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1930-2008），著名学者，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

王毅/文

一

如我这样1970年代才能读些入门书的晚辈，自然在陈乐民先生异常博赡的学识眼界面前高山仰止，从他那里我得以窥见昔日的北大清华是何等气象：“清华园让我景慕的是众多亲见和耳闻的名师，他们支撑着清华的盛誉：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叶企孙、周培源、陈岱孙、孙毓棠、雷海宗、钱锺书、李赋宁等等，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后来我曾与同学议论为什么今天回望潘光旦（也是陈先生尊仰的大家之一）等先生会有登高望远的感觉，我斗胆总结：

他们各自领域中分别获得的大成就，这个大家容易看到，但更重要可能还在于：他们第一次为中国的文化与学术确立了“其命维新”的范式与标准，其内涵包括：1、与世界同步的广博知识与学术交往；2、从中国迈向现代制度文明之艰难中发现与研究“真问题”的学术立场；3、自幼深厚的中国古典知识训练；4、生命伦理方面“士”的底色，即《论语》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5、诗词音乐书法绘画等方面恒久的艺术兴趣与训练，是其思想骨力与精神风华的基础要素——凡能沾溉这一标准的学者都必然是第一流的。这标准虽然转瞬即逝，但留下的东西却始终是近代以来最为辉煌的；而这个范式的很快遭遇灭顶之灾，也是后来中国学术分崩离析、境界一落千丈的大背景。

陈先生终生仰慕追摹这一血脉，加之天资与极尽勤奋，遂使他成为几乎唯一能够赓续前辈诸大贤、维系“真力弥漫，万象在旁”学术气象的传人。

无数事情在陈先生那里最为平实寻常，但今人只能惊其不可思议。比如最让人感动的：他多年透析折磨之后到了衰病最后时刻，心中对自己的诫命却愈加理性平和，在坐起都困难的痛苦中“想到‘半瘫痪’状态，想到去年买了轮椅，更想到比我更老更多病而依然顽强的老人们……”，他的心态依然是“临危不惧，遇难不慌”，并深情惦念忙碌中的资中筠先生“心力能坚持多久”。2007年某日日记：“近连日头眩，脚下如同踩了棉絮……狄德罗和张岱轮流看”；狄德罗《女教徒》深刻描写世界走出蒙昧之必然，于是向往之殷切支撑起他生命在沉疴中的华彩：“我做血透时看此书，一只手举着，举得手脱臼了，但还是要看。”

在陈先生病势日渐沉重不得不留下的遗嘱中，他一切惦念里关于自己那部分，是希望通过补充修订《欧洲文明》等旧著而使自己对中外历史认知迈向“历史哲学”，达到把握其深层逻辑的那种康德式境界，于是无限欣然地说：这“斗室中世界主义者”的眼界与生命归宿“大概是一个老人最入迷的境界”。他更缕述这深情的根源是一生经历的四次“大转变”：少年时旧家庭旧社会带来的痛苦；青年时代入团入党；“文革”后始有自主意识而看清“救中国非向西方学习不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大觉悟而坚定“欲觉开晨钟，令人发深省”的启蒙方向，即“行年五十始有所疑，由疑生悟，此过程晚年顿悟，又十数年而彻悟，已七八十岁了……幸好越老越明白……自己明白了，总是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百多年来一代一代认同启蒙方向者，其晚年心境的迥异其实深刻反映了各自在时限、认知之深浅远近等方面的绝大不同。晚年回家乡隐居的严复致友人信中形容自己：“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而百年后的陈乐民等先生尽管依然面对着“唯上愚与下智不移”，但他们不仅终于走出严复式的悲情绝望，而且有了完全不同的远景判断与当下立场，所以陈先生在衰病中研究启蒙的宏愿反而越强烈。这些文字中贯注的远不仅是一种高迈的道德情怀（把个体精神自由与自己对民族命运的使命熔铸一体），更重要是这背后的深刻底蕴——真正搞明白了究竟是为什么，只有在启蒙的方向上自己才能走出那么多年的懵懂，争得心性上的光明与自由；同时也才使一己生命融入民族告别蒙昧、迈向理性的进步大业。

这个“为什么”的核心，就是陈先生关注最深的“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他对此的揭橥之功真值得后人做系统归纳，限于篇幅下面只做最简单的提示。

