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美国堪萨斯陆军医院）

程映虹/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的流行让很多人回想起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那场流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导致五千万人以上死亡，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流行性疾病。今天从病理学和传播途径的角度对它已经有很多介绍。但是对那场瘟疫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做一些观察，强调一些在公共讨论中被忽略的因素，不但可以吸取历史教训，也可以匡正一些时下颇为流行的误解和偏见，尤其是对治理疫情的自负甚至交出完美答卷的说法。美国是那场流感的发源地，病死的人数达到六十七万，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但却超过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中战死人数的总和，也超过1860年代内战的死亡人数。看看美国当年如何对付疫情，对今天是有一定教益的。

回顾那场流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并不是在和平年代爆发的，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今天的一些介绍和叙述对这个背景一带而过，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战争给治疫造成的复杂局面认识肤浅，特别是忽略了战争时期爱国主义宣传对控制疫情造成的人为障碍。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教训。

美国在1917春天加入世界大战，当时美国军队只有十三万人，根本无法派往海外。但到一年半以后，大战结束时，美军在欧洲战场就有一百万以上的作战部队，包括先后替换下来的，人数有二百万之多（如果包括留在美国仍然待在训练营里的，总数有四百多万），成为协约国主力。在一年多时间里，美国召集和训练出二百多万军人，把他们和几十万后勤辅助和医护人员加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设备通过海运送往欧洲，这需要巨大的动员、组织和实施能力。与此同时，美国还向协约国运输了大量的物资援助。

美军进入欧洲战场，从辅助英法军队到成为主力，转折点是1918年春夏，这段时间（尤其到了夏秋之交，九、十月份）正是流感在美国大爆发的时候。抗疫本来就要求限制群体聚集和人际接触，尤其是大量人员的跨地区流动。考虑到这些因素，美国能打赢世界大战、大量援助盟国，又熬过国内疫情，同时应付了两场巨大的挑战，套用今日流行的“国家治理”概念，不能不说是交出了一份独特的答卷。

但这决不是一份完美的答卷，而是充满了问题和错误。这些问题和错误很大程度上是战争和瘟疫并存造成的。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人人都以美国出手拯救欧洲盟国而自豪，习惯于孤立主义的大众第一次尝到救世主的滋味，对任何暴露自己国家消极面的新闻都心怀抵触。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第一次总体战，交战各国都要确保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实行战时新闻审查（欧洲国家比美国更严格），意在不让敌国了解自己的弱点，也为了维持前方和后方爱国主义的气氛和防止社会恐慌。这些都造成了媒体的自律，导致了对疫情的迟报、少报和低调处理。整个社会对自己国家的负面消息普遍缺乏公共意识，助长了疫情的泛滥。

疫情发生后，交战双方媒体都有意压制国内疫情见报，只有中立国西班牙正常报道，一段时间内在受众中造成误解，好像疫情就是在西班牙发生的，于是称为“西班牙流感。”《纽约时报》1918年八月19日的报道第一次提到美国军人在法国大量感染“西班牙病毒”。而西班牙则认为是从法国传来的，称之为“法国病毒。”当然，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从法国传过去的，而法国的病毒又是美军带去的。因为病毒首先于1918年三月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军训营地被发现，但当时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官兵和后勤人员在各个军营的流动而散布，再进入城市和乡村。军营成为疫情的发源地和流动性的传播场所。三月到五月有20万美军到达欧洲，一些人已经死于途中。美军在欧洲战场一共死亡十一万多人，患流感而死的人数只比战死的稍微少几千。

美国本土并非战场，又有深厚的新闻自由传统，自殖民地时期就发展起独立报业，是西方国家中报刊最多的，在无关政治的疫情问题上本来应该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但有研究者指出，当时“任何文章或者标题把正在发展的病疫描写为超出一般性社会新闻的大事都会引来破坏士气的责难。”官方和民间对疫情在舆论上一致降音和低调，政府和报刊有关时局的言论和报道多半是有关战事和后方的正面的积极的消息，加上对敌国的丑化，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讨论等等，这些占据了报刊的主要篇幅。例如在疫情高峰的1918年10月，美国有十九万五千人死于流感，远超整个一战美军战死沙场的人数，但威尔逊总统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场灾难。

美国最近有人比较了1918年10月5日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几家大报的主要版面，发现它们对疫情倒不是完全不报，而是或者惜字如金，或者轻描淡写，或者“深埋”于内页，或者用经过加工的数据来冲淡，要不就是干脆自相矛盾。相比之下，地方性报刊和小报似乎要客观真实一些。波士顿两家大报的头版和主要篇幅大肆渲染协约国军队突破德国兴登堡战线，德国就要完了，奥地利据说已经跪地求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在购买战争债券上居然落后于其他地区，愧对先人，等等。《波士顿邮报》报道说波士顿昨日因病死亡一百九十一人，承认形势有些严峻，但又说医学专家们认为死亡病例增加得非常有限。《波士顿环球报》在报道中干脆说病例的数字已经下降，但第九页的数据表却明明显示自九月中旬以来死亡人数逐日上升。当时波士顿人口七十万，却已经死亡了两千人。

