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苑

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科伦拜中学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校园枪击案，埃里克·哈里斯和迪伦·克莱伯德这两名学生配备枪械和爆炸物，在他们就读的校园内大开杀戒，总共造成15人死亡与24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根据警方事后的调查，这两名罪犯在他们的私人日记中多次引用了尼采的某些代表性的思想与箴言。每当社会遭遇不幸和灾难时，为了维持公众内心的安宁与稳定，就总是需要寻找一只替罪羊。于是，在公共舆论场中，尼采的哲学再次被推到了风尖浪口。按照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尼采煽动人们相信“上帝已死”，并倡导奉行弱肉强食的超人哲学，结果就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了种种血腥的暴行……尼采的哲学不仅应当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暴行承担责任，而且还应当为种种恐怖分子和连环杀手受其启发的暴行承担责任。

《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一书作者、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与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并不赞同以上的见解，在他看来，尼采醉心于制造具备戏剧性效果的激进修辞，这固然给某些读者带来了误导，但他的哲学本身是积极的、严谨的和富有创造性的。通过运用分析哲学澄清语言意义的技巧，可以充分表明，尼采的哲学并非意在教导人们去毫无底线地追求那种想要征服一切和操控一切的权力，而是致力于通过倡导创造性的强力意志，超越与克服在当代智识生活中盛行的虚无主义所产生的种种智识弊病与文化困境。

一

任何精致复杂的思想在公众的广泛传播过程中都免不了遭受简化和歪曲，尼采的哲学也概莫能外。尼采甚至在他陷入疯狂状态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他在作品中多次强调，他合格的读者必须“在精神之事上保持诚实”，必须拥有一种正视问题与“正视禁令的勇气”，必须保持一种“为迄今仍保持缄默的真理而准备的新良知”……但讽刺的是，庸常的心智乐于将尼采的哲学虚无主义概括出一个口号式的标准答案。他们草率地相信，尼采通过他激进的哲学批判而杀死了上帝。既然上帝已死，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佐西马长老所担心的那样，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留下的则是一个强权即公理，专横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尼采的超人哲学最终倡导的就是这种残酷无情的世界。而丹托对尼采哲学的合理重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要澄清上述流俗理解对尼采哲学的污名化解读。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尽管尼采说出了“上帝已死”这句话，但是，并不是尼采本人将“上帝”杀死的，实际上，在尼采所处的时代里，“上帝”已经在许多所谓的信徒心中寿终正寝了，尼采只是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个发展趋势而已。尼采敏锐地注意到，尽管民众依然乐于承认自己信奉这种信仰，然而，大多数信徒基本上无法对基督教信仰在现代智识实践和政治实践中面对的诸多挑战做出有力的合理回应。群氓之所以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性多半是自恋的。即便是一个谎言，在一个人已经相信了一辈子的情况下，其实谎言的真假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否认谎言或许不难，难的恰恰是否认自己。至于那些在口头上极力倡导基督教信仰，在行动上又不受这种信仰约束的政客，他们实质上是那种醉心于利用信仰来为自己攫取权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既然这种信仰蜕化成群氓走形式的工具和手段，那就很难指望他们对这种信仰继续走心。因此，尼采借助他笔下的疯子大声宣告，“上帝已死”，“我们大伙儿全是凶手”，当信仰丧失了形塑生活意义与价值的活力并沦为形式的时候，即便是严格尊奉规范举行神圣仪式的教堂，也已经成为了“上帝的陵寝和墓碑”。

当然，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并非仅仅指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处境，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哲学意蕴。正如海德格尔指出，“上帝”在这里代表的是一般的“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代表着试图为存在者整体赋予意义的种种“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在此语境下，虚无主义就意味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超感性领域’失效了，变得空无所有，以至于存在者本身丧失了价值和意义”。纵观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家的盛行做法是，人类的主体可以通过哲学思辨而把握到客观实在的诸多形式、结构与秩序，根据对这些据说普遍有效的超验真理的诠释性理解，就可以构造出可以赋予存在者整体意义与价值的诸多理想、规范与法则，而通过对这些超验理想、意义与价值的系统性整理，就可以锻造出这些哲学家各自倡导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学说。