二

拜读陈先生著作，在学习其中无数具体知识之上更加钦仰的，是他笔下那种豁然晓畅的境界：对中西双方庞大的文化体系、历史过程、不胜枚举的制度现象，都能抽丝剥茧而呈现出各自的来龙去脉。陈先生最服膺康德，由此的深深获益帮助陈先生把欧洲启蒙的本真逻辑，尤其是传统中国何以与此迥异，都一一阐说得明明白白！用他最概括的话说：“为什么人家有（自主走向近现代）而我们没有”，“第一个问题是问what，第二个问题是问why”。

陈先生这些宝贵认知至少包括：

其一，欧洲启蒙在其本真意义上，不是以前我们积非成是误以为的那种具有中国内涵的“运动”。在《欧洲文明十五讲》中，他反复申说：

“启蒙运动”，我总觉得“运动”这个词有点别扭……“运动”在我们的观念里，总有一种做好准备，宣传、鼓动，传达点什么东西，讨论点什么东西的意思。我觉得“启蒙”确切地说不是movement，或者campaign，“启蒙”是一个过程，是process，是人慢慢觉醒的过程。

他2006年6月16日给我的信中更指出将欧洲启蒙定义为“运动”，是导致关键错误的误读：

西方的“启蒙”是许多社会“层面”在各自历史、亦是政治社会史促成的，此与中国的“启蒙”为一种“运动”不同，此问题大可深究，时下中国史学家们太忙，顾不上这些……按：“启蒙”二字在西文中并无“运动”二字。英法德文都只是第一个字母大写，译成中文，加上了“运动”，中国人对“运动”又有特殊的情结，因文害意义，此是一例。

所以他认为准确的指称应该是“启蒙时代”之类。

其二，欧洲启蒙不是“运动”，相反，它是最广泛普遍的社会变革汇集而成的，如2006年8月15日他给我的信所说：

我们习惯把“启蒙”集中在18世纪的法国，这个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比较集中，这是事实。但“启蒙”实际上是欧洲现象，社会发展到那一步，思想都要“开窍”了，何况欧洲各国声息相通。所以把“启蒙”时期完全归于法国就有些偏颇，盎格鲁撒克逊系统的学者就不服气，说苏格兰在18世纪前早就有了，随即影响和“带动”了不列颠，影响也及于欧陆。这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洛克、牛顿，法国可能出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英国的工业革命，如果前此没有比利时的羊毛出口、荷兰的技巧工艺，可能也不易集中出现。所以一个英国学者说：“启蒙”一词不应大写、单数（Enlightenment），而应小写、多数（enlightenments）。

这意见对于我们以往的认知真是颠覆性的。

其三，欧洲启蒙不是突发骤降，而是经过漫长历史积淀才水到渠成的。所以陈先生再三介绍诸如12世纪开始萌发的多次局部宗教改革，介绍彼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莱布尼茨自然神论等三四百年间渐变对启动后来欧洲大变革的积极意义。他反复说：

“文艺复兴”不是一下就出来的……“文艺复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个世纪下来的。（过去认为）中世纪扼杀了古希腊思想，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现在，这个看法已经修改了：中世纪并不是千年的“历史断裂”……基督教义中有宗教迷信，但基督教追求至善的努力，又含有理性化的成分……基督教的理念不仅不妨碍，而且鼓励科学家们以“上帝”的名义去探索真理……中世纪对于欧洲是有很大贡献的。圣奥古斯丁等教父派领袖把教义理论化，基督教用几个世纪的时间“战胜”了异教，但也吸收了世俗文明。欧洲经过几度“小文艺复兴”，终于迎来了发端于意大利、遍及欧洲的文艺复兴。

西方文明之所以到15世纪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偶然现象，而是有从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漫长历史的“铺垫”——古希腊时期、基督教的拉丁化和理性化、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及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连成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条、后浪推前浪的“自然进程”（naturalprocess）。

所以他从众多角度、花费大量篇幅以说明“欧洲封建社会”（不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秦制以后无“封建”）后期的重要特点，是理性、变革因素的逐渐积累与彰显，并由此成为通向近代的桥梁。比如：

欧洲的近代资本主义有许多东西脱胎于中世纪，近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从空白走出来的东西…… （遍布欧洲的城市自治是）中世纪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法国、德国的行政管理也是这时期遗留下来的。我觉得这才是典型的封建制……西方正是在这种封建体制下，逐渐发展出有自治性质的市民社会萌芽。

文艺复兴的积累是在中世纪。不可能是中世纪黑暗一大通后突然出现光明……Renaissance这个词中文翻译成“文艺复兴”，我觉得翻译的不大对。在意大利那个时候Renaissance并不只指文艺。当然是从文艺开始的……但它的主要精神是人文精神。而且Renais－sance的意思是让希腊罗马的古文化复兴起来……其实在中世纪的封建鼎盛时期，至少有过两次小的复兴。一次是奥托大帝，罗马教皇封他为皇帝，建立了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个时期普及拉丁文、用拉丁文整理古籍，可以叫做小的“复兴”，也可以说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二次是12世纪，也有一个小的“复兴”。这个“复兴”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得比较饱满、成熟的时期，因此文学、艺术、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气象。

