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了一种 “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
市场经济是要讲规则的，要讲究制定规则的程序和修改规则的程序。对规则的尊重既是博弈顺利进行的前提，也是社会公正的要求。
我认为，阜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些临时性的措施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假如要尝试暂时开放人民币汇率浮动，那么2008年上半年应该是最佳时机。
也许，粉饰现实本即政治的本性，但今年的政治竞选尤为出格，好似要遁逃到缥缈乡里，而不是对迫近美国的严重问题做现实的探究。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便意味着财富积累的推倒重来，惟有那些善于左右逢源者才能够侥幸留存。
爱国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充满爱国激情却又富于深沉的理性思考。这笔至为难得的思想遗产，后人确应永远珍视，万勿遗忘。
对要素的所有者的身份不能进行制度性或政策性的歧视，不然就会阻碍某些要素的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总之，中国的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大试验。
在中东最大的两场冲突上，布什政府很快将走到一个紧急关头：一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僵局，二是争取伊拉克稳定的斗争。
我们已见惯了科学家之间为此勾心斗角，而像达尔文和华莱士这样互相谦让的，却是罕见的例外。
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成为引起争论的“热点问题”。
虽然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巴斯德语），但是如果让民族主义干扰了科学研究，就很容易将国界加之于科学之上，从而使一国的科学研究被排斥于国际科学界之外，反而妨碍了...
终其一生，盛宣怀所开拓的实务，都是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基础性产业，每一项俱事关国计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动摇国本。更为惊心的是，他身处一个财尽民贫、国家饱受侵略屈辱的乱世，...
有了土地所有权，农民自古以来拥有的融资权利又可恢复，通过抵押土地或房产获得资金，扩大生产，增加收入。万一失去土地，除继续有做长工和佃农的机会，也有机会通过自身或后代的努力...
“新洋务战略”的战略思维之一是“链条对链条的竞争”，此次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的行动成为一个典型案例。
分权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容易怀疑的。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中国甚至算得上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
如果说这是一起由于利益纠纷造成的“罢飞”事件，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飞行员，为此要付出的代价都会是巨大的，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
简单来说，创新就是以优于竞争对手的方式来提供价值。创新需要新的理念，而新的理念来源于创造力。这也就是为何每个国家都希望变得更为创新。
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是 “枪打出头鸟”，“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中庸为至善，以迎合多数为美德，歧视和压抑作为少数的先行者，于是保守、落后和愚昧伴随了我们两千多年。
如果中国在不能消化自身的剩余劳动之前便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全面升级，那么，通过充分就业实现繁荣分享的目标就会流于空谈。
物价的上涨与美联储的举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爆炸性的事态。这可能导致一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将诱发恐慌性购买与囤积，并爆发大规模的政治抗议。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和延缓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主党总统提名肉搏战的下一回合将于4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锈带”上演，比如就在阿伦敦这座利哈伊河畔的制造业老城。
盛怀宣临终前说，此生有三个遗憾，一是没有考上进士，二是没有当过县官，三是没有出过国。此三条，顶多最后一条与商业稍稍搭上一点边。
今年的两会恐怕是一次在会后最值得议论的两会。这次会议本身出现的一些原来没有过的新现象，成为人们继续议论和关注的话题。
1949年底，胡适参加了创办《自由中国》，并任发行人。随后，该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严厉批评国民党专制的文章。
在经济研究中，中国太大了以至于不能把中国仅仅当作同一个经济体来处理。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