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什么地方？
“非营利”安排可以降低取信于患者的成本，增加了患者的选择机会。
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发生了决定性作用。
逻辑上，只要这个差价足够大，总有人趋利避害，出头来办非营利医院吧？
孙大午因非法集资被捕，引起舆论很大的讨论，是为轰动一时的 “孙大午事件”。
对中小企业的漠不关心，实在是一个经济政策上、发展战略上的方向性失误。
把医院改成以营利为导向，岂不是与医疗服务的“救死扶伤”宗旨背道而驰吗？
当中国经济改革中心转移到城市经济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在那个时候，“垄断”和“企图垄断”可能是各门法律中与经济学最沾边的辞藻了。
其实，罗曼·罗兰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种理性的英雄主义最为难得。
政府官员高高在上叫停医改，比较好办。可是，身处医疗服务第一线的公立医院，天天要开门，如何停得？
医生的医德和医院的声誉，从来就是医疗服务最重要的资产，也一直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
宿迁的做法是根本改变 “公立医院”的产权关系，政府卖掉医院股权，从直接控制、经营、管理医院和诊所领域退出来，集中于行业管治，特别是医疗服务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医疗服务的品质监...
这种想法，不仅看上去古怪，而且对比过去几百年人类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经验来看，更是匪夷所思。
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议，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记忆那么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那么津津乐道...
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在政府负财务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前提下，通过购买私人和民间的服务来扩大有效供给，难道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这次的感恩门事件，如同去年的孙俪停捐事件一样，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可能面对和重新审视贫富分化背景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
过去多年，我对反垄断法（主要是在美国一百多年的司法实践）不遗余力地介绍和批评，认为若在中国引入该法，无论怎样雕琢条文的枝节，它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要比正面影响大得多。
今日国家卫生工作最薄弱之处在公共卫生，特别是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基础上的疾病控制和防治。
下月欧盟将宣布对微软的惩处决定，涉及罚金超过3亿美元。这次微软的命运不容乐观，但不管结局如何，本专栏关心的，是这场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的反垄断调查，劳师动众，举世瞩目，究竟...
完全不出所料，触动深层制度矛盾的宿迁医改，引发了潮水般的抨击、留难、负面评论和置疑。
DV终于打破了权力对历史影像书写的话语垄断。以后，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许多多不同角度的“记录”，如果谁仍想垄断对重大事件的影像记录与阐释，终会感到无可奈何。
对于横在中国制度变革道路上回避不了的任务，早攻坚，早收益；拖下去，受害无穷。可行的第一步，就是顺势承认农地进入城市一级土地市场的合法权利，打破土地流转的政府独家行政垄断。
捆绑销售有助提高经济效益和降低交易费用，各种方案始终应该交给商人来尝试，而不是交给法官来判断，而以为捆绑可以帮助商人撬动或扩展其市场垄断力，则是反垄断历史中一场古老的误会...
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本应该是财政的首要任务和职责，但当前财政的支出结构却与此大相径庭。
妨碍我国医疗服务资源动员的，不是医疗服务方针，而是现行医疗管理体制。体制有障碍，方针再写得头头是道，也落不到实处。
由各种真假新闻或谣言引发的争论，往往会使人们感觉一头雾水，尤其是在将主观动机这样难以判断的因素也扯进来之后，事情就更是无法判断。
一些餐厅，提供“一元一只乳鸽”的菜式，是在进行“掠夺性定价”吗？反垄断执行机构要管一管吗？
原则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执行的力度又是一回事。从结果判断，相对于医疗服务需求的急速膨胀，政府医管政策的调整还是太不及时、太不到位，以至于医疗服务资源的动员，还是满足...
最近，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层出不穷，一时间，人们对中国的食品和消费品的安全状况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