就在波士顿报纸对疫情新闻如此加工处理时，很多读者并不知道离这个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德佛斯的军训营，里面四万五千名新兵在九月下旬就有四分之一染上了流感，已经把军医院挤爆，近千人死亡，很多死者肤色蓝黑，其状甚惨。疫情还在向波士顿蔓延。

美国在战争期间向民间发行国债，称为“自由债券”，前后有好几批，购买它是爱国的标志（当然也是一种可靠的投资），成为一件各地都大事张扬的爱国盛举。各个州还互相攀比，所以会有上述波士顿地方报纸的自我责备。很多地方为此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当场推销，爱国群众踊跃购买。即使在疫情已经很明显甚至严重的时候，推销国债的公共活动仍然受到鼓励。

例如，1918年9月28日，疫情在费城已经造成大量感染和死亡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费城市民仍然按照市政府的安排扶老携幼集会游行，号召多买爱国债券。他们并不知道，费城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已经紧急要求市长取消这次盛举。游行集会时，为了制造战时气氛，市政府拉响了警报，模拟轰炸的声音，天上飞过“敌机”，广播里响起高射炮声。市民们如临战场，神态严肃。其实真正的敌人不在天上，就在他们之中，成百上千人将会为了参加这项爱国行动而感染和丧生。

在华盛顿，联邦政府财政部在十月2日还向下属发通知，敦促他们参加12日（周六）举行的推广第四次爱国债券（总数60亿美元）的大型街头活动。但就在前一两周，临近州死于流感的人数剧增，华府本身也有七人死亡。幸亏两天后联邦政府发出通知，取消所有和爱国债券有关的公共活动。

除了爱国主义和疫情防治之间的矛盾，美国参战给国内防治疫情带来的直接影响还包括医护人员和设备的紧缺。大约六万医护人员应征入伍，大量消毒防护用品、救护车、病床和其他医疗设备被运到欧洲，这就使得美国国内防疫力量从人员到物资都非常薄弱。

当然，造成1918年美国大量人口死于流感病毒的原因还是综合性的，和今天对比，很多现象非常类似。例如在大众心理学上，很多人一开始都盲目自信，认为自己不会中招，万一中招也能挺过去，总之是轮不到自己，从而无视卫生部门的警告，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和服从限制。有研究者把这种心态称为贬义的“斯多葛主义”，意为不受周遭环境影响，认定自我感觉是唯一真实的，相信自我定力是唯一可以依赖的。这种心态当然是不受时代、国界、文化和社会地位影响的。这些人不到病例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不会轻易改变态度。

国家精英或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因为缺乏知识而造成的对疫情的轻视和颟顸，给自己健康带来问题。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从欧洲回美国的船上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感染了病毒，居家数周后痊愈。总统威尔逊1919年春天去巴黎参加商讨战后事宜的和会，当时误以为流感高峰已过，结果感染病毒，在旅馆房间里休息多日，病愈后据说言谈举止一度不太正常（他女儿也感染了）。今天还有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患病影响了美国在和会上的地位和决策，使得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战时也因缺乏防护而感染病毒，幸而痊愈。

但另一方面，今天各国在防疫治疫中采用的禁足、停业、隔离病人和要求戴口罩等等措施，美国当时也已经实行了。很多大型仓库被改造成隔离病院，床位之间保证充分距离。把那些场景和今天的方舱对比，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呼吸机，当时还没有发明，主要医疗手段是减轻咳嗽的喷剂。纽约为了减少上下班时间公共交通的人流，将同一个单位雇员的上班时间错开，例如分别在早上八、九、十点到达，下班时间也错开。芝加哥发起了“反吐痰运动”。更重要的是，很多城市强行关闭学校、教堂、商业和娱乐场所，甚至政府部门。在戴口罩问题上，为了警醒大众，提出了“前方戴防毒面具（一战时欧洲战场使用了毒气），后方带防疫口罩”的口号，并提倡自制口罩，弥补口罩生产的不足。警察可以对不戴口罩上街和参加聚会的人罚款。

像今天一样，这些措施也遭遇了反感和抵抗，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多半也是政府强行限制个人自由甚至干预宗教信仰。地方报纸上常常有各种离奇古怪的对抗政府防疫禁令的举措，警察疲于奔命。在政府防疫措施实行得比较早也比较得力的旧金山，反对派组织了“反口罩联盟”，不但上街抗议示威，还把炸弹寄到州医疗专员家中。当时美国各个城市采取的关门歇业政策常常只有两三个星期，但已经面临社会各方面要求复工和恢复常态的强大压力。旧金山市政当局一度被迫开放各业，但病例马上回升。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一代人也有继承、选择和构建历史记忆的自由。如何不误用或者放弃这种自由，始终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