很显然，陈先生强调欧洲启蒙是社会众多层面极广泛而长久之变化的自然进程，这判然有别于我们以往认定“启蒙是17-18世纪的一场思想运动”等褊狭理解，更与中国近代以来精英阶层催动的“启蒙运动”，其风暴势能极难渗透到下层国民日常生活层面的特点（鲁迅等人的作品均有大量真切描写）形成鲜明反差。

上述在欧洲史上“不言自明”的本真状态长久被忽视，更使得我们无法把握其深层机理，因此陈先生才反复强调苏格兰启蒙对于法国的重大影响，坦陈“假如我能够活到八十岁”则要紧工作是辨析人们以往对西方、对中国这两方面的许许多多误读，由此才能达到“启蒙——理性的解放”。他强调启蒙的本质是平实而非高妙：“凡是把‘糊涂’变‘明白’的，都叫‘启蒙’”；启蒙在中国“并不复杂，也不需要那么多旁征博引，弄得高深莫测”。他指出本真的启蒙不是那种在先知先觉者宣传鼓动下的“运动”，而是社会广泛的自我觉醒。他因为明白了“启蒙是自然进程”，于是彻底告别百余年来无数志在变革人们“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煎迫焦灼——他的书画作品最常用一枚镌有陶渊明名句“云无心而出岫”的闲章。他更指出：在这广泛的觉醒过程中，“知识分子在西方是一个社会的酵母”，所以自己的志向是做“一粒有灵性的沙子”。这一连串重要定义促使他进一步体会：为什么启蒙领袖不是代表宇宙真理的大救星与哲人王，否则启蒙必然走向反面（所谓的“最伟大先进的思想”反而通向蒙昧野蛮的奴役之路）。

总之，陈先生晚年对启蒙的全力梳理，既是最具现实意义与深邃眼光的学术遗产，也是绝少再能见到的那种极超迈高远的生活方向，即最具体生动阐释着成为他生命归宿的澄澈至上境界。他生前，这境界让众多后辈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样沐浴煦煦春风（在任何别处恐怕都再难感受到的那种极其犀利的思想锋芒与极尽温蔼儒雅的人格风范的统一），而今后也将惠及一代又一代人。

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撰写《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以16世纪前后中国制度形态及其法理为焦点》，因驽钝而十年始成。撰写目的除了辨析众多具体历史问题外，更希望写成一本制度学和法理学的著作，所以关注的核心是：延续发展两千年的秦制，它与宪制（以法律有效限制政府权力）这近现代世界日益共同的方向，两者在无数具体的对应层面和对应焦点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而其“关系之总和”又对中国命运有怎样的影响。

撰写的后期我有幸得到陈先生指点，所以书出版后当然希望听到陈先生的批评，但此时他的身体已非常虚弱，所以我不敢奢望他有精力翻阅这100万字的叙述。非常意外，陈先生的《皇权VS宪政——读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很快发表在200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长书评，十几年来每念及此我都万感交集。而现在阅读陈先生著作合辑，更知道他2007年10月18日、23日、25日及11月25日等多则日记的更大篇幅，都在集中评述拙著以及相关中西历史问题，并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录有诗作《读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笔之削之作春秋，秦政千载覆九州。休道满园春色好，天阴湿雨声啾啾。”陈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其宗旨最后都归结到说明“中国何以为中国”——为什么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依靠内生动力开启近现代进程，相反却如康有为所总结“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所以他引述苏轼、程颐、朱熹等人意见，阐述欧洲“封建”形态为秦制以后的中国所根本没有：

我曾作文，多次引孔孟王夫之语，以说明秦以前为“封建”，以后至19世纪为皇权专制，并证郭沫若等把先秦说成“奴隶制”而把秦汉以后说成“封建制”为谬……中国专制主义何以阴魂不散？朱熹已尽言之矣。

