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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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2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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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矛盾。换句话说，这种激励模式与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所需的政府“多任务”职能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使得行政与财政分权可能无法确保市场维护的合理激励。
我在复旦大学的年轻同事们王永钦等于2006年完成了一篇文献综述——《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给出了四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职能是不可能协调起来的。他们认为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组织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无论对于任务本身，还是对于委托人，都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
第二，与委托人偏好的异质性有关的是，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这也与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治组织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目标。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政治组织的这种多任务性，在政治组织中很难通过基于单一维度（任务）的类似企业中计件工资式的强激励来追求各种目标，而且基于增长目标的考核很容易损害其他社会目标。
第三，与企业绩效易于找到同类企业作参照不同，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但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参照非常有限。换言之，政治组织是一个垄断组织，因而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对其进行比较。
第四，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不同，它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更多地会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而非绝对绩效评估。所以，在中国演变出来的一个机制是把相对的GDP增长率作为评估的唯一信息。但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代理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会阻碍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进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影响是，这种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服务（甚至还有思想）的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限制又会进一步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这最终会损害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来源作更深入的分析才能准确地去把握分权与竞争的关系。对地方官员激励的观察和分析肯定需要联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官员治理的重要特征才能有望获得突破。这是我们将在另一章专门去讨论的题目，我们将回顾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对官员的治理模式，更深入地去讨论官员的激励，以帮助回答为什么向地方的分权既驱动了增长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总而言之，在现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集权体制保持不变的格局下，向地方的分权不仅有收益，也是有成本的。似乎，这是一个有关权衡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无望在财政分权的范畴内找到解决办法的。

第一章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二章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三章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