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太多的大科技公司背叛公众信任，为了追逐利润而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情。到底应该责怪谁？责怪它们哪些方面？由于监管机构的监督不足，公众抵抗的力度不够，而大公司的判断力依然不佳，所有被技术深刻影响的各方都在问：以道德的方式开发技术意味着什么？公众如何信任科技公司确保其个人信息安全？怎样解决社交媒体上的仇恨偏见和极端主义？何以避免人工智能的偏见？

大科技公司一向以为自己是商业中的另类，生来就有所不同。它们的信条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经历数年的丑闻，千禧世代的宇宙主宰们被认为比他们所替代的旧日霸主更强横，甚至更加残酷。

这些人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浮现的数字时代的神童，他们是叛军、海盗和黑客，挑战着老男人俱乐部，借助一波波的技术浪潮，他们品尝到真正的力量。看看马克·扎克伯格，二十多岁的他没有拿到大学文凭，却创办和掌管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他是如此少年得志，以至于保罗·艾伦评价说：“我无法在世界历史上找到一个先例，这么年轻的人却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等一等，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25年后的今天，神童们都成了既有体制的一部分。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有墙花园里的巨大怪物

首先是数字平台的崛起，令互联网迅速变成一种平台控制物，这出乎很多互联网用户的想象，因为去中心化曾被广泛认为是互联网的标志。现实的演变是，十年前，人们还拥有一个开放的网络乌托邦。而到了今天，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墙的花园所构成的世界，每一个花园里都据守着巨大的怪物。

以美国五大互联网平台为例，随着其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开始遭受质疑，随着它们凭借巨大利润成为经济主宰而引来垄断的指责，随着人们担心自身的政治见解、知识习惯和消费方式可能经由算法为人所操纵，这些平台都到了自我反思的时刻。

苹果公司开创了现代智能手机的先河。2007年1月9日，iPhone发布，成为人类生产史上利润最为丰厚的产品。人们对它的易用和时尚趋之若鹜，它也给其他领域带来巨变，包括信息、社交、软件、娱乐、广告等。它非常出色，然而，它所带来的问题是，这种设备越来越被认为太容易上瘾了。十年后的2017年，英国生理学会调查2000名英国人，让他们评估亲朋好友去世、身份证丢失、遭解雇、患重病、筹划婚礼等18件“人生大事”带来的压力。并不奇怪，失去亲朋好友和患重病名列前茅，但令调查人员意外的是，丢手机造成的压力感与遭遇恐怖袭击相差无几。

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智能装置的设计，无不经过一整套的精心研究，目的就是要让你在使用的时候不自觉地上瘾而无法自拔。这些设计让人类浪费了成万上亿个小时。那时的理想用语是“诱人的交互设计”、“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用户”和“设计改变行为”。而现在，斯坦福大学研究者B.J.福格说：“我们将开始意识到，绑定在自己的手机上是一种低等行为，类似于吸烟。”或许更狠的类比，是类似于肥胖。

乔布斯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他的加冕，首先来自于1984年Mac电脑的发布。他抓住个人电脑革命的时代精神，以一柄铁锤砸向老大哥，喊出“这就是为什么1984不会变成《1984》”。然而，充满讽刺的是，Mac电脑是一个封闭和受控的系统，它更像是“老大哥”设计的东西，而非出自黑客之手。其实其后的苹果手机和应用商店也是如此。乔布斯摧毁了老式的霸权，代之以把自身打扮为解放者的新霸权。正是由于乔布斯，今天的互联网才变成巨兽盘踞的围墙花园，网络原有的开放性和连接性全部消失了。

谷歌作为搜索引擎巨擘，也改变了自己的初心。在谷歌的创立初期，它受人称赞的地方在于，并不想把用户留在自己的网站上，而是希望他们通过谷歌搜索，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数年后，谷歌改变了其搜索结果的模式。如今，有超过一半的谷歌搜索都可以直接在谷歌页面上体现，而不需要再点击其他网站。谷歌称自己经过改良的搜索结果，可以让用户更快地找到答案。但与此同时，不断引导用户“足不出谷歌”就可以找到所有答案，这一巨无霸搜索引擎就存在滥用搜索领域主导地位之嫌。2017年，针对谷歌在搜索结果中“特殊照顾”自家的购物服务，而对其他竞争者不利，欧盟开出了28亿美元的罚单。

此外，谷歌还因滥用自己在手机市场的影响力而在2018年被欧盟开出51亿美元罚单。这一裁决打击了谷歌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只有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制造商同意在手机中优先置入 Google搜索栏、Chrome浏览器和其他谷歌的应用，才同意给这些手机制造商提供Android操作系统。

