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什么方法效果最差？什么方法效果最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三年前一所价值相当于两辆车价的房子，现在卖掉可以买三辆同样的车。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了一些素材，供我们分析价格变化的原因。
他们要保护的，不是竞争的本身；他们要追求的，不是竞争形成的结果；他们想方设法要营造的，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好像充满竞争的场面。
在我们的体制中，如何保证政府部门和官员能够负责任地进行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这涉及到权力的来源。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基层政治生态就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如此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总的结局就是法不责众。局外人读法律文本和政策规定觉得头头是道，可是走进实际生活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山西黑砖窑事件再次告诉我们，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有效的信息反应机制，是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
当历史远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经过“全盘西医”和“全盘公医”这两大冲击波之后，传统中国的自由行医时代就彻底结束了。
从今以后，我们倒是很值得注意温和的通货膨胀。它更多地与再分配政策有关，也更多地表现为一些消费品的涨价。
企业只是一种互相交缠的合约组合，其选择取决于对效率和风险的考虑。反垄断法把企业的表面边界当回事，进而把企业的个数和会计数据作为考察市场竞争程度的当然指标，并以此强行分拆企...
当前的财政，至少有三大问题，使之不能最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服务。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几乎所有关于“合并”或“集中”的反垄断案例和争议，都绕开了“在允许价格歧视的前提下，垄断是否还会导致社会净损失”这一核心问题
轻度罪恶与重度罪恶可能是一种续谱，只有罪恶与非罪恶才泾渭分明。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罪恶与非罪恶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带，对重度罪恶的冷漠甚至容忍就是不可避免的。
不论什么医，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反之，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也做不到把“不科学的”、但为广大人口所“养得起”的传统医学医术，完全逐出医疗...
我认为，假如一定要实施只有寥寥数语且前后意义抵触的反垄断条文，就至少应该配备内容较详尽且标准较清楚的《执行指南》，以缓解本文讨论的一系列副作用
是非、伦理、价值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时，沦陷甚至堕落也就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本来确立国家主权之后，大胆开放才是正道，可惜耽误了。城里合格的医生也不多，国际交流和培养又断流多少年，还要顾及占人口80％的农村，怎么做得到兼顾呢？
因为少有或没有这些服务与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往往就可能去铤而走险。
未来五年中国在诸多行业的大额订单在全球占有很大的比重。以“新洋务战略”的视野来看，这些行业涉及到的巨额订单都是民族企业撬动世界、实现行业颠覆的一个重要杠杆
高度的专业分工，只有在高度积聚的城市里才搞得起来。非要把城里有本事的医生统统赶下乡，长此以往，能有听诊器？
当年毛主席和他的卫生部长之间关于卫生工作的认识分歧，反映了我国医疗服务事业长期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
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对于被市场淘汰的勾结，反垄断法是多此一举；对于被市场认可的勾结，反垄断法是错杀良民；而对于被政府保护的勾结，反垄断法则无能为力。
一旦政府计划超出了原则意见的范畴，变成事无巨细皆作详尽规定的系统管制，“计划”就因自身高昂的信息成本而脱离了实际。很不幸，这正是公社化高潮后完成的我国全盘公医制的写照
中国人声称是最聪明的民族，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吗？
反垄断案例总给人以启示，但若只看起诉原因和判决结果就谈启示，便失之草率。
贫困群体生存生态的保护和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的事情，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他们自身的介入和参与。
虐狗事件在拷问着我们。拷问着我们的人性，也拷问着我们的国民性！
现在想来，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加德纳和华生可能更有道理。加德纳的“没有常识”可能更符合当代文明的“常识”、“常规”；而我们当时习以为常的“万岁”，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常...
值得解释的是，在企业的规模问题上，究竟有哪些因素使“大”变成“美”呢？两百多年来，我们至少知道到了五个理由。
现在更大规模的境外资金瞄准并进入了股市。在我看来，这是这一轮中国股市不断演绎疯狂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