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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贾平凹的整个创作中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都是简笔，虚写，情之所至，性门为开。含蓄，可以说是。但很多时候，也是有意回避。既有官方所许可的度，也有作者个人的心理障碍。贾平凹喜欢用“做了那事”指代性交。当然，在好多作家那儿，也用类似的字眼。漫不经心的“那事”，道尽了中国人的性态度。怕脏了纸笔，怕污了读者眼目，怕审查先生皱眉头，这都是说得出口的理由；其实，不能客观看待性事，才是最根本的理由。 

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气氛上，人们喜虚恶实，喜欢变着花样把一件正常的事情弄得不正常，把一件滑稽的事情装扮得神圣无比。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替换词汇。比如， “ 由于历史的原因”置换当代政治历史上的专制统治时期， “ 慎重” 意味着“ 枪毙” 等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用“那事”代替“性交”。在我不算短暂的编辑生涯里，就有过受命把“做爱”、“性交”全部换成“做那事”的举动，一碰到风向不好，或是打黄扫非，严肃的文学作品也只好再做一次阉割术，不如此，终审人难以入眠。读者的阅读，也似乎有心理定势，愈是严肃的作品，性愈要少，否则，他就会觉得“太那个”。好多读者实际上是严酷的审查官，他们的举报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怎么还不打黄呀？长期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培养了一批无性读者或性敏感读者。“做爱”比“性交”好，毕竟有个爱字嘛。所以，当代文学里做爱还看得见。“性交”太赤裸裸，谁看见都会脸红。所以，这个词尽管干净中性，却很少被人使用。即使避孕药品介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用的都是“房事”。别小瞧“房事”这个词，它为性交穿上了衣服， 变成一个极富暗示性、暧昧的词。况且，它规定了情境：床， 隐秘。它解除了性的刺激，却改变了“房”的清洁，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爆发力的词。因为这个缘故，在性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非性手段。性交前的心机和苦行，把性置于爆炸品的位置，让人时刻提心吊胆。性成为最大的悬念，依附了许多文人笔墨。意义全在性之外，而意义无不由此孳生。性的自然属性在正经作家那儿，最易丧失，因此才能扑朔迷离。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老革命韦君宜写文质疑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自然主义描写实在太多了一些”，“我自己作为一个女读者，就觉得受不了书里那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我想还会有不少女读者也是如此。这不仅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妇女历来有洁癖，而且一般总是把自己的理想、纯洁、独立人格、事业，视为心上最宝贵的东西。很多人受不了被人看成单纯只是‘性’的符号，只以性别而存在。那实在是对人的侮辱。”（《文艺报》1985年12月28日）用《围城》里的损句，看见性器就好像丧失了贞操。性是不洁物，别让我们有洁癖的知识女性看见。性别，作为人的基本属性，演绎着人类的历史。无性的人物并不好写，最后，只好把道德、理智、等级、友情、兄妹情、博大的爱情放在上面，把性压在箱底。可以用“情深性短”四个字来形容作家的情爱作品。而且这“情”，也不是性情，由性而起，而是散发着霉味的变态之情，是掩耳盗铃之情。“弯弯绕”绕出无数“性情作家”。 

贾平凹是个极乖巧的人，他在写性时很有手段。 

神化女性，天下尤物尽在他笔下。美艳多情，却几乎埋没尘世，无人擦拭。不幸屡次降临，愈显凄婉动人。男主角往往忠憨痴勇，捧宝玉般精心呵护，由此演绎一出出悲情故事。他编制的这套道德教化模式屡试不爽，得到各方好评。贾平凹的自我感觉更是良好。“我写作的时候，是出于人的本性，出于一个男人的本性的，所张扬的是一个本质的、天然的女人味的”。天然的女人？如果天然的女人就是贾平凹作品里的女子，那就太可怕了。那些女子给我的感觉只是蠢，只有愚蠢的男人才会想象出那样的尤物。这些十足的通俗故事，是哄读者银子的货色，却被所谓的文学评论家说成是艺术精品，是自我心性澄明后的杰作。“着意创造的是‘云层上面是阳光’的生命境界”。（见《一个艺术献身者的追求与足迹》李星语） 

没有男女的直接交火，在最需要动情的地方，男女主人公却退缩了，作者派来了动物们来充当信息传递的天使，《五魁》里是一只蚊子：“这只蚊子或许是刚才在墙那边叮咬过了女人的，现又叮咬了自己，两人虽然分住了两处，血却在蚊子的肚里融合一体了吧。再幻想：如果自己能变成个蚊子就好了，那就飞过去，落在她的脸上叮她，这叮当然不要让她疼的，那该多好哩。或许，她能变个蚊子又过来哩，那怎么叮怎么咬也都可以了，即使这叮咬会使他五魁中毒，发疟疾，他也是多么幸福的啊！”在《废都》里是一只苍蝇：“唐宛儿在心里说：若是天意，苍蝇就能从他耳朵上落到我头上的。果然苍蝇就飞过来，停在唐宛儿的发顶上了，这妇人会心而笑，纹丝不动。”前者是自虐式的意淫，后者是天人感应式的受虐。以物传情发展到以小动物而沟通。 