在数字广告方面，谷歌借助于对互联网广告生态系统的控制，不断逼迫大大小小的公司使用其广告技术，同时购买广告服务。

在内容管理上，谷歌也引人注目。YouTube、谷歌搜索和谷歌新闻都是虚假信息的集中地。由于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巨头掌握大量数据，应对虚假信息的传播是一项无法逃避的重要任务。在压力下，它们已承诺增加更多的人工管理，并投资于可以屏蔽虚假信息和其他违禁内容的软件工具。

Facebook一度的使命是“使人们有能力分享，令世界更加开放和彼此连接”（To give people the power to share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open and connected），这一使命假设只要实现了这两点，自然会产生有益的结果。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分享和连接造成了更大的分裂。现场直播谋杀案，恐怖分子公开招新，仇恨团体得以高效组织，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回声室里封闭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Facebook始终坚持自己不是一家媒体公司，而只是人们可以借之运送内容的一组管道。

2016年以来，它在散布虚假信息、数据隐私保护和滥用等问题上接连触礁，终于从硅谷偶像跌落凡尘，变成了一个处境艰难的大公司。对其泄露隐私的义愤甚至导致了一场广泛的“#DeleteFacebook”运动。

Facebook当前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它被指责破坏了民主，毒害了严肃新闻；最糟糕的是，它被拖入了公众的视野。用户突然意识到：Facebook通过收集和售卖大量个人信息建立了庞大的广告业务，而事实证明，它的业务已对隐私、选举甚至用户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2019年7月，Facebook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0亿美元，以终结其对8700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调查。它现在承诺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将更加透明，然而，它将如何做到既实现这一点，又保持业务的持续繁荣呢？

亚马逊的公司文化与管理风格久受诟病，《纽约时报》指贝佐斯靠榨干员工改变世界，《沙龙》刊登西蒙·海德的书《无脑：为什么智能机器在制造愚蠢的人》的节选，称如果泰勒在世，也能认出公司实施的科学管理的影子，只不过用现代IT技术进一步武装了。此前，媒体已经多次发布了亚马逊剥削员工、工作环境糟糕的报道。亚马逊文化中的不良因素，特别是一种“有意的达尔文主义”，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疲惫倦怠和伤害感。贝佐斯奉行“迅速做大”（get big fast）的策略，他认为公司成长越快，就能进军更多的领域，并参与树立新品牌的角逐。在这种策略驱使下，最终亚马逊成长为一家无所不有的商店：不仅是销售商，而且还是生产商。本地零售商和独立制造商遭受重大打击。部分消费群体和销售商认为亚马逊正在让竞争消失，特别是当它进入新的市场领域时。

考虑到在线购物的消费者购物的第一站是亚马逊平台的流量因素，事情变得很清楚：如果想要在电子商务市场成功，独立销售商需要使用亚马逊平台，而平台本身也是竞争者，这一事实将导致诸多利益冲突。针对亚马逊的调查聚焦在其是否存在不恰当地特殊照顾自主品牌的商品，而故意削弱了其他依靠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的第三方产品的行为。其他引人关注的还包括亚马逊Prime捆绑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从核心业务中的分拆，以及Alexa在智能家居市场上的初始主导地位等。

亚马逊太大了，耶鲁法学院的学者丽娜·汗（2021年6月她被拜登任命为新一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这对科技巨头们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早在2017年就在《亚马逊的反垄断悖论》一文中指出，亚马逊不仅是零售商，它还是市场平台、物流和递送网络、支付和信贷服务提供者、拍卖行、主要的出版商、影视节目制作者、时尚设计者、硬件制造者、领先的云服务平台和计算能力拥有者。2018年9月，亚马逊成为世界第二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公司（以微弱差距落后于苹果），它希望未来几乎每个人“都会在亚马逊的平板电脑上看亚马逊的电影、玩亚马逊的游戏，告诉亚马逊的 Echo 交流设备他们需要亚马逊授权的水管工和新草坪躺椅，并且往嘴里扔着亚马逊薯片”（《纽约时报》语）。

如此强悍的支配地位，会造成什么样的潜在社会成本？2019年3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提出，希望“对科技行业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促进更多的竞争”。这些改革将包括分拆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沃伦认为：“当前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太多的权力——对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民主有太多的权力。它们阻碍了市场竞争，利用我们的私人信息牟利，破坏了竞争环境。在此过程中，它们伤害了小企业，扼杀了创新。”

意外的是，微软现在似乎成了行业的道德良心。它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科技领域最大的公司，同时也是最大的反派。风水轮流转，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最近宣讲说：“我们不仅要问自己计算机可以做什么，还应该问它应该做什么。”不要以为微软脱胎换骨了，恐怕真实的原因，用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卫·约菲的讽刺来说，是这样的：“微软错过了搜索，错过了社交网络，也错过了移动，因此，他们避免了政府和媒体最近的反击。这使微软得以走上技术道德领先者的自由之路。”

