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大约一万年前后，人类在“全新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考古学称之为新石器时代。作为文明概念的“全新世”，进入8000年前至4500年前之间，是地球上最温暖的时期，人类创造文明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有了这3500年的全新世大暖期打底子，人类也终于站稳了脚跟，开始向全球发展，并真正具备了作为万物尺度的架势，因为，人类为了向自然争取自由，开始了创造。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一只脚迈开了文明的进程，而另一只脚，却还在自然进化的窠臼里，那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从自然界向文明世界转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类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创造。创造，不同于自然进化，表现为人的“创造性进化”。

加工石器，是人类顺应石头自然属性的一种制作，是自然进化，而烧制陶器，则是人类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器物，是自然界里原本没有的、由人创造出来了一种新的形式，叫创造性进化。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当然不错，可蚂蚁、蜜蜂也都劳动，猴子采摘、狮子狩猎不也是劳动？所以，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人，只有创造性劳动才能创造人。因此，人在创造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以此来看所谓“文明进程”，其实，也就是个“创造性进化”的过程。

创造超越进化，进化是在自然的空间里进行，而创造则在想象的空间里展开；想象，并非来自进化，创造，也不是自然的成果。如果人类命中注定要从自然里面异化出来，那就必须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立面来把握，就必然要从自然的产物变成万物的尺度，从自然安排好的食物链和生态循环圈里解放出来，为自然立法。

这就是新石器时代呈现的人类文明的样式，从量变到质变，从自然进化转向文明进程，人类开始了新的历史性成长。

全新世大暖期，太湖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我国史前文化的主流区域，而且还是形成文化中国的重要源头之一，这里孕育了史前文明的草鞋山人，他们是一批人类意识觉醒了的人。

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形态，便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开始定型人的生活方式，草鞋山人就是这样一批原创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从草鞋山遗址中可见，原创无处不在，表明“原始人”，是第一批创造文明世界的人。

“创造性进化”的见证

6000年前，草鞋山人就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烧制陶器、灌溉稻作、人工养殖、土木建筑、罗纹纺织……尤其是他们先于良渚文化掌握了治玉工艺，开始了文化中国的美的历程。

治玉，虽然仍是顺应石头的自然属性去延伸，但是能将石头里的美石——玉分化出来，承担审美和信仰的礼仪性功能，就已经说明，正是人的精神诉求，成为人类“创造性进化”的原动力。

草鞋山文化遗址，位于今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因靠近阳澄湖附近的草鞋山土墩而得名，属于良渚文化的一支，但它时间上又早于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因而可作为良渚文化的先驱样式。

该遗址，有着丰富的文化堆积层，竟然厚达11米、分为10个文化层级、五种文化类型，而且各个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非常明晰，文化的连续性实属罕见，给出了史前继承与创造性进化的发展样式，被考古界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江南史前文化的标尺”。

十个不同层级的文化堆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历史时期，按其揭示的先后顺序，从下依次往上排列：第十、九、八层，属于马家浜文化，第七、六、五层，属于崧泽文化，第四、三、二层，属于良诸文化，最上面的第一层，属于春秋时期的吴越文化。

这个序列，从新石器时代之初的文明产物，到早期国家形态的文明初曙，可谓应有尽有，将它们一一陈列出来，就是一部展现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明系列的历史编年，尤为可贵的是，它们清晰地呈现了新石器时代江南地区最重要的三个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文明传承关系，保存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性，被考古界誉为，江南史前文化的“三叠层”。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完整的物质文明标本。“三叠层”的提出，源于考古学家梁思永。1931年，他在发掘安阳高楼庄后岗时，发现了殷商文化层在上，龙山文化层在中，仰韶文化层在下的三种文化堆积依次叠压的关系。据此，他判断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又早于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并以此确定考古堆积层的文化编年和时间坐标。但那是中原“三叠层”，而草鞋山遗址，却提供了另一个“三叠层”——江南“三叠层”。

马家浜文化，因其最早发现于浙江省嘉兴市的马家浜遗址而得名，距今约7000-6000年，与杭州湾余姚河姆渡文化同期，属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较早阶段的遗存，分布范围，西含太湖流域，东到沿海一带，北抵长江一线，南达杭州湾至钱塘江北岸。

而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层，优于马家浜文化其它遗址的表现，在于它的水田灌溉系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系统”，这一灌溉系统，截至目前，共发掘了74块水稻田遗迹、以及众多炭化粳籼稻谷，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还有它的葛麻纺织品，也有不俗的文明表现等。

崧泽文化，因其上海市的崧泽遗址而得名，距今约6000-5300年，它承接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分布范围仍以太湖区域为中心，向西扩展到南京—镇江一带，而其北界，则已越过长江。

