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的人士应该关掉音乐，听一下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讲话了。
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这种担心有道理。
1977年一个早晨，当听广播说播送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我几乎从凳子上弹起来。
晋商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
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种种遭遇，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我和吴晓波的分歧，不是别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的分歧。
有国退才有民间商人施展才华的机会，才有商业经济的发展，才有商帮的形成。
不管谁控制国会和白宫，美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变得笨重、运转不畅。
进入市场经济，久违的商帮称号又一次流行起来。历史上商帮的含义是什么。
现在他们不再甘心做一个倾听者，一种进一步介入素材、客体的热情悄然递增。
瑞典植物学家林奈被公认为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发明了等级结构分类法。
我还记得当年读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激动，但近来则为他到遗憾。
柳红的文字非常麻辣。你可以不屑我的作品，但怀疑创作诚意，我必不能接受。
在1989年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
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本应是学术问题，但曹操的历史定位却为何有复杂的政治因素？
鉴于南亚政治的复杂性，打开伊斯兰堡之门的钥匙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从不乏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在中国拥有话语权的人和他们本身应该具备和担当的道德和历史责任常常是失衡的。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虽称千古之谜，但各民族都认为早就找到答案。
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而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洞开之日。
用产能过剩来支持消费不足的判断或者支持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缺乏足够依据。
除了非暴力之外，“主流价值”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开放性、流动性、包容性。
这场大论战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是他们领袖级人物的成名战。
看似乌鸦体内的黑暗，原来来自他本人；“污点”，其实是不愿意正视的自身内部。
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地地震中死亡，人类自然忍不住要拷问原因，追究责任。
45.4亿年，误差1％，这个年龄漫长得超出人们的想象能力。
华北清军和义和团奉旨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生灵涂炭，东南却与敌国签约两不侵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荡。1985年的论战，仍让人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