很清楚，微软的新角色部分源自该公司不是社交媒体、视频流和智能手机的主要参与者，而所有这些产品无不聚集着对技术的黑暗情绪。微软也不再像亚马逊那样在市场上残酷无情地竞争。

镀金时代的科技新贵

一度代表一切美好价值的科技新贵们，也渐渐露出镀金的底色。Uber的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靠着风险投资、闪电战扩张策略和道德上可疑的侵略性手段发展起来一家初创公司，唯增长至上，对不端行为常常视而不见，导致公司卷入一系列法律和道德丑闻，最终被踢下台。他的继任者达拉·科斯罗萨西虽然纠正了优步不良的企业文化（其口头禅：做对的事情，那就是一切），却努力从零工经济中榨取利润。软银投资的王牌办公共享空间初创公司WeWork，在首席执行官亚当·诺伊曼同样奉行的超增长战略下陷入困境，IPO流产，凸显了向经验不足、但口出狂言要颠覆历史悠久的行业的创业公司投钱的危险。无论它怎样用高科技包装自己，其基本业务模式与房地产商并无二致。即使是基于云的企业即时通信服务商Slack，虽说打着让用户免于繁重的工作的旗号，也只是将劳作更紧密地织入了人们生活的深处。

中国也不能幸免。由于涉嫌性行为不端在美国被抓的中国科技企业创始人，在中国意外地掀起了很久以来就需要直面的有关强奸文化的讨论。在巅峰时期，一位中国科技行业最醒目、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进军智能手机、电动汽车和体育转播等多个行业，誓言要挑战苹果和特斯拉，如今人去楼空。中国的网约车巨头推出暗示性的广告，示意可以通过搭车来互相勾搭，宣传“顺风车是一个非常具有未来感、非常sexy的场景”，直到两名搭乘顺风车的女性被司机强奸和杀害，这种蠢笨而粗俗的行为才划上句号。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用特殊的格式来区分付费搜索以及自然搜索结果。而在付费搜索结果中，搜索引擎常以网络关键词的付费高低为标准，对购买同一关键词的客户（网站链接）进行先后排序。

也许我们这个镀金时代的最惊人的故事，来自所谓的“健康技术”公司Theranos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如今她已成为《恶血》（Bad Blood: Secrets and Lies in a Silicon Valley Startup，中文版副标题为“硅谷独角兽的医疗骗局！深藏血液里的秘密、谎言与金钱”）一书及正在筹拍的同名电影的主人公。Theranos一度是生物科技行业的领先独角兽公司，因为号称已实现颠覆性的、只需少量血液即可进行的血液检查而闻名。2015年，《福布斯》因为公司估值90亿美元而将霍尔姆斯评选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她也曾被《时代》杂志提名为“2015年100名最有影响力人物”。然而就在此时，新闻媒体和监管机构开始质疑Theranos宣称内容的真实性，并怀疑霍尔姆斯在其验血技术方面有意误导投资者以及政府。仅仅过了一年，福布斯将她的资产估值从45亿美元更新为一文不值，而《财富》杂志将她遴选为“世上最让人失望的领导者”之一。

此后公司被解散，201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Theranos和霍尔姆斯提起“大规模诈骗”诉讼，霍尔姆斯为此支付了50万美元的罚金，交还其股份、放弃对Theranos的投票控制权，并且被禁在十年内担任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或董事。同年，联邦大陪审团起诉霍尔姆斯及Theranos前总裁拉米什·巴尔瓦尼九项电汇诈骗罪及二项串谋电汇诈骗罪，因其向消费者分发不实的血液检测结果。此案的审判原定于2020年6月开始，但因为新冠疫情及霍尔姆斯怀孕而推迟。2021年8月31日，对霍尔姆斯的审判开始，而巴尔瓦尼的审判被推迟到2022年1月11日。如果罪名成立，每人将面临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和20年的监禁。

在其头顶巨大光环的时分，霍尔姆斯告诉学生，她办公室里的标语写着：“成功不是自我缓慢加热的结果。你必须放火把自己点燃。”她的确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了。她欺诈性地烧掉了数亿美元，以推销一个完全无效的产品。

反垄断，风向在变

2017年11月，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的高管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听证会上背对背作证。

南加州大学安纳堡创新实验室的名誉主任乔纳森·塔普林观后说：“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埃里克·施密特和谢丽尔·桑德伯格站在会议桌前，他们的双手像烟草大亨一样高举在空中。”这是暗指在1994年的电视直播听证会上，烟草业高管作证说吸烟不会上瘾。

