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公河枯水之思(3)
秦晖
14:16
20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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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

但是,我由此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水库运行确实在不同时间由于蓄清排浑导致下游洪枯极端化,或者由于拦洪济枯导致下游洪枯均衡化,本来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在听到抱怨的同时也应该能够得到感谢。例如,如果中国的水库蓄清排浑,老挝、泰国人或许会抱怨,但柬埔寨人应当感谢。相反,如果中国的水库拦洪济枯,柬埔寨人会抱怨,而老挝、泰国人应当感谢。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只听到一片抱怨声,这是为什么?只怪人家有“偏见”吗?

其实我想,问题就出在我国有关方面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 “无影响”说。既然你说是无影响,那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而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因为你的说法确实没有根据。但是他们的抱怨就有根据吗?应该说也没有,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然而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

例如此次北湄公河大枯,大家都知道有旱灾因素,可是我们的高坝大库是如何应对的?有关方面拒绝披露。如果我们放水济枯了,下游应当感谢我们。如果说济枯之后还干成这样,那只能怨这旱灾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努力也没能弥补。而如果我们拦水蓄清了呢?那下游的抱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更下游的柬埔寨本应感谢我们,现在他们也没有感谢,因为我们自己说什么也没做。而泰国、老挝人怀疑我们拦水蓄清,我们也拿不出证据来反驳。

于是,我们的水电部门对水库运行情况的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好事,但别人却不知道,而我们如果做了坏事,事实上瞒不过别人,甚至于即便我们没做坏事,别人还怀疑我们。这真叫干的什么事儿?!

而且我们一些部门似乎认为别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类事情都会按官方的“通稿”统一口径,所以只在乎政府官员的态度。我在当地就曾听到一些中资公司人员说:“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然而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体制下,民间舆论与官方言论在国际关系上往往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既对国外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又给官方留下回旋余地。事实上,在面临困难时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对外转移压力,他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民间舆论。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管制舆论,不善于用“唱红白脸”的方式扩展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就罢了,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西方外交往往是对政府比较强硬,对民间舆论就软语相商,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们以往对此只是讥笑,但采用相反的做法对我们真的有利吗?

建立信息共享与多边协商机制

近来围绕湄公河的争论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由越、老、柬、泰四国建立的湄公河委员会近期开会讨论流域的问题,中国和缅甸作为观察员也参加会议。会前中国有关方面宣布,将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漫湾、景洪两个水库的水文资料。中国在上游开发中将会考虑下游国家的利益,并愿意与有关各方磋商相关事项。这些都是好的势头。笔者认为其实还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水库运行资料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提供漫湾、景洪这两个相对较小的水库的资料,却不愿提供库容大出十多倍的、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关键性“龙头”小湾水库的资料?如果以国家主权之类的理由一概不提供也就罢了(当然这不可取),提供了小的而不提供大的,不反而会更引发别人的想象吗?如果别人指责了就提供几个次要水库的情况,再指责才提供主要水库的情况,这不显得既被动又 “丢份”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些?这么大的水库上面又没有盖子,那么多遥感卫星在天上,推算水量变化并不困难。如果他们的民间舆论真像我们有些人猜测的 “受到西方反华势力支持”,西方何难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他们并无这些资料,这种猜测就不成立,我们又何不主动披露,免得他们“疑心生暗鬼”呢?

实际上据我在这些国家的考察,其民间舆论对中国有关情况确实缺乏了解。例如他们那里流传着“中国在澜沧江上的8座水库”造成了什么、什么后果的说法,其实中国在澜沧江干流上虽然确实有“八库”的规划,现在实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只有4座。而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抱怨还不是关于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埋怨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与他们沟通,说中国有关方面对NGO及民间舆论有成见,只愿与官方打交道。他们向中国使馆和中资机构了解有关情况,经常碰钉子。而西方公司在这方面就热情得多,很多西方公司在这里建设的工程都主动邀请NGO和民间媒体来参观,召开会议解答各种问题。我们在中资公司的一些朋友则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们说西方公司善于公关,会笼络NGO与民间媒体。

有朋友还具体提到老挝境内相距不远的两个水电站,中国投资建设的一个由军队把守,处于封闭状态,不接受任何访问,而西方公司建设的一个则对NGO和民间媒体开放,据说是访者络绎,门庭若市。我们的朋友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当地民间对这两种做法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在与官方联系方面,湄公河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个机构得到联合国及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有很大影响力。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时中国与其中多数成员国关系不正常,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当然不是中国的责任,但是后来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而中国的上游开发力度及其对下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有关方面是希望中国参加的。但是,这个机构与许多多国协商机制一样,因相关利益不一致,在我们的有些人看来经常“扯皮”,“效率”低下,据说为避免受牵制,中国现在并不想正式加入,至今也只是观察员。

然而如上所述,湄公河的河情、民情各处不一,利益也各不相同,不仅是中国与下游各国,下游各国彼此间也有不少利益冲突。而中国上游的那些大水库无论如何调度运行,总是有利有弊,很难做到所有人都说好的。但是,假如这些运行都只出自中国的单方面决定,就可能出现受利者并不感谢、受损者怨声载道的现象。假如有一个多边利益协调协商的规则与机构,能够建立必要的利益补偿和责任分担机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我上面说过,对于湄公河洪枯水位变化均衡与否,老挝、泰国河段居民与柬埔寨洞里萨湖流域居民就有几乎相反的诉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似乎并没有互相埋怨,却都在埋怨中国。我想原因除了这几国都没有中国那种高坝大库形成的调节手段外,还有一个就是这几个国家都在湄公河委员会中参与了关于流域治理的共同决策,因而也共同分担了责任。这种决策无论造成什么后果,都不能说成是某国有意加害于他国的行为。但是中国如今的行为完全是独自承担责任的,“得不到感谢只招骂”就很难避免了。因此在澜沧江开发对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尽快加入这一机制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各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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