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走出五四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五四。你是如何与五四对话的？

陈平原：我1978年春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那时候，我们模仿五四“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念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其次，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教书，而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永远值得追怀的历史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都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第三，这也与我近年关注现代中国大学命运有关。最近十几年，在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史成了我另一个论述的焦点。在我看来，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培养学生，出科研结果，出“大师”，大学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力量，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这是我心目中“好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五四时期的北大，就是一个典型，它抓住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折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将其“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别看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真有北大那样的机遇、那样的贡献的，还真不多。

经济观察报：仅仅是在介入社会变革的意义上，都比不上北大。

陈平原：对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深度介入、有效介入，完成某种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北大，让后人歆羡不已。我所学的专业，促使我无论如何绕不过五四这个巨大的存在；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经济观察报：但是1993年你写了一篇文章呼吁“走出五四”，为什么要“走出五四”？

陈平原：就像所有光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一样，五四当然也有其局限性。就拿学术研究为例，我曾经说过，五四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可以简要地概况为：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这一“范式”，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产生了若干流弊。政治学家讨论激进主义的利弊，历史学家重评儒家文化的功过，文学史家反省平民文学崇拜，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学术层面上“走出五四”。

经济观察报：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走出五四”是否与此有关？

陈平原：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受历史情境制约，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公开讨论，有时甚至无法或难以“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90年代的学术转折，不完全是政治环境的问题，也有其内在理路。八十年代流行宏大叙事，有理想，有激情，想象力丰富，但论述上稍嫌空泛。我们满腔热情做的，就是用西学来剪裁中国文化；那些对于传统中国痛心疾首的批评，有真知，也有偏见。最大的贡献是，我们用浓缩的办法，重新接纳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把被人为切断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西学发展史接续起来了。所谓“走出五四”，其实是想清理我们自己的思路。八十年代的口号是“拨乱反正”，返回哪里？一开始想返回到五六十年代，后来发现，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是建立在五四那一代的论述思路上。于是，我开始清理从晚清到五四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学术范式。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讨论？

陈平原：90年代以前，学者普遍关注五四；90年代以后，很多人转而关注晚清。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种兼及“五四”与“晚清”的学术思路，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这么说？

陈平原：我可能是最早有意识地把晚清和五四捆绑在一起，来加以认真辨析的学人。因为我始终认为，就年龄而言，晚清和五四是两代人；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其知识结构与思想方式大同小异，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还不算他们之间有很多人是“谊兼师友”。大家不要以为，五四的时候，梁启超他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发挥作用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既谈论“为人师表”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也涉及“横空出世”的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匡互生等，还有就是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严复等人，同样在“五四”中发挥作用。两代人之间，有区隔，但更有联系，尤其是放长视野，这一点看得更清晰。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比如思想革命、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接纳域外文学等，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个社会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当然，每代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总是会有缝隙，有矛盾，甚至互相争夺生存空间和历史舞台。问题在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文学的转型，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正因此，大家不太谈晚清的时候，我会强调晚清的意义；大家都来关注晚清，我就转而强调五四的意义。在我看来，晚清与五四，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