就在几年前，这样的比较还是不可想象的。成功的技术公司被广泛视为美国商业的典范，但如此盛况不再了。在2016年大选的背景下，被视为代表着自由的、无摩擦的、去中心的全球联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看起来像是破坏民主的工具。反垄断获得了民心，因而也成为华盛顿政客手里的一张牌。

美国众议院议员在2021年6月底提出了全面的反垄断立法，旨在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并避免企业合并。如果获得通过，这些法案将是几十年来对美国垄断法最雄心勃勃的更新。

法案共有五项，直接针对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及其对在线商务、信息和娱乐的控制。提案将使那些利用在一个领域的主导地位于另一个领域获得据点的企业更容易被肢解，将为收购新生的竞争对手设置新的障碍，并拨给监管机构更多的资金来监督科技公司。

该立法可能会重塑这些公司的运营方式。例如，Facebook和谷歌可能要满足更高的标准来证明其并购不是反竞争的。亚马逊在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如电池、卫生纸和服装时可能面临更多的审查。苹果可能更难进入在其应用商店上推广的新业务领域。

《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大卫·西西林称，“现在，不受监管的科技垄断企业对我们的经济拥有太多的权力。它们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可以挑选赢家和输家，摧毁小企业，提高消费的价格并使人们失业。我们的议程将平整竞争环境，确保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垄断企业与我们其他人遵守同样的规则”。

这些法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表明在美国，反垄断不力的判断来自左右两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指出，少数公司的主导地位是虚假信息传播、劳动和工资不平等以及整个互联网上言论规则杂乱无章的根本原因。在过去十年中，数十项针对数据隐私、言论责任和儿童在线安全的法案均告失败。但最近一段时间，遏制最大科技公司主导地位的努力开始获得广泛支持。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指责谷歌和Facebook的反竞争行为，并提起诉讼，预计政府和大企业的角力会持续多年。

而在中国，反垄断的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20年11月初，蚂蚁集团拟高调上市又突然暂停，之后同意将自己变成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受与银行类似的资本要求的约束。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抢在“双十一”之前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出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提法，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度重申。这一切标志着针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全面收紧。

2021年4月12日，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罚款，并责令其改变商业行为。继阿里巴巴之后，4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6月30日，滴滴在美国抢跑上市，引发了更大的互联网监管风暴，原因是政府认为，互联网平台数据安全风险暴露。7 月 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较于现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涉及约 15 处修订，特别加入了“数据处理活动”和“国外上市”，多数新增内容为防范数据跨境潜在风险，重点强调相关市场主体境外上市的数据安全性。

7月底，中国命令二十多家科技公司进行内部检查，解决数据安全等问题。早些时候，滴滴不得不将其主要应用程序和其他几款应用程序从智能手机商店中删除，因为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处罚前景。腾讯被勒令放弃独家音乐流媒体权利，其游戏也被重拳限制：8月底，一个严格新规出台，18岁以下青少年每周玩游戏时间最多为3小时，并且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进行。在一项全面的命令中，家教领域的未来被重新定义；加强“饭圈”乱象整治也提上日程。9月，工信部要求限期内各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网址链接屏蔽；同月，蚂蚁金服集团旗下的花呗宣布将与央行分享信用数据。

罚款、监管命令和强制重组纷至沓来。有多少反垄断行动是针对实际竞争损害的回应，又有多少是对大型公司的规模的不满、对科技新贵的傲慢的无法容忍，或者，更关键的，是出于对社会长期稳定的担忧，我们很难辨别。所有这些因素错综复杂，但有一点要认识得非常清楚：如果说2008年是金融精英的梦醒时分，那么2021年就是技术精英的梦醒时分。

如果倒着看过去四十年的互联网发展，可以将其划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互联网浪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解决连接问题；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00年至2015年，以谷歌、苹果和Facebook为代表，缔造了搜索、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实现了APP经济和移动革命；第三次浪潮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计算泛在，万物互联，企业开始用互联网改造其他产业，例如医疗、教育、交通和金融等，不一而足。

这似乎是一部一路高歌猛进的高科技发展史。但你如果就此认定第三次浪潮还会像前两次一样，会把无数的奇珍异宝卷到岸上供随意捡拾，可能就大错特错了。史蒂夫·凯斯，美国在线前任首席执行官与董事长，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硅谷的企业家将无法独自在第三次浪潮中冲浪。尽管这会惹恼西海岸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但政府必将发挥关键作用。无论中美，当互联网开始改变实体领域的时候，互联网企业的“傲慢”可能会在实体环境中被打掉。

在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中，企业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分别在于科技和市场风险，但政策风险将是第三次浪潮的最大障碍。处于第三次浪潮核心的所有行业都将受到严格监管。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