然而，在尼采看来，人类的认知是视角性的，深受特定认知视角的制约，因而不可能具备传统的西方哲学家所主张的普遍有效性。人类掌握的真理与世界的关系并非客观的符合关系，而是有所筛选与转化的隐喻关系，因此人类的知识并非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说明，而是反映了人类的意志与旨趣的解释，解释则是成为主人进行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尼采深刻地指出，所有的现存事物，“总是不断被那些掌握权柄的人改头换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加以歪曲”；所有的征服和战胜也就意味着“重新解释与重新正名”，在这一重新解释与正名的过程中，以往的“意义”和“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掩盖，或被重新构造为一种对新近获得支配地位的权力秩序的正当性辩护。因此，传统哲学家所精心阐释与捍卫的那些具备普遍有效性的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和绝对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对他们心中所青睐的不同权力秩序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上帝”在哲学中就表现为那些号称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并在不同时代拥有信徒狂热追随与盲目崇拜的理想或理念，它们不断构筑种种“哲学的神话”。而尼采的哲学虚无主义则致力于用各种论证方式阐明：归根到底，在世界中既不存在人类的认知所发现的形式、秩序与结构，也不存在人类的道德与信仰所通常预设的意义、目的与价值，它们都不过是人类为了生存的便利而发明的形而上虚构，因而通过它们并不能给哲学家想要倡导的理想或理念带来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人类的思想与文化若要获得持久的发展与繁荣，就需要不断冲破这种虚构偶像所精心编织的权力之网的束缚。

然而，想要从这种权力之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绝非易事，尼采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将无法摆脱上帝，除非我们已经摆脱了语法”，即便通过充分的哲学论证与反思，人们依旧会出于语言的习惯与习俗的本能而在上帝缺席的那个语法位置上，用其他各类偶像来替代上帝并对之进行盲目崇拜，恰如以色列民众在摩西登上西奈山领受律法的那段时期内，愚昧地将金牛犊作为新偶像来狂热地崇拜一样。根据丹托的解读，上帝之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仁爱的上帝不忍看到人类在这种崇拜绝对权威的关系中不断进行自我贬抑，出于对人类的同情与慈爱，上帝选择让自己死去，以便于为人类的茁壮成长与繁荣昌盛开辟更多自由的空间。然而，已经习惯于崇拜偶像的人类并不会因为上帝之死而终止对诸多取代上帝的新偶像的崇拜。因此，对于尼采来说，要克服这种绝对权威与绝对权力的束缚，仅仅破坏上帝的偶像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哲学批判与文化批判来消解人类制造各种替代性偶像的倾向，有必要让人类充分意识到，任何替代性的偶像都不会给人们从无形的权力之网中解脱出来带来真正的希望。而这就意味着，需要克服现代人对艺术、科学或道德等替代性偶像进行盲目崇拜的文化倾向与思想倾向，而对尼采来说，他需要着力加以克服的是对艺术，特别是瓦格纳音乐的狂热推崇。

二

1876年8月13日，第一届瓦格纳音乐节在拜罗伊特召开，瓦格纳在这个小镇上首次演出了他的著名四联乐剧《尼伯龙根指环》，据说，来自欧洲各地的观众人数超出了当地人口好几倍，甚至连食品供应都一度成了问题。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召开，意味着瓦格纳的音乐事业登上了巅峰，然而，也正是这届音乐节的观众制造出的喧哗与骚乱，让尼采渐渐冷却了他对瓦格纳的狂热激情。随后，当瓦格纳将他创作的新剧《帕西法尔》的精美样书赠送给尼采时，这部剧作颂扬贞洁的基督教价值，又进一步给尼采留下了否定生命的不快印象。自此以后，尼采撰写了一系列批判与抨击瓦格纳的短文，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并不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承载与发挥了古希腊悲剧的伟大文化使命的当代艺术。

……

相较于尼采心中的艺术理想，就不难看出瓦格纳的问题所在。在尼采看来，尽管瓦格纳在他的乐剧中极力想要塑造一种直面残酷的悲剧英雄形象，但是，他的乐剧激发的并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超越生命苦难的陶醉，而是煽动迎合民众低级趣味的狂热。尼采发现，瓦格纳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可以引发群氓狂欢的兴奋点。这些自命不凡的狂热分子不需要思想，而只需要貌似崇高、深邃、威猛的力量崇拜，“谁让我们倾倒，谁就是强壮的”，于是瓦格纳就根据民众的需求，炮制了大量可以激发廉价激情的力量幻觉。瓦格纳是一位制造幻境的天才，他想要的是让民众产生自身拥有强大力量的幻觉，他的乐剧极力追求的就是这种效果，然而，“凡产生这种真实效果的，都不是真实的”。尼采无比犀利地指出，不同于巴赫、贝多芬与莫扎特这些真挚热爱音乐创造的古典乐大师，瓦格纳仅仅是把音乐作为一种让自己在艺术王国中获得至高权力的手段。瓦格纳想成为在艺术领域支配一切的暴君，但他却精明地将自己扮演成新的救世主形象，打着救赎灵魂，激发力量的旗号来操控那些无知追随者的思想、身体和生活。瓦格纳年轻时之所以猛烈攻击基督教，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想取而代之，成为他的那些追随者心目中的救世主，“想要创建一座崭新的神坛，就必须摧毁过去的神坛”……

