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于应验了容闳的预言，中国确以“原料之廉，人工之贱”，成为“世界工厂”。
杨佳和付成励的做法，是法制之外的现实主义态度，但产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
制度的出台，不取决于制度制定的技术性过程，而是社会对于既得利益的阻止能力。
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行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
只要人人都有“不忍之心”，推广到所有的事情上，就是一种“无尽的力量”。
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江河日下的大国，而不是一个奋发崛起的大国。
各种天体每隔24小时环绕地球一周，那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假象。
公权、私权之分，捍卫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所无的近代观念，也是启蒙重点所在。
俄美都不希望会谈破裂，但双方都不准备解决对方在基本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
“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分歧却是水火不容。
必须承认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与声音的参差不齐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中青年经济论坛》虽然只有4年历史，29期，数百位作者，却留在了历史上。
新的科学问题在不断提出，新的争论在持续进行，不变的是科学方法。
1999年上台的普京带来了 “大家都接受的威权主义”。
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也许是最大的祸害。
一个“以法治国”，就把儒家和道家统一起来了，即“无为而有序”。
这样美好的表达是属于那个年代的——虽不富裕却热血沸腾的年代。
中兴公司既垄断又虚弱，在企业管理上十足衙门化，腐朽透顶，在企业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
容闳被称为中国近代“留学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
配套制度并不能成为拖延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理由或借口。
近百年间的中国政商界，真正以“毁国利己”为己任的人，孔祥熙一定当仁不当。
在伽利略之前，从来没有人强调实验的重要性。所以爱因斯坦称其为现代科学之父。
这几十封信，反映的其实不仅是“文坛风云”，而是那几十年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
两面，就是两种手段；三刀，就是三大要素。它们都是用来保证君主集权的。
奥巴马时代正在重塑世界的格局，伊朗选举风暴就是这场重塑的又一个例子。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的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
《经济研究》的特殊意义，既与它所在的经济所的地位相关，也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
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未来有可能撞车。美联储担心政府开支可能诱发通胀。
有人认为，伽利略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实验，因为他已经推翻落体运动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