作者自我感觉写得很顺畅的中篇《五魁》，在写到五魁把渴慕的美艳女人背上山之后，筑起屋子，在中间扎起一堵界墙。“女人的眉宇间骤然泛红了，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五魁的老婆。五魁只是救自己的一个贫贱牛倌，一个光棍。在这荒天野地的世界里，五魁能自觉地将睡窝一分为二，女人为坦白憨诚的五魁而感动了。”此前，女人被蹂躏被打瘫痪了，女人一次次向五魁示意，渴望让他带走自己，过正常人的生活，当五魁放火救她时，女人这样表白：“迟了，都迟了，我成了这样子，我已经认做我是死了。五魁，我不能再害你了，你快走吧！”而一到山上，女人却会生出贵贱秩序来，人为的道德逻辑楔入感情的自然流露里，把一切都扭曲了。五魁尽管也有躁动，但很快就完成了道德升华：“感觉到从一种罪恶的深渊重新上岸，为自己毕竟是一个坚韧的男人而庆幸了。随之而来的是坦白磊落的荒诞之想，其兴奋自比刚才愈发强烈。试想想，自己一个什么角色，竟现在有一个美艳女人就在自己的保护下安睡入梦，这是所有男人都不曾有的福分，就是那个家有万贯的柳少爷他也没有的了。女人睡得那么安妥和放心，她是建立在对自己绝对的信赖：那么，做男人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呢？”两个压抑着自己的男女，同时完成了各自的道德进化。多么虚假。更荒唐的是，女人一次次春心萌动，五魁却噤若寒蝉，不得已，女人和五魁买给她做伴的狗交合起来，五魁精神似乎崩溃了，但他想的竟是：“狗子是自己买来的，自己又一次害了女人，害了女人的身子，害了女人的贞洁，害了女人做女人的德性！”他设计杀死了那只狗，女人也羞愧而死。女神死了，五魁成为土匪首领，“压寨夫人已经有十一位”，女人成为他的玩物。一个男人的堕落的理由竟然是，女神的破灭。缺乏爱的勇气竟被打扮成对爱的护守。往深处分析，是由于女神的沦落，变成了精神符号，俗世的生活可能性已经丧失，护守其实是珍惜自己的童身。在《美穴地》里，柳子言一直恋着四姨太，两情相悦之际，却不能勃起。历经磨难，财主将毁了容的女人给他时，他“再不是旧日无能的男人，他是丈夫，尽着丈夫的职责”。一个个男人都没有勇气追求自己心仪的女性，只有当她被摧残得弱不禁风时，“零落成泥花如故”他们才亲近肌肤，陪伴在身边。名分，秩序，性与爱的等级。更深处，可能是自卑，暗恋。远看景仰才有女神，不可亵玩。是内心里惧怕女神的消失。女神雕像的完成，是以牺牲男性的尊严为前提的，仰慕，因为你跪着。贾平凹其实深知其中三昧，他在给别人的爱情诗集的序中写道：“一个清贫之士，形状不整，却天生一个敏感多情的灵魂，不爱则已，爱则刻心铭骨，火一燃起来就必燃个灰烬。但它的勇敢是老虎式的而不是苍蝇式的，敏感得成了胆怯，终不是草__丛中的蛇，而如白日里崖背上的蝙蝠了，黑色的双翼严严包裹了丑陋的躯体，倒悬着看一切。它永远是一种错过机会的遗憾，是一种当面羞怯后的自责，便只能深深地陷进幸福的单相思的渊谷里了。惆怅，失意，痛恨，更大的痴迷，神魂颠倒，而以达到了极致，放达超脱成了一种博爱，进入讴歌纯清崇高的爱神的境界”。不过，变态变成了 

赞歌。这可能成就了诗人，于小说家却一定是走形的。 

通过不平等的社会身份渐进，性爱的社会化内涵淹没了性别本身的价值。这是非性爱价值的过度发掘。人为的东西太多，迂回曲折显出作家才能。尽管贾平凹厌恶旧道德，极力标榜新道德，主张美与丑的无差别融和，但在他所设计的情节里留下了幼稚肤浅的情感模式善造境，并不意味所造之境就能令人信服。善煽情，但所煽之情不免矫情。美好之情沦落为荒诞荒唐之情，在评论家赞美的地方，存留着很多破绽。所谓深刻就是在该明白的地方装愚弄痴，一味沉浸下去，聪明的创作者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愚蠢的恰恰相反，在不能写违背常理的地方，超水平发挥。自己痴痴的，希望别人也跟着发痴。读小说可不是为了犯傻，所以，那些装神弄鬼的作家可以休矣。 

贾平凹坦白道：“写到性，性实在是为了人物，为了立意所把握的一个区域，一个尺度。遗憾的是，我虽然小心翼翼，仍是踩了地雷，寻其中通过的路太难了。” 

平心而论，《废都》并不是一部诲淫诲盗的小说。许多人对其中性描写的愤慨，有故作夸大之嫌。还有出于“做得说不得”的心理，甚至不排除性嫉妒的意味。他们只看到书中的“性的丰盛”（阿城语），以为主人公有什么性特权似的，有时又把主人公等同于作者贾平凹，以为作者享受着多么丰盛的性宴。他们忘记了这恰恰是性贫乏的产物。 

《废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以前的羞涩内向的性描写，一变而为赤裸裸的工笔画了。着眼于对性的玩味和对性的享受，把它等同于生命本身。这真的是一个进步。不需遮掩，文笔就流畅了许多，抑或可以说，通过写作《废都》，贾平凹内在的性压抑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有意思的是，《废都》里画家的妻子和《白夜》里的老处女虞白，仍旧处在压抑中。被作者视为知识女性的象征，而不敢染指。似乎也是作者的一种女性人格理想，悬挂在那儿，对照着放荡不羁的人间性爱。里面既有作者的心理障碍，也有其理想的寄托。那么多勇于献身敢爱敢恨的女人，不过是诱惑和欲望的象征罢了。庄之蝶满足之后，并不能根除欲望本身。“你给我这身体，我拿他怎么办？”正像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的呐喊，灵魂在为身体的苦痛奔波着，那么，灵魂本身又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