不管尼采对瓦格纳的尖锐批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但在人类的艺术发展史中确实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大师”。这也让赞颂艺术的尼采激烈地反对艺术的偶像化倾向，因为弱者通过艺术获得的狂热状态正在以缓慢而又根本的方式败坏人类，某些一心想要成为救世主的艺术家即便在最高亢的奔放状态中所美化的，也不过是那些如今已经知道是错误的“宗教谬误与哲学谬误”。尼采在对瓦格纳的幻想破灭之后，他转向科学来“填补艺术留下的真空”。然而，在对现代科技进行缜密考察之后，尼采敏锐地发现，现代科技未必就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由和尊严，权力可以假借科学真理的名义让人们驯顺地接受各种专横的命令，可以借助监控的技术掌握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累积的各种生活信息。现代科技为权力精心编织出了一个秩序的面具，一个人只要戴上了这个面具，面具外的人就看不见这个人的真实面目，而他却可以借用面具之名，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现代科技号称为人类打造了最为安全的人工世界，然而所谓的最安全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最坚固的牢笼，对于那些拥有类似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极目天地的豪情壮志的人来说，这种人工世界不啻为一种隐形的监狱。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尼采断言，自哥白尼以来，科学技术并未真正提升人类的尊严，反倒是“最彻底地打破对哲学的敬畏并为群畜本能打开了大门”，并逐渐终结了人类对自身“在造物的等级序列中的尊严、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信念”，“人类犹如落到一道斜坡上……从现在起越来越快地从中心点滚出去”，滚到“虚无”中去，滚到“对他的虚无的洞穿感”中去。

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发扬和倡导道德，约束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就可以有效地扭转上述发展趋势。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手握权柄者往往是在思想上迷失了道路，在具体的备选方案已经无法提供有效手段的情况下，才会用大力鼓吹道德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昏聩无能。尼采明确指出，应当重估道德的价值，而这就应当弄清，处于某种道德支配的人“会变成什么样，会促进什么力量，会压制哪种力量”。根据道德意在培养与塑造的不同类型的人，就可以把迄今盛行的诸多道德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正如丹托强调指出的，不应当按照字面意思，简单地将这两种道德视为古代奴隶社会中的贵族阶级与奴隶阶级所分别持有的道德，实际上，这两种道德意指的是两种拥有不同品性与能力的人。“主人”指的是那些能力超群，胸襟开放，明确拥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壮大自身的过程中也为人类文明增添光彩与辉煌的强者，因此他们就是拥有能力“将自身的价值施加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卓越个体”。“奴隶”则是缺乏各种创造性的能力，心智封闭，目光短浅，既没有勇气来肯定自己，又没有能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创造来丰富自身和世界的一群“停滞者、盲目者、驯服者、在精神上的贫乏者”。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导源于对外界、他人和非我的否定，奴隶道德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并在它所虚构的外部刺激中才能登场。弱者并不反省自身来寻求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相反，他会通过怨恨来构想出一种“丑恶的敌人”，并把相关的罪责全部推给这种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正是这种“有罪”的责任人，成为了他发泄怨恨不满的靶子。这种情感宣泄是这些人最大的自我安慰，是这些人为了抵抗任何一种折磨而不由自主地渴求的麻醉剂……

尼采进一步认为，这些缺乏创造力的“奴隶”虽然无能于创造美好的事物，但却可能拥有极大的心机和野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甚至会通过阴谋诡计在某些领域内掌握了评估价值的巨大权力。莎士比亚笔下的阴谋家伊阿古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世间的是非本来没有定准；因为干了一件错事而得到整个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难道还不能把是非颠倒过来吗？”而“奴隶”运用他们的权力所做的道德评价，恰恰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把强者的优越才能和卓越品质重新评估为恶行与缺陷，接下来再利用各种道德和信仰的操控手段，让强者为自己拥有的优秀品质和冒险行为产生强烈的内疚和自责。“奴隶”只不过把道德作为替自己诡辩和抹黑强者的工具，道德绑架和道德审判成为了驯服强者，让强者服从奴隶道德设定的种种扭曲规则的规训手段……当奴隶道德拥有权力支配一切价值评估的时候，人类就几乎不可能真正拥有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的创造活力。