草鞋山遗址里的崧泽文化，比起马家浜文化，就显得平平，不像马家浜时期那样有突出的表现，虽然在各方面对马家浜人的“创造性遗产”都有发展，诸如，出现了养蚕和丝织技术，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水稻种植的农业，已经超越了自然状态的采集渔猎阶段，还出现了陶鼎、玉璜等具有文明标志性的物件，但草鞋山遗址的崧泽人，与其它地区同时代崧泽人相比，基本“雷同”。

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高级阶段，遗址遍布江浙，但其文化影响却遍及中国南北，因其首先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300-4000年。良渚文化接着崧泽文化发展，分布范围西起宁镇山脉东侧，东到东海沿岸，向北分布到长江以北的海岱地区，向南直到杭州湾，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南部，统一了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四千年前之际，良渚文化全方位大迁徙时，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夏。世界史上曾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而形成希腊化世界，史前也有一个良渚人大迁徙形成的良渚化世界；如果说希腊化世界具有的文化传播学的价值，那么良渚化世界则具有缔造史前文明的意义。

的确，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么个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了中国文明的标志。良渚文化以玉文化统一了史前中华，缔造了以玉文化为底蕴的中华文明。

草鞋山遗址里的良渚文化层，看来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从它出土的文物来看，它的文化核心竞争力，不言而喻，就是玉器。

那么，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如何看史前草鞋山人从马家浜到崧泽再到良渚文化的、越千年而未断的“创造性进化”轨迹？

草鞋山人的国家起源试验

六千年前的草鞋山人，在“创造性进化”的过程中，居然在这里开始了国家起源的试验，而且作为文明古国的萌芽，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个标志：马家浜文化遗存的古稻田灌溉系统、最早的玉琮以及最早的衣冠人物的出现。

1、“田”与公共权威的萌芽

农业生产方式的出现，表明人不仅从采集渔猎的自然食物链上解放出来，而且还开始从顺应自然走向改造自然、并为自然确立法则，诸如从采集食物到种植食物，从打猎到驯养。有了种植和驯养，文明便开始了积累，农业文明有了积累，有了剩余财富，便为国家起源准备了经济基础。

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层的古稻作农业，已经开始了灌溉系统和“田”的划分，而且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化。

考古人发现，草鞋山马家浜水稻田74块，分东西两片水田，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面上，有田埂。西片水田，以池塘为灌溉水源，东片水田，以蓄水坑或水井为灌溉水源，它们结构相似，由小块浅坑、水沟、水口串连而成。

从供水来源的角度来看，东、西两片的水稻田，分别代表了以水井为水源和以水塘为水源的两种灌溉系统。以水井为水源的灌溉系统，由水井、水沟、水口组成，所有田块和水井相互串联，可相互调节水量；以水塘为水源的灌溉系统，所有田块分布在大水塘沿边，有水口沟通的田块，可调节稻田水量。“田”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反映了马家浜人对于稻作工艺的掌握程度，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马家浜人对土地规划的要求。“田”与人工灌溉密不可分，体现了农业国家的初始职能——国家化的治水职能，这里有可能是史前中国治水的源头，最早的“大禹治水”或出于此，表明这里也是中国治水文化的起源。

稻作，也是衡量草鞋山人幸福指数的一个指标。据考古学者研究，河姆渡人的稻作收获，仅供喝粥，他们还是以采集、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种植、养殖，都还处于尝试“农艺”阶段，而良渚人则可以吃米饭了。草鞋山人在马家浜文化时期，能否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呢？草鞋山马家浜文化初期，稻作生产已初具规模，至马家浜后期，稻作生产已经成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从水田灌溉系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到形制各异的陶釜这类食器，包括马家浜人留下的碳化粳米粒，似乎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判断，这里的先民已经开始吃米饭了。

如果说此前采集和渔猎作为人类的谋生手段，还是动物性本能的拓展和延伸，食物的来源要靠自然提供。那么，在全新世突然出现的农业和制造业以及畜牧业，则是人类超越自身、征服自然、见证自我的创造性进化。

2、“中华第一玉琮”

迈向古国文明的第一步，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国却是个例外。当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铜时代时，中国文明则顺着新石器文明的惯性，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高级阶段——审美的玉器时代。如东北辽河一带的红山文化、长江以北的凌家滩文化，玉器以爆发式呈现，成为主流文明样式。

青铜文化与玉文化有不同的文明属性，因青铜而形成的国家本质，有明显的暴力认同特征；而玉制国家，则呈现出文化认同的特性。

玉石细腻，俗称“软玉”，无法作为功利性的工具使用，基本为先民精神生活的凭借，在审美层面表达信仰的共识，不同的器型表明不同的精神功能和不同身份的公共精神诉求。

草鞋山文化遗址初现文明古国萌芽的第二个标志，就是在第二层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中华第一玉琮”。“玉琮”是祭祀礼器，草鞋山人通过“玉琮”在与天地沟通的统一的公共精神生活中，产生了公共组织和权威。

