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改革法案，就像是一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因为法案中没有包含任何清晰的计划来阐明如何削减医疗开支、提高医疗质量。
政府的纵容和经济的刺激导致禁烟令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
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许多美国经济史学家和法学家都将这些改革成果称之为 “英萨尔帝国灰烬上的凤凰涅槃”。
软件单向地由英语国家流向其他非英语国家，这也是现今的世界秩序的一个侧面。
“禁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来谈在中国传统资源中是否存在公共精神？
“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
家庭是任何一个社会最小的基本单位，也是各商帮的细胞。认识商帮要从家庭入手。
我给你面子，你给我面子，其乐融融，最后结果是，中国继续走在人治文化、人情文化的不归路上。
一个时代的“阅读史”确实见证了一个时代知识、心灵和思想的“存在”。
已经患上战争疲倦症的美国，的确需要一名精明的战略家来探索各种选择了。
公平、法制、保护私权、制约公权的社会制度并未建立，父母不得不让子女削足适履去适应社会种种不公。
对公众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公司都是处于底层运营公司和中间层的控股公司。
我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
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中，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百家争鸣，刘国光是这风景中的亮色。
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他曾说，发展起来之后，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至关重要。
对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滥用，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社会公众通常陷入痛苦的矛盾中。
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政府控制了资源配置权，经商成功就只有走官商结合这一条路。
“你不看莫高窟会遗憾的，看了也遗憾。”我并没有完全领会到这话中含义，直到我去了莫高窟。
烟草研究委员会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吸烟导致肺癌,发病率的增加是空气污染等因素引起的。
陷在“亲亲”为核心的特殊主义文化泥潭中，大谈“中国式XX”，实是一种夏虫不可语冰式的妄谈。
多年过去了，三委都不存在了，却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和思考。中国是从这样的体制走过来的。
如果无法阻止全球储备货币供应国用造币来平衡其天量财政赤字，人民币应当怎样处理与美元的关系？
美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政策的掌舵者，而中国正在成为它有力的合作者。
一百年前，医学界对吸烟的危害并未形成共识。有人论证吸烟与癌症的关系，也有人论证吸烟对身体的好处。
如果人们能够承担重负，有勇气面对空虚，那么人们将会以“本真”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存在。
82年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直到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
由于中国的商帮把经商赚的钱没有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因此，他们的经商很快就到了“顶峰”。
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条件下，立法者、公共权力部门和司法往往成了私人垄断势力的合谋者和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