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所知的金融(3)

2009-09-14

陈志武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活跃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将人活下去的概率最大化，第二是将个人的自由最大化。也就是说，在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等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其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经历。2004年，他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米的房子。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为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这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和父母说，这不是让他们从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正好他的父母年纪60出头，已退休，手头有60万养老用的积蓄。于是小王父母拿出手头60万的积蓄，刘教授夫妇把手头仅有的20万积蓄贡献出来，另一位亲戚出10万，给小王买上150平米的房子。

当然，刘教授的故事对中国人很普通，没有什么稀奇。只是这种安排改变了这个大家庭的关系和性质。第一，刘教授现在一想起这事就恼火，作为历史学教授，自己的收入不高，20万的积蓄是他当时所有的钱。他说自己在广州的房子还不到70平米，凭什么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供他内弟买那么大的房子？所以，从那之后，提起内弟，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过去的积蓄，而不是他跟内弟的感情有多么好，而且那笔钱也使刘教授与夫人的关系紧张。

第二，本来，小王父母可以把自己的60万养老钱通过理财投资处理好，等再年老之后，自己能有钱养活自己，也能有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钱都给了儿子，今后的养老就只能靠儿子、女儿了，也就是说，不论今后跟媳妇、女婿是否处得好，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他们一起住，或者靠他们供养，等着他们给钱。这样，本来可以自立养老的小王父母，今后就只能看别人的脸面养老了，不能有自己的自主生活空间，不能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了。

第三，同样糟糕的是，正因为小王这么容易就得到90万元的帮助，让他无法感受到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责任，那看似“免费午餐”的90万，只会培养懒惰。而如果小王是通过按揭贷款90万，这表面看会给小王夫妇带来月供压力，但是，这种压力不是坏事，会促使小王奋发向上，培养“自食其力”的个人责任。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在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另外，刘教授夫妇的关系也不会出现紧张，刘教授也不会对此事耿耿于怀。

实际上，这两种安排，给每个人带来的自由度也截然不同。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例如刘教授就抱怨小王的房子比他自己的大很多。等小王父母更老、靠子女的钱养老时，他父母花钱也会受到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监督。花别人的钱能那么自由吗？

总之，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和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六

小时候，父母都会教我们不能借钱花、要“量入为出”，还有就是要多存钱。在中国文化中，借钱总是件很负面的事，透支、负债、欠钱等等是一些贬义词。或许正因为此，证券类金融市场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机会发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学更是不能登堂入室。

这些年我学到，借贷类金融交易原来是，帮助借方把一次性大的开支平摊到今天和未来许多年月上，让一次性大开支不至于把个人、企业或者国家压垮。就像小王买房要120万元，这种开支的确很大，但买下之后，不只是今天享受，未来许多年也会享受其好处，所以，通过按揭贷款把这些支付压力平摊到未来30年，不是让“享受”和“成本”在时间上更匹配吗？这本应该是一件纯经济的正常事情。

到今天，借贷金融对个人、对家庭、对企业的贡献，仍然被低估。但是，如果做客观分析，我们会发现借钱花也可以是好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更好的选择。

在国家层面，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冲击我这种观念的是下面这段历史：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比如当时中国明朝国库藏银1250万两（尽管明朝当时快要灭亡了），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以及意大利各城邦国家。那么，从1600年前到19世纪和20世纪，哪组国家发展得更好呢？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而改变命运外，其他的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

莫非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今天又是外汇储备数万亿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在未来几个世纪还要重演过去数世纪的历史？这关键要看中国今后如何利用债券市场以及其他证券市场，看中国会不会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因噎废食、得出所谓“抑制金融创新是上策”的结论。

回头来看，正如我在《治国的金融之道》一文中谈到的，我们中国是这么喜欢存钱，以至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1842－1848年间，朝廷每年的财政盈余还在1500万两银子以上，这种年年财政盈余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895年。按理说，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即使没有逼着朝廷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加快国力发展，也至少使他们愿意把岁入都花掉来搞发展，而不是还想着往国库存钱。到最后，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样，战争开支和赔款实在太大，在历来因为不用发债融资而使中国债券市场没机会发展的状况下，朝廷无法用债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压力平摊到未来。过不了支付压力这一关，清朝就只好垮台。

这些历史不断引发我对金融的兴趣和思考。为什么借债花钱使西方国家不仅没垮，反而强大起来？后来我认识到，美国就是近代最好的例子。不只是今天的美国虽然负债全球第一，却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立国之初就是靠负债幸存下来，这应该跟中国各朝代的经历正好相反。中国历朝之初国库满满，之后每况愈下，到最后财政危机终结朝代；而美国立国之初就负债累累，之后不断利用债券市场透支未来，而且还透支越来越多，可是其国力却越来越强。

我们都知道，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787年制订《美国宪法》等政治史实，但我们未必了解金融借贷在美国历史上的支柱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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