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人/文 9月19日，五彩烟花在喜马拉雅山脉山脊线绽放，形成所谓“升龙”奇观。但这场被始祖鸟品牌和艺术家蔡国强包装成“致敬自然”的艺术表演，最终却以道歉和接受调查收场。他们或许都未曾料到，这场耗资不菲的高原烟花秀，会引发如此激烈的舆论风暴。 

本次烟花表演非但未获赞誉，反而招致广泛质疑，其关键所在就是演出地点的选择：查琼岗日山脊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江孜县热龙乡，海拔从约4600米延伸至5050米，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与流石滩过渡带，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虽然主办方声称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通过国际奥委会验证，且采取“预防—监测—恢复”全链条方案等，但也有生态学家指出，青藏高原低温少雨的环境会显著降低生物降解速度，彩色粉尘可能长期残留；高原有机土层很薄，翻土不但不能有效恢复，还可能将污染物埋入深层土壤，加剧生态恶化。 

首先招致批评的是这场烟花秀的商业逻辑。赞助商始祖鸟作为高山户外品牌，其标榜的理念一直都是“敬畏自然”，赞助商大概也是期待通过与知名艺术家合作，用一场罕见的“烟花秀”来强化其“亲近自然”的品牌定位。但将代表“纯净”和“圣洁”的喜马拉雅山与爆破烟花秀相连，非但未使艺术家的创意获得如此前2001年上海APEC烟火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脚印”、2019年国庆表演一样的惊艳效果，反而激起破坏生态的质疑。这场极其鲁莽的操作，与始祖鸟此前塑造的亲近自然的品牌形象完全背离，公众的广泛批评也使品牌商不得不出面再三致歉。 

随后，公众的批评和质疑从艺术家和品牌商的迷幻操作转移至当地的行政监管部门。如此影响重大的烟花表演是否具有严重的环境危害性，其危害性是否可逆，是否需要采取补救措施，该活动的审批程序是否合规，这些问题背后反映的都是公众对喜马拉雅脆弱生态环境的担忧。 

表面上看，该起活动并不违法，江孜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人称活动已备案且手续合规。政府前期经过多次会议、研究评估，最终确定的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当地生态不会受到破坏。不过“因使用环保材料仅需政府同意无需环境评估”的说法存在疑问，尤其在青藏高原这类生态敏感区，环保的责任更加重大。 

与钻探、采砂等不同，烟花燃放类活动在生态影响评价层面尚缺乏具体技术标准和明文禁止性规定。但规范空白不代表许可放任，《民法典》第九条规定的“绿色原则”已确立为民事活动的基本遵循，要求所有民事行为——包括商业性艺术活动——必须承担生态保护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烟花事件折射出的恰恰是“程序合规即安全”的旧有观念与整体性、预防性的现代环境治理理念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相关主体在生态保护理念上的落后，甚至存在生态环境服务屈从于艺术和商业表达的错位。任何艺术或商业行为，都无权凌驾于生态保护之上。同时，法律不应仅是事后追责的工具，更应成为守护生态的前置保障；政府的审批权，同样需要匹配与之相等的生态责任与远见。 

蔡国强烟花事件所引发的争议，远不止于对某一场艺术活动或某一个品牌的价值评判，更是一次全社会对发展理念与生态关系的集中反思。全社会应当共同推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文明转型，认识到人类是自然共同体的一部分，唯有尊重自然、顺应生态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从积极的角度看，公众对此事件的广泛关注与我国近年来不断勃兴的环保意识密切相关。 

愿此次事件能成为一个深刻的转折点，推动从决策者到每一个个体，都认识到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让“生态优先”从法律原则真正落地为行动自觉，从而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