ROA、ROE在2001、2002年探底，随后一路上扬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四万亿”刺激计划后有所恢复，2010年是个高点，此后则开始下行。

工业增加值衡量的是企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而ROA和ROE衡量的是企业对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利用效率。

笼统地说，工业增加值体现了企业盈利的数量，而ROA和ROE则体现了企业盈利的质量。在2003年“非典”时，工业增加值增速、ROA、ROE高且还在上升，而2019年这三个指标低且还在下降。因此，相对目前而言，“非典”时企业的盈利能力高且还在上升，恢复起来自然要容易些。

消费价格指数、信贷规模与利率

2002年的CPI是负增长的，直到2003年1月份CPI才重回正增长的轨道。在2003年的前8个月，通货膨胀率都低于1%，在后四个月才在政策刺激下上升到1%以上。而近期由于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在2020年1月，通胀率是5.4%；而食品价格指数增速更是高达20.6%。

我们的信贷规模也在增长。2003年M2与GDP的比例是161%，在2019年这个比例是20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占GDP的比例也从2003年的132%上升到了2019年的254%。

从通胀率和信贷规模来看，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要比“非典”时期小很多。增加货币发行和降息会进一步推高高企的通胀率和信贷规模，现在增加信贷和货币对GDP的刺激效果会低很多。

与2003年相比，目前的利率水平要更低一些。短期贷款基准利率在2003年是5.31%，而在2020年1月是4.35%。与“非典”时相比利率有所下降，但与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有降息空间的。

杠杆率

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是非金融部门负债与GDP的比例。而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政府、家庭等三个部门，不同部门的杠杆率定义为各自部门负债与GDP的比例。

中国宏观和各个部门杠杆率的总体趋势均是上升的。比如，宏观杠杆率从1996年1季度的100.6%上升到了2019年2季度的261.5%，而政府杠杆率也相应地从21.4%上升到了52.4%。企业和家庭杠杆率的走势也类似，其中家庭杠杆率上升得更快，从2006年1季度的11.5%上涨到了2019年2季度的54.6%。

横向来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超过了美国。（表1）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达154.5%，是美国的两倍、是日本的1.5倍；家庭杠杆率比英国、美国低，与日本、德国相当，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印度。

纵向来看，中国的宏观和各部门杠杆率上升很快；横向来看，只有政府的杠杆率还比较低，企业的杠杆率严重偏高。与“非典”时相比，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更高，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也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因此企业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更加困难；疫情过去以后，企业和家庭借贷进行消费和投资的空间也更小了，也就是说经济恢复起来会更加缓慢。从杠杆率层面来看，政府采取宽松财政刺激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

外部环境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表2是1996-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比例。从1996年的6.3%累年增长至2019年的19.2%。

在“非典”发生的2003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是8.8%；2019年这个比例是19.2%。中国经济体量大了，对世界经济影响的也变大了。比如，由于疫情影响，不少汽车工厂停工，RBC分析师预计2020年汽车产量将比预期减少大约43.5万辆。停产不仅限于中国工厂，由于汽车零部件短缺，现代汽车公司的韩国工厂将全部停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对世界其它国家造成不小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国家的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下降。

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摔倒不大会伤害到周围的人，而周围的人很容易就能把他拉起来；而一个体重150公斤的人摔倒，周围的人拉他起来本就不容易，更不用说他们可能会被撞伤。

“非典”发生的2003年，出口占GDP的比例是26.4%，且这个比例在2006年以前都是在上升的，说明出口增速要大于GDP增速，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很大。而在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例是18.3%，且这个比例自2010年起是在逐年下降的。这说明了出口增速低于GDP增速，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因此，与“非典”时不一样，今年的疫情对出口的影响不会那么快过去，且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也不会那么明显。

2003年，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全球化，而世界对刚加入WTO的中国是欢迎的态度。而在2019年，世界经济的大趋势是贸易战、保护主义，是不断上升的关税。与“非典”时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等多个国家撤侨、暂停中国人的签证申请、停飞往来中国的航班、甚至限制来自中国的外国旅客入境。这些动作有防控疫情的考量，但也受到当前保护主义盛行的影响，这对中国出口有着很不利的影响。

应对政策

与“非典”发生时的2003年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很大变化。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且增长越来越快，而目前经济正处于一个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阶段，这点也体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上。同样的逆向冲击，正在加速快跑的人可能只是稍微停顿一下就可以继续加速前进，而正在减速慢跑的人可能需要费很大力气和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前进速度。

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第三产业占比更大，而第三产业受疫情的冲击更大且恢复缓慢。由于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目前的通胀率要高于2003年，M2/GDP、社融规模存量/GDP也已大幅上升，这些会降低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

无论是宏观杠杆率还是非金融企业、家庭还是政府的杠杆率都已大幅上升。杠杆率的上升，一是会增加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利息成本、破产风险；二是会降低疫情结束后企业和个人借贷进行消费和投资的能力和意愿，这两者会扩大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也会减缓疫后的经济恢复；三是会减少政府财政政策的空间。

另外，我们面对的外部环境也不一样了，世界经济保护主义盛行，这不利于出口的恢复。中国经济的体量也比2003年大很多，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低。因为这些变化，政府刺激政策可能不如“非典”时那么有效了。

用17年前发生的事件作为参照物，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已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选择。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船在河里的位置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船本身也不一样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几乎停摆、且延迟十多天才逐步复工，这是2003年“非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不曾发生过的。我们需要做好此次疫情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比“非典”更不利影响的心理准备，也要做好经济恢复更慢、恢复过程更漫长的应对措施。

在刺激政策的力度和广度上，我们的建议是宁可用力过猛，也不可轻敌。为了克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避免大规模失业，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比“非典”时、甚至是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大幅度的刺激政策。

首先是财政政策上的减税以及扩大政府投资规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环保、医疗卫生等方面，这些措施可以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二是增加货币发行和降息，保障企业当前现金流的稳定以及疫后复工的资金需求，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

三是维持股市和债市稳定，保障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股市的稳定尤其重要，因为我们企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而股权融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这些刺激政策都是为了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实际上是向大型企业倾斜的。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微企业更脆弱、也更难直接享受到刺激政策带来的好处，因而它们需要更直接、力度更大的政府支持。比如，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房租、退税、延期纳税、补贴研发成本和直接资金支持等。

（欧阳辉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叶冬艳系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