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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色诺芬《希耶罗》和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论僭政》  

麦考莱·屈勒味林写道，“在160年里，我们的出版自由越来越全面；在这160年，由读者的一般情感加于作者之上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今天，不敢对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政府置一词的外国人很困惑，他们不理解这怎么会发生：欧洲出版是最自由也是最中规中矩的。” 

这位写《英国史》的男爵何以会这样说？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社会政治越民主，思想言论也就越自由？麦考莱的论断，违反了我们的常识逻辑。然而，苏格拉底和色诺芬的遭遇，又让我们深思。在民主的希腊城邦，他们因言获罪（破坏城邦民主），经过“民主评议”，一个饮鸩而亡，一个遭到流放。苏格拉底的慷慨赴死，和色诺芬宁做异乡人的流浪，寓指了什么？哲学家或曰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对此，20世纪两位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和科耶夫有一段争论，堪称思想史上的佳话，而他们的争论是围绕色诺芬一部对话《希耶罗》展开的。 

《希耶罗》里的“悬案” 

色诺芬的《希耶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诗人西蒙尼德来到叙拉古，向僭主希耶罗“请教”，问僭主与平民生活，谁苦谁乐。两个人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交锋。色诺芬用细腻的构思，通过充满张力的对话，峰回路转之中，巧妙地设计了一个“悬案”。 

故事情节通过西蒙尼德的问题延伸开来。西蒙尼德首先抛出第一个问题，说在“饮食男女”这方面，僭主肯定比平民快乐。不料，僭主希耶罗却用雄辩的证据一一反驳了西蒙尼德，尤其谈到自己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时，语调有几分忧郁。而西蒙尼德没接茬，话锋一转，又抛出第二个问题，说“饮食男女”这些事儿其实不重要，“真正的男子汉”不关心这个，僭主在“谋划大事业”这事儿上比平民优越得多。这回，希耶罗反驳的语调更为激昂，接下 

来5章的篇幅（整个《希耶罗》才11章）都是希耶罗的悲观陈词，其间西蒙尼德只插了一次话。在第一个问题里，希耶罗还仅仅是忧郁，这回简直是悲观，历数了自己是如何不能拥有“安全”、“友谊”、“ 信任” 、“ 母邦”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说自己的心灵满是“ 苦涩”。对希耶罗的悲观，西蒙尼德还是没接茬，话锋又一转，抛出了第三个问题，说荣誉最“伟大”、最“ 神圣” ， 而僭主拥有最大的“荣誉”，所以这些“苦涩”都可忍受。这回希耶罗更为激动，他反驳说公民是因怕他而尊敬他，他的“荣誉”是虚假的，其实他“白天晚上都过着一种所有人都因他的不正义而咒他死的生活”，自己活着还不如“吊死”！这一回，语气简直已经悲哀至绝望了。这时候，西蒙尼德出手了（西蒙尼德惟一一次打断希耶罗），他安慰希耶罗，其实僭主也可以被人爱戴，因为僭主能用“ 同样的施惠赢得更大的感激”。接着，他建议希耶罗做一个“施惠者”，以“城邦幸福”为鹄的，把城邦当成自己的资产，把公民当兄弟，用恩惠超越所有人，这样就能赢得最高贵最至乐的所有物——“幸福而且不被嫉妒”。故事就这样以诗人的许诺，和僭主的沉默结束。 

那么，色诺芬的《希耶罗》究竟是想讲什么？表面上看，其主题是“僭政的教诲”，但到最后真正的主题出来后，为何又以希耶罗的沉默结束？希耶罗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如果主题是“僭政的教诲”，那么色诺芬又为何借西蒙尼德之口，为“僭政”这一不民主、不合法的政制辩护？难道“僭政”优越于“民主”？色诺芬用古典修辞的隐喻，留下了一个“悬案”。 

施特劳斯“破案” 

然而， 经过笛卡尔的“ 启蒙” ， 经过康德的“ 批判”，经过黑格尔的“辩证”，经过历史主义的洗礼，欧陆哲学渐渐遗忘了他们的“古典修辞”传统。面对色诺芬的僭主（代表政治）与智者（代表思想）对话的隐喻，《希耶罗》中悬置的“疑案”，现代人与其说失去了阅读兴趣，毋宁说失去了解读的能力。因为，“对话作品以一种间接或闪烁其词的方式表达思想”，而现代人则沉浸于“术语”与“意识形态”中不能自拔。但“天不丧斯文”，施特劳斯重新发现了色诺芬的价值。1948年，这位思想史上的著名侦探，侦破了《希耶罗》里的“悬案”，诠释了色诺芬的微言大义。 

施特劳斯用深厚的古典修养，联系柏拉图，钩沉苏格拉底，对《希耶罗》情节与修辞进行挖掘，解析出了“僭政教诲”的含义。那就是诗人和僭主的对立，隐喻着智慧生活与政治生活，亦即哲人与社会的对立。这才是《希耶罗》真正的主题，而古典对话、悲剧乃至诗歌“教化”的传统则让《希耶罗》教导青年人反思“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意图彰显。 

