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穷志/文 财政与央行之间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口水战，你来我往，呈现愈演愈烈和扩散之势。究其原因，受疫情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GDP增长率为-6.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20年度GDP增长率为1.2%，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大力度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刺激政策必须及时出台，仓促之中，两类刺激政策的力度、配合度摩擦难免，情急之下甚至合法性也可能被逾越。依本文之见，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大水漫灌，还是财政向央行无预算约束的借钱，刺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需要寻找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和体制机制的深度改革。

一、经济悬崖式下挫

相比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一季度GDP增长率-6.8%，全国4月份供给侧GDP增长较快，但需求侧GDP增长缓慢，供求缺口大约1.7到2.7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3%，中国1.2%，认定此次疫情下的经济是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面对经济衰退，政府采用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政策，但经济复苏不是V型轨迹的。衰退下的产业链断裂，公司破产不能再回到从前，带给零售商、餐馆、电影院的经济影响是更滞后和更长久的，也难以回到疫情前的世界。如果把经济恢复定义为恢复到与危机开始时的收入，那么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的恢复时间是4年，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恢复时间是10年，而此次疫情危机相比于大萧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恢复的时间不会短暂。

二、货币刺激政策趋近失效

中国近年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扩张性的，疫情期间更为扩张。M2（货币总量）逐年增长，2011年851,591亿元，2019年1,986,489亿元，2020年3月2,080,923亿元。

面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企业吸纳能力并不高，疫情期间吸纳能力更低。工业中长期贷款占比自2014年到2019年不断下降，分别是8.18%、7.55%、6.87%、6.45%、6.06%和5.8%，2020年一季度是5.78%。小微企业贷款占比逐年下降，2017年为24.48%，2018年23.63%，2019年23.26%，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到23.19%。

货币投放增加与企业吸纳能力下降叠加的可能结果是滞胀。全民消费价格显著上涨，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持续下降。消费物价同比涨幅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跌幅，2020年1月份分别是5.4%和0%，差异是5.4%；2月份分别是5.2%和-0.5%，差异是5.7%；3月份分别是4.3%和-1.5%，差异5.8%。4月份，消费物价同比涨幅3.3%，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跌幅-3.1%，两者之间叠加差异6.4%，为历史最高。

三、财政刺激政策趋近失效

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同，财政政策在积极中越来越积极。“两会”在即，预计2020全年赤字率突破3.5%，抗疫特别国债突破1万亿元，专项债3.5万亿元以上。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趋弱。从税种对财政收入的累计拉动作用来看，国内增值税对财政收入的累计拉动贡献是-8.9%，进口增值税是-1.7%，国内消费税是-1.1%，企业所得税是-2.8%，个人所得税是0.1%；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累计拖累作用进一步恶化，表明企业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群体；2019年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效应基本消失。从累计支出的拉动作用看，交通运输支出是-1.0%，城乡社区支出是-1.8%，教育支出是-0.6%，科技支出是-0.5%，文旅体育支出是-0.1%，节能环保支出是-0.2%，农林水支出是-0.1%，只有社保就业支出是0.5%，卫生健康支出是0.6%。

积极财政政策与其弱政策效应叠加的结果是财政缺口拉大。2020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9,300亿元，1-4月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11,463亿元，进一步拉宽。202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缺口也明显扩大，1-4月基金预算收支缺口累计7,996亿元，趋势显著差于去年。2020年一季度，财政收支缺口和新发债轧差后，整体结余649亿元，1-4月整体结余仅14亿元。

四、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

如果让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由失灵变为有效，就需要改变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假定条件。

技术进步。现代增长理论表明，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乘法效应，而且是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过去40年来，全球化和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最大积极因素，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科技立国战略迅速走出了经济萧条。受疫情影响和中美贸易摩擦，当前中国出口受阻，应该采取科技立国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科技产品开发。

制度变革。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推进市场深化改革。放松管制，将电力、油气、铁路等垄断行业中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给市场主体更多的准入领域。拆分垄断性国有企业，扶持民营企业，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性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