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要协商，国内更要协商

这次北湄公河极枯事态，一些国外舆论指责中国搞大国的“霸权”。笔者在许多场合都回应了这种指责，我认为这里的确不涉及霸权问题。因为要说水电部门的“霸气”，他们在国内应该要比在国外霸气得多。虽然在像湄公河这样的问题上，下游国家舆论对中国有如上所述的批评。但是平心而论，我认为与水电利益集团在国内的一些行事相比，他们对国外的批评还是更为重视的，来自国外官方的批评尤其如此。来自国外民间（如民间媒体、社团及NGO组织）的批评，通常被认为不受重视，其实也比在国内面对类似情况要好。在中国国内的治水问题上，同样有因淹没、搬迁、上下游水情变化而带来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一般社会性需求（防洪抗旱等）与水电企业自身经营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环保与发展的矛盾等等。三门峡、瀑布沟、杨柳湖等事例引起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不仅一些水电站有该不该建的问题，该建的水电站也有如何建、即如何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问题，建了之后还有如何运行的问题。今天似乎国内只有环保组织能对水电部门发出不同声音。但是上述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个 “环保与发展”所能概括的。而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如今还缺少一套合理的机制。

在今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从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应该对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提供借鉴。我曾经提到拉美最大的中资企业首钢秘铁在面对国外自治工会问题上碰到的教训，以及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奥卢昆项目中尊重当地人土地权益而得到好评的事。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企业在国内改善劳工权益、改革强制征地制度都会提供有益的思考。同样，这次“湄公河论争”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内水电部门处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供启示，也是意义重大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场论争只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更不认为仅仅以民族主义姿态来看待此事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