秦并六国于统一，必行专制之势；专制需以一统为前提。西欧封建后未有统一局面，而成各自为政之王权分治，迅即开产业革命和思想启蒙之新局，此中西之大异其趣者也。

我深深认同陈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的众多结论：比如他强调16世纪前后是中西分野的大关键；比如他说中国宋代以后表面的市场繁荣与资本主义商品制度完全是两回事，“不从一种制度体系的角度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那有什么意义呢”；比如他说明末中国思想界变化的不成气候使徐光启等杰出人物并不能成为“中国的培根”，等等。当然，学习过程中我也逐渐有了与陈先生并不重合的视角，比如通过了解欧洲历史我体会到，近现代制度文明的架构最关键是两大支柱：法治（王在法下）、王权与国民间的征税博弈（无代表不纳税），欧洲漫长历史进程逐渐育成的这种制度传统，恰为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能具备，甚至相反，由此导致中西制度路径的极大差异。如陈先生精辟指出的：

在中国，“全盘西化”不可能。但是中国从此吸收西方文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由于条件、土壤不够，吸收时总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纳入，长期以来都避免不了一种“嫁接”的状态……即便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也是从西方“嫁接”过来的。只有当外来的东西成为我们本土的东西之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才会成熟起来……“嫁接”不是屈服，它是历史的趋势……“嫁接”是个过程。经过持续努力，才有希望将“嫁接”的东西变为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

向现代文明转型之所以是漫长的启蒙过程（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告别秦制、走出历史三峡需要两三百年），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壤不够”，而育成自己的土壤需要无数层面与局部的恒久努力，所以陈先生就像他的老友李慎之先生那样：“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永远是活跃着的。他走得越远，离去的时间越久，人们的思念将会越深，越会感到他所留给世间的是一笔独特的无价的精神财富。”

四

何方老形容陈先生重病中写下的文字是“珠玉般的学术论著”。如此美质源自哪里？我想，陈先生对古典艺术的无比热爱、一生濡染，正是此珠玉境界植根之所在。

陈先生说：“我在做案头工作时习惯于同时让巴赫、贝多芬等陪伴着我”，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音乐加上余叔岩等京剧名家唱片的陪伴下，“熟悉的旋律使我骤然激荡，不能自己，悠悠然忘掉一切。”他自陈对康德美学的体会与躬行：“我都把自己做着的事情赋予一种‘审美’的情趣。如果做一件事，丝毫没有‘美感’，做起来如牛负重，还有什么意思呢？‘鉴赏’在英文是‘taste’，没有了‘taste’便意味索然了。”从艺术与审美出发，他对历史有了异常精彩的视角与尺度：“最好的历史记载就如同运用伦勃朗的技巧：它将一束耀眼的光线投射在某些选择出来的因素上面，投射在那些最完美、最重大的因素上面，而将其余的一切都留在阴影里和看不见的地方。”

陈先生同样重视对古典文艺理论的体会涵咏，他的书法遗作中有许多整篇抄录的巨制，如《庄子·马蹄篇》、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袁宏道文论篇什……更精进一层，他以艺术为支点思考中国文化究竟怎样才能发扬光大，比如他为刘绪源先生书写横360厘米巨幅行书长卷，抄录当年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随后写长篇随感并引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名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陈先生总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已经几百年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比较也谈了一百多年。然而，说来说去还总是脱不出前人的识见所及。”

我万分仰慕陈先生一辈的艺术造诣，感喟我们自幼在文化沙漠中的悲哀，于是愈发渴望亲近西方古典音乐、中国古典绘画雕塑园林等无尽的艺术遗珍。更因此浸染慢慢体会到，正像黑格尔说希腊的科学与艺术（西方一切文化成就都由其发源）总给欧洲人以“家园感”那样，“我们要真切认识‘历史三峡’，当然需要直面社会的勇气，需要水滴石穿、苦心孤诣的定力；但同时，确立认知的这个根本方向，更需要我们民族从阿Q的那份无限幸福骄横与无限苦痛怨怼中超拔出来，而终于能够‘施大慧目’以贯通中西古今。所以，中国的历史转型，更应该如蔡元培先生当年向国人介绍拉斐尔伟大艺术时所概括的那样，成为让一代接一代人‘脱卑暗而向高明’的进程，成为一个越来越以崇高和美好作为国人心灵引领的过程。而在这个向度上，我们对人性和美之境界的体认永远都是必须的”。

那些年我多希望能就美学与艺术史的无数问题向陈先生当面请教。遗憾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我每次登门时都惴惴不安、深怕多说话而增添他的劳烦，只能把疑问埋在心里而企盼他康复，因此永远失去了请益的机会。今天重读陈先生这九卷作品新编，又一次正襟揣想：他究竟怎样理解启蒙与美的关系？他是怎样在这最深刻进入人性的维度上，考虑中西文化的各焕其彩与必然的交流融汇？祈愿陈先生的伟大灵明，一如其旧而赐予我日新不竭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