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严之尧在释疑文件出台时,也指出最近强拆的情况相对而言有所抬头。
地方政府的强拆已经是被广为批判的事情,不仅媒体上一面倒的都是同情被拆迁者,中央层面也多次强调要保护拆迁户利益。即便对于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来讲,拆迁工作也是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
记者认识的一位地方处级官员近期得到一个机会,平调到某个县当县长。对于公务员的仕途而言,这本是一个为自己的履历添彩的好机会,但权衡再三,这位官员选择了放弃。“那个县的拆迁安置压力太大,我要真去了只怕要疯掉。”这便是他私下聊天时给出的理由。而这一轮针对征地拆迁的清查开始后,不少地方政府就感慨,征地拆迁工作更难做了。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不少城市政府将市内的拆迁任务安排到各个区,并定期公告拆迁进展,并将拆迁进度视为官员绩效考核,这样的层层施压之下,基层实施拆迁工作不走形几乎不可能。
设想,假如读者你是一个基层拆迁官员,面对这样绩效考核,你能做何选择呢?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呆下去,那除了想尽一切办法加快拆迁进度还能怎么办?在一些官员来看,使用违法、暴力的手段都似乎是无奈的事情。时间紧迫,哪有空去一家家地做思想工作呢?
这就有问题出来了,这样一项几乎没人愿意为之的事,甚至具体从事拆迁工作的官员,也很难从中获得太多的利益。媒体上描绘出的,是蛮不讲理的官员,以及象黑社会一样的拆迁队,但假如基层官员依旧被这样的绩效重压的话,恐怕留下来能担任这项工作的官员,都只能是蛮不讲理的家伙了。
国土资源部的文件里是无法考虑到基层官员的工作状况的,他们只强调这么几点,程序要合法,拆迁补偿费要合理,要帮忙进行拆迁安置,甚至,要求在拆迁开始前,“分析评估易引发不稳定风险的环节和因素,”并提出预防之策。
话说得都合情合理,但到了基层,在一纸拆迁任务的军令状前,哪个基层官员还有时间去慢腾腾地走完那些繁琐的拆迁程序,哪个地方官员还有能力去一家家体恤民情,分析某个钉子户拒绝拆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只能祈祷遇到的都是顺民,而别遇到什么难缠的钉子户。
一切工作想不简单粗暴都不可能。即便一些地方完全依照现有拆迁法规进行,拆迁补偿一分不少,也很难说这些貌似合法的程序背后,真有一个“和谐”的过程。
简单地批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某种程度上,相当大的一群人都在享受着的经济增长,其背后都有拆迁的影子。在2010年,江西宜黄官员因发出的“没有强拆就没有崭新的中国”的见解而受人围攻,但观点背后的逻辑,却依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合拍。
2011年后强拆抬头的原因似乎很简单,土地供应的加快,“各地在加快发展中,用地需求猛增,土地征收拆迁任务加重,因各种原因引发的违法违规土地征收拆迁行为,有增加趋势。”国土资源部在自己出台的文件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尽管今年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具体数字至今还未对外公布。但年初国土资源部调研时,各地汇总上来的用地需求便高达1616万亩,远超过过去几年每年600多万亩的平均水平。其中住宅用地供应方面,今年的计划便达到了21.80万公顷,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18.47万公顷)和实际供地量(12.63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18.5%和72.6%。
说来也是,在这样的供应压力之下,地方政府肯定得想尽办法加快征地拆迁的速度,保障土地的供应。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纪委的一位官员也在日前对合肥市的拆迁工作进行调研时称,“不能把拆迁工作妖魔化,好像拆迁是‘大逆不道’的。”
“只要看一看拆迁是不是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善了老房子居民的生活状况,让群众在拆迁中得到了实惠,为了城市的发展,只要拆迁是抱着这样的动机,拆迁就是正确的。”这位官员这样称。但问题是,任凭哪个政府,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举例说明,他们的确是抱着这样的动机。
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的文件,也遵循着差不多的逻辑,拆迁是必要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强拆。
但强拆应该如何定义呢?假如政府的行为全部符合当前法律规定,而有人就是不愿意离开居住地,那是否算强拆呢?很少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包括许多为拆迁惨案叫屈,为钉子户呐喊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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