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思路，尼采有力地表明，对那些替代上帝的偶像的狂热崇拜，不足以让人们从绝对权力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消解人类制造偶像的倾向，并进而冷静地承认，人类目前正处于“偶像的黄昏”，人类需要抛弃对各种偶像的不切实际的期待，独立自主地去面对自身遇到的诸多问题与困境。面对这种处境，弱者就会形成一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在失去偶像的引导之后，变成了那种不再信奉任何至高的理想和希望，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的“终末之人”。强者则会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他们在“偶像的黄昏”中看到了新的发展契机，成为了那种积极激发强力意志的创造性来实现其智识理想的“超人”，而尼采将这种超人视为克服虚无主义危机的最大希望。

三

1933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希特勒访问了尼采档案馆，随身带着他惯用的鞭子，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热情地接待了希特勒。希特勒在里面待了一个半小时，当他出来时，他的鞭子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伊丽莎白送给他的尼采的步行手杖。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或许并不是一件具有多大政治意义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希冀污名化尼采哲学的学者来说，他们热衷于根据这类道听途说的轶事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企图把尼采打造成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教父，并将尼采的“超人”等同于希特勒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根据丹托的考证，伊丽莎白在编辑尼采遗稿的过程中，对尼采的文字做出了诸多迎合法西斯趣味的篡改。但鉴于伊丽莎白本人既不懂哲学，也不认识任何能够深刻理解哲学的朋友，这些篡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因此丹托主张，要澄清尼采的超人形象，就不应当对之做出过度政治化的解读，而是要坚持在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这个概念。又由于超人是在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要对超人概念形成一种可靠的哲学理解，首先就需要澄清尼采的强力意志概念。

丹托指出，“强力意志”不是一种心理学的概念，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它想要解释的是“存在什么？”这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按照心理学的理解，意志是产生某种结果的力量，它追求的是可满足诸多欲望的匮乏之物，但尼采倡导的强力意志并不追求某种匮乏之物，恰恰相反，强力意志意愿的是它自身，意愿的是“超越自己”，它“必然同时超过自己、支配自己”。因此，强力意志“无异于要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进而需要澄清的是，强力意志既不是拥有权势的人才特别表现出来的意志，也不是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某种东西，而是世间万物与我们人类本身所是的某种东西，除了强力意志与它的变化形式之外，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尼采所理解的物理世界的强力意志，则是一种动力学的量，而“事物是其效果的总和”，因此，一种强力在物理空间中占据一块领地之后，就会以这种力的中心为基点向外扩张，直到遇到其他强力的阻碍为止。而一种强力的大小“是通过它施加与抵抗的力量来加以界定的”，“它在本质上是追求压制与抵抗压制的意志”。

按照尼采的观点，众多强力通过营养过程凝聚成为“生命”，“生命就是强力意志”。丹托认为，虽然尼采深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并不能仓促地根据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和评价尼采的强力意志。两者都强调生命的斗争，不过尼采认为，生命的本质包含着生长与提高的欲望，生命的保存服务于生命的提高。达尔文主义所主张的物竞天择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强力意志，因为物竞天择的标准仅仅是适者生存，而非优胜劣汰。有助于物种保存和延续的东西，有可能不利于个体的强壮与富盛，实际的情况反倒往往是“不强健者生存，而强健者毁灭”……

相较于达尔文主义者仅仅关注物种的繁衍存续的狭隘视角，尼采更为关切的是强力意志所体现的不断向外扩展与超越的生命活力。强力意志不断寻求的是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也就是追求更强大的创造力量。强力意志“在精神生活的层面上显现的形式是人们给予生命的解释”，艺术、科学与哲学“例示了强力意志”，它们是强力意志将自身的“概念图式”强加给这个混沌世界的解释产物。“给生成打上存在的烙印，这就是强力意志的最高表现”，正如丹托所言，以此方式，“我们不仅整理了这个世界，而且创造了我们自身”。因此，归根到底，“尼采的强力意志就是追求创造的意志”。

……

丹托的尼采研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尼采在阐释强力意志时经常透露的立场是，有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也并非一定有权。当弱者通过精巧的阴谋和权术攫取权力之后，他们没有能力来做成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却有权力来破坏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事业。手握权柄的平庸官僚生性多疑而缺乏安全感，他们为了统治和管理的便利，追求表面可见的秩序而强求各种一致性，把强力意志的诸多创造性冲动都视为对自身权力的巨大威胁，并通过设定各种禁令来压制这些创造性冲动。当强力意志的创造性冲动被社会压制时，它们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会转入地下，并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与场合下以隐蔽乃至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