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一笑评其 “小事勇”、“大事怯”，确是对他为官之道的总结。
吴敬琏在1984年的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数年之后更将孤身出战。
各级政府做出慷慨的社会福利方面许诺，而又无法以税收的增加来兑现诺言。
官员嫁女宴客卷入舆论漩涡。在没有健全的监督制度的人情社会，官员很难自证清白
专制制度必然使官德败坏，而官德败坏必将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史可鉴之。
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我们早已习惯用“特色”来对待中国经济，全然忘记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原理。
这套房子是她外公章士钊行严先生留下的，为什么洪晃话说得如此没底气呢？
对孙冶方而言，直到最后，才意识到倾注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建在沙滩之上。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郑屠和王天伦，这一虚一实两人，颇有共同处：都起于草根层，以屠宰为业。
直到18世纪，科学界对化石是不是源自生物体，还充满了争议。
在阿富汗，如果我们提前宣布将会把拳头松开，那我们是很难握紧拳头的。
28年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设在那里，走出一批批在中国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
“二张”最终命运如出一辙，1966年红卫兵掘开张之洞墓，次年掘开张佩纶之墓。
张佩纶、张之洞二人宦海生涯的顺逆升沉，生动反映出清末政坛的种种“世相”。
国家体改委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学家们也不再有当年的激情。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的途中。
托斯卡尼尼是真诚的爱国者，同时又是理智的爱国者。
如果不是在改革最初时刻那样大张旗鼓，中国还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
瓦济里斯坦的部落酋长对本族的独立视若珍宝，那也代表着他们的荣耀。
你不能不佩服拉摩的洞察力：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话更有害。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歌曲因被指与苏联的歌曲雷同而被禁唱，个中历史，耐人寻味。
董辅秖封笔之作，成了一篇人生答卷，他特别强调“保身”和“守身”的差别。
那些被认为是金融世界中的恶棍的对冲基金，为什么相对平安地度过了经济危机呢？
我们要展望未来10年中国的科学发展，不妨以2006年发布的《纲要》作为蓝本。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有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这是经济社会生活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
把历史及社会视为不可回头的过程，发生在 “现代性”这个概念构筑出来之后。
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
为什么中国目前没有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农民和猪解决，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