在施特劳斯看来，色诺芬秉承苏格拉底，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智慧生活比“政治生活”可欲，希耶罗必须通过“施惠”，为别人服务，赢得他人爱戴，才能幸福快乐，其幸福不是自足的；而西蒙尼德无需依赖“别人”，他在追求智慧中获得快乐幸福，其幸福是自足的。希耶罗的防范西蒙尼德，和最终的沉默表明，僭政与智慧之间，或曰社会与思想之间永远存在矛盾，即“哲学永远会对思想实行僭政”。所以，哲学家或曰知识分子（当今意义上的公民哲人）应该与政治保持距离，因为社会立足于稳定的信仰，而不断的怀疑与追问却是哲学的使命，一旦哲学服从于政治，那么哲学就被“僭政”，失去生命。哲人或曰知识分子当有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永远独立于社会之外，像西蒙尼德一样作一个精神上的“异乡人”，“如果必须在腐败的母邦和一个组织良善的外邦之间选择，他可能要证明更可取的是这个外邦而非自己的母邦”。 

施特劳斯认为， 2 0 世纪前半叶，当政治哲学面对“二十世纪的恐怖”，这“超越过去最有力思想家的最大胆想象的暴政”失语时，古典作品的隐喻早已对此提供了解释。在他看来，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用“君主”模糊“国王”和“僭主”的区别时，人们就开始忘记了“僭政”。当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人应当如何生活”，这首要的存在之问，被“人事实上如何生活”所取代，理__想也就对现实作了妥协，政治哲学也就失去了“探询”的使命。施特劳斯提醒人们回到“人应当如何生活”的主题，面对“现代僭政”恍然不知所措之时，诉诸古典作品，重新咀嚼古希腊质朴的“问”与“思”，找回哲学最原初的使命：不断探询，不妥协地追求真理。 

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争论 

施特劳斯的《论僭政》在北美出版之后，他的好友科耶夫在欧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科耶夫青年时代与施特劳斯将相识于柏林，两人是一生至交。他精研于黑格尔，其《黑格尔演讲录导论》享有盛誉，而他对施特劳斯的批判也“黑格尔”味道甚浓，说“色诺芬的文本并不像黑格尔的论述那么有价值”。 

科耶夫认同施特劳斯有关“社会与思想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但他认为这种矛盾并非不可化解的，哲人或曰知识分子应投身政治，用“行动”致力于这种化解，而不是远离政治，只做“诗人的许诺”。他认为哲人是“完全可以参政甚或执政的”，并拉出“西方哲学地图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亚历山大”来例证。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因此其师承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科耶夫写道，哲人不能躲在伊壁鸠鲁式的“花园”小圈子或者“文字共和国”里，因为“孤立的思想家”的主观思想很有可能是“偏见”，必须拿到社会上检验，获得“确证”。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是真的，而不是“疯狂的”，因为极端自我的疯子无疑也声称自己拥有真理。施特劳斯则指出，“古代经典充分意识到了个人心灵的教诲”，他们“有关哲学生活的教诲也是有关有爱的教诲”，哲人不是孤独的牧羊人，他们有伴侣，“哲人作为哲人是需要朋友的”。哲人之间通过质疑与追问，就破除 

了偏见的可能。 

科耶夫与施特劳斯的分歧关键在于对哲学认识的不同，施特劳斯认为哲学的使命是不停止的“探询”，哲学不可能是“固定的智慧形态”，哲学不可能“终结”，因为“哲学是对问题的真实领悟，所有解决方案的自明性必然小于问题本身的自明性”。而科耶夫则认为，历史有终结，哲学也有“终结”。因为，当“普遍与等质的社会”成为现实，所有人都获得“承认”之后，哲学就没有现实之必要。“普遍与等质”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人们有普遍的幸福，无需哲学的置疑。而施特劳斯则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科耶夫的错误就在于，用“普遍承认”替代了“普遍幸福”，降低了幸福的标准。他认为诗人许诺的美好社会，虽然未必能实现，但它攸关“幸福”，而不满足于最好的“社会 

秩序”。最后，施特劳斯用科耶夫的结论“普遍和等质的国家的来临是世上哲学的终结”，再次曲折的表达了“社会永远会对思想实行僭政”这一主题。 

上世纪5 0 年代的这场著名争论， 科耶夫与施特劳斯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科耶夫积极为《论僭政》在法国出版努力，施特劳斯也为科耶夫能到美国讲学做工作。在他们的通信里，我们看到了两人忠于“智慧” ， 而非“ 面子” 的谦谦君子风。夜深人静，翻检他们的书信感慨万千。读着他们在动荡的30年代里，在巴黎、在伦敦清贫而困苦的岁月中的通信，两个对哲学对智慧孜孜不倦的身影跃然纸上。在后来的通信里，他们继续讨论，从政界退出的科耶夫似乎渐渐接受了施特劳斯。科耶夫在1 9 6 2年给施特劳斯的一封信里写道，哲学“应该对少数人讲，而不是对多数人”，这已经与他“哲学家应该从各种花园里逃出”的论调大为不同了。而对我们而言，两人争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古典作品里的营养，找回“人应当如何生活”那质朴的问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