在良渚文化中，玉琮，象征信仰的精神生活，代表神权；玉钺，象征王权；玉璧，是财产私有权的标志，表明财产私有意识的出现，也是古国民的身份证。三者之中，玉琮最重，它也是身份分化的重要例证。

良渚文化时期，已有身份等级出现，国家意识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宗教，以玉礼器作为宗教的物化形式，而且还是以“统一神”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玉琮作为“统一神”的象征，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玉礼巫政之国”的核心。

草鞋山遗址的第二层M198墓葬，是一座典型的良渚文化类型墓葬，出土了大型玉琮、玉璧等随葬玉器。据考古发掘，墓葬露出时先发现一件玉琮，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这是首次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第一次给出了玉琮的年代线索，在此前只有传世的玉琮，可以追溯到西周，却从未在墓葬里发掘过玉琮，因此，这件从五六千年前的史前墓葬中横空出世的“玉琮”，为长期被视为传世品的“周汉古玉”的玉琮，确定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出身，也就是说“周汉古玉”的玉琮来源于良渚文化，以此确定了玉琮产生的史前文化坐标，同时，证明了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被誉为“中华第一玉琮”。

现实中玉器始终与身份相关。据考古发掘，该墓葬的墓主为男性，陪葬两位二次葬的女性，一共有三组陪葬器物。第一组，在墓葬中部，有穿孔石斧、穿孔玉斧、小玉琮、玉珠，南部有玉璧一件、玉琮2件以及玉镯、玉管、玉珠等，北部有陶器9件。玉石器多在头部左右，陶器多在脚部。第二组，靠近两位二次葬的女性脚部，除了陶器，随葬品也有玉琮、玉璧、玉饰等。第三组，靠近二次葬女性的头部，有玉璧1件、玉珠11颗和刻有精细花纹的薄壁轮制黑皮陶器。可见，两位从葬的女性身份高级，表明了男性墓主的地位，应该具有特殊身份和权威，尤其是不同级别的三件玉琮，反映了墓主拥有祭祀权。

人有王不算什么，猴有猴王，狮有狮王，连蚂蚁都有自己的王。人类有王，那还是动物性的进展，尚处于自然法则的链条中，还在自然进化的序列里。可人有神，则是人自身的创造，是从人的自我里开显出来的一个新世界，是人在终极追求里走向未来、通往最高存在的自我印证——我就是神！所有这些文明的要素，几乎都在全新世萌芽。人类在文明进程中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形态、从族群状态走向国家形态，以至于从古国走向方国、从方国走向帝国，真可谓是一部国家主义进化的历史传奇。

草鞋山玉琮的出土，表明草鞋山人在6000年前，就用玉开启了礼制文明的曙光，来到了国家起源的入口处。

3、草鞋山人是衣冠人物

衣冠人物的出现，是草鞋山古国文明形成的第三个标志。

考古学者在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第10层，发现了3块炭化纺织物残片，这是目前出土最早的葛麻纺织品实物。经鉴定，3块炭化纺织物残片，其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织物以纬起花，罗纹织；经密每厘米约10根，纬密每厘米罗纹约26至28根，每厘米13至14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

有了葛麻织物，还有草鞋山良渚文化层出土的玉冠形器和玉梳背，让草鞋山人开始穿衣戴帽，成为第一代衣冠人物。古国文明，不会在茹毛饮血中起源，它要在作为财富标志的衣冠人物中产生，在采摘和狩猎的自然状态里，不会有私有财产出现，只有在农业生产方式的经济行为里，才能通过剩余价值的积累形成私有财产。

那些织物残片，还有束发玉冠、玉梳背以及骨簪等，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最早的衣冠，也许草鞋山人就是中国最早的衣冠人物。

谈到国家起源，我们可以设想有三个阶段，草鞋山文化或处于国家起源的小试阶段，良渚文化或为国家起源的中试阶段，而良渚文化在大迁徙中形成的良渚化世界，则是文化中国的形成与普及阶段。

草鞋山文化是良渚文化的先驱，它像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一样，首先打开了玉文化的审美之眼，共筑了一个史前良渚化世界的文化中国。在对美的追求上，没有比玉文化更彻底的了；在对美的表现上，没有比玉器更纯粹的了；在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中，没有比制造玉器更超越功利趋于审美的了。迄今为止的各种产业，都是以功利为目的的，只有玉器生产，一开始就是为了审美——为美建立标准和规范，使美呈现出文明样式。正是审美，导致“玉石分离”，不仅确立了玉的独立品位，而且通过玉，美也得到了集中反映。“玉之美”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启了美的原始统一性，将文明的功利性、权威性和神圣性重新纳入审美的统一性中，以新的本体性和主体性，以特有的玉器制作方式——琮钺璧，缔造一个审美的国度。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