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尽管义律的很多行为可以解释为犬儒作风和机会主义，他也是一个饱受压制，痛恨鸦片贸易，同时对自己所处位置深感困惑的人。在此，我无意为他发动鸦片战争的行为开脱，而只是强调这个历史人物，远比你提到的那部1950年代的电影演绎得更为复杂
李大卫
2007年末，我在北京朝阳公园见到久违的蓝诗玲。当时她尚未从剑桥调入伦敦大学。几年不见，这位年轻的英国汉学家已经做了母亲，带着一对童装模特般的儿女。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女超人之一，教书，写作，翻译，还要持家。“不光是这些，”她用汉语对我说，“这两天我小叔子和妯娌也来了，得陪他们出去玩。”
当李安的电影《色戒》还是公共话题的时候——蓝诗玲恰好是张爱玲原作的英文版译者，“乌有之乡”的人请她去座谈，她担心谈起鸦片战争一类复杂纠结的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那场战争的书。2011年9月，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现代中国的形成》出版后，在各国媒体上引起热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的第一外语是汉语？为什么选择学汉语？对最初接触中的中国人还有印象吗？
蓝诗玲：汉语不是我的第一外语。上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还有德语，但差一些），总之都是英国学生常见的标准的欧洲语言。我学中文时已经20岁，正在读历史学位。回顾那段经历，我诧异自己的决定如此率性。当时我从没到过中国，只读过两本讲中国历史的书。于是就想，也许这是个值得花些心思的科目。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就得学习她的语言。当时汉语还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然我从不为此后悔，虽然当初的考虑实在有欠周全。
或许因为成长环境比较外省，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人，是我的中文老师。所幸我自己的孩子面对的环境已大不相同。虽然进的是普通学校，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朋友，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饺子。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令我非常高兴。如果能经常吃到饺子，他们则会更加高兴。
经济观察报：你的新书非常畅销。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拍成电影，书中的义律（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代表）应该请杰里米·艾恩斯（英国演员，常扮演亦正亦邪的绅士）担纲。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义律的形象仍停留在《虎门硝烟》里，那个由苏联人饰演的奸诈、冷血的阴谋家。在你看来，此人的真实面目应该是什么样的？
蓝诗玲：我完全理解何以他被当作一个邪恶精明的阴谋家，载入中国史册。1839年，他宣称林则徐销毁了两万箱属于英国王室财产的鸦片，从而策划了一场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尽管从个人角度讲，我认为考察义律其人及其行为，不应忽略1830年代的中国，这一挑战性的背景。他和英国政府远隔万里，面临巨大的语言和政治文化障碍。一方面，要随时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因为收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往往要等上半年。另一方面，他的权力不断受到政府限制。
例如，当义律审判涉嫌杀害一位中国农民的英国人时，他做出的判决被认定为无效，而被判有罪的几名嫌犯则被允许返回英国，免于处罚。尽管他的很多行为可以解释为犬儒作风和机会主义，他也是一个饱受压制，痛恨鸦片贸易，同时对自己所处位置深感困惑的人。
在此，我无意为他发动鸦片战争的行为开脱，而只是强调这个历史人物，远比你提到的那部1950年代的电影演绎得更为复杂。
经济观察报：纽约唐人街有座林则徐雕像，底座铭文为：林则徐将军，国际反毒品运动先驱。你如何阐释这个人物的身份从民族主义到普世主义的转变？
蓝诗玲：林则徐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一个品行正直的人。我当然支持这个反毒品先驱的想法。但我也认为，赞扬一个历史人物的同时，保持史实的准确十分重要。林则徐受到巨大关注是因为处理本国，而非国际问题。他在广州任内，力图短期之内取得足以上达天听的政绩，并获得迁升，从而有机会改革东南沿海的赋税体制。
经济观察报：中英战争爆发时，英国国内如何看待鸦片？当时托马斯·德·昆西的《食鸦片者忏悔录》应该尚未被人遗忘。
蓝诗玲：当时英国人对于鸦片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这一命题，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考虑很少。那个时代，鸦片曾在英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和医疗目的。尽管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常，仍有大量公众意见鄙视鸦片贸易。很多英国人认为通过战争维持鸦片贸易，是一种对于国家荣誉的自杀行为。
经济观察报：之前《长城》一书，你探究了中国人通过构筑围墙以防外患于未然的热情。在另一著作中，你还探讨过中国对于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渴望，特别是通过诺贝尔奖一类形式。
蓝诗玲：我认为诺贝尔奖，还有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热衷，实在是不搭边的两回事。首先该奖的授予对象，是富有创造能力的个人；再者，获奖的个人通常又被视为其国家代表——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鉴于牵涉其中的爱国意识，任何得奖者都会因为缺乏代表中国的资格而被批评，就像2000年的高行健。举英语读者为例，在他们和中国文学之间，至今存在诸多语言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仅靠一个人的获奖，而是漫长而持续的译介和真诚的对话。
经济观察报：庞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受邀参加今年的伦敦书展，此举引发了一些争议。
蓝诗玲：在伦敦见到如此之多的中国作家当然是件好事。但我的印象却是，大家错过了一次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我主持的几次活动中，只有为数很少的英国读者参加，多数听众是中国记者，还有作家的学生粉丝。本届书展被宣传为英国读者认识中国文学的大好机会，但结果恐怕事与愿违。
经济观察报：你作为翻译家成名早于作为作家。在我印象中，你有选择高难度作品的习惯。你如何处理鲁迅《狂人日记》那种文言、白话混搭的折中风格文本？作为《色戒》的英文译者，你认为张爱玲是否当得起她在汉语读者中的教母级声誉？
蓝诗玲：其实我并非刻意选择一些艰深的作品来翻译，尽管我发现它们确实很难。就《狂人日记》来说，我试图展示原文中的对比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在文言的序言和白话的日记正文之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而震撼的故事，无需我再做画蛇添足的语言游戏。我觉得内容中的超现实因素已经足以触动没有中国背景的读者。
我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而且无疑是她那个时代最有意思的。《色戒》表现的心理上的两难困境，女主角出于爱国而自我牺牲，委身于一个叛徒，非常神奇。当然，由于她的写作主题，比如情感关系，张爱玲注定会在1940到1970年代的中国大陆遭受贬斥。我很高兴看到她在1980年代之后再次浮现。《色戒》是一个极难翻译的故事，技术上说也不是她的最佳作品，因为它的情节曲折而隐晦。
相关链接
蓝诗玲（Julia Lovell）
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汉学家。译有韩少功《马桥词典》（2003）、欣然《天葬》（2004）、朱文《我爱美元》（2006）、张爱玲《色戒》（2007）、阎连科《为人民服务》（2008）、鲁迅小说全集（2009）。
著作：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文化资本的政治学：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追逐》The Great Wal：China Against the World《长城：中国如何抵御世界》
by李大卫
《鸦片战争：毒品、梦想与涅槃》
The Opium War:Drugs,Dreams,and the Making of China
作者：Julia Lovell
出版社：Picador
出版年：2011年9月
2007年末，我在北京朝阳公园见到久违的蓝诗玲。当时她尚未从剑桥调入伦敦大学。几年不见，这位年轻的英国汉学家已经做了母亲，带着一对童装模特般的儿女。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女超人之一，教书，写作，翻译，还要持家。“不光是这些，”她用汉语对我说，“这两天我小叔子和妯娌也来了，得陪他们出去玩。”
当李安的电影《色戒》还是公共话题的时候——蓝诗玲恰好是张爱玲原作的英文版译者，“乌有之乡”的人请她去座谈，她担心谈起鸦片战争一类复杂纠结的问题。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那场战争的书。2011年9月，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现代中国的形成》出版后，在各国媒体上引起热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的第一外语是汉语？为什么选择学汉语？对最初接触中的中国人还有印象吗？
蓝诗玲：汉语不是我的第一外语。上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法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还有德语，但差一些），总之都是英国学生常见的标准的欧洲语言。我学中文时已经20岁，正在读历史学位。回顾那段经历，我诧异自己的决定如此率性。当时我从没到过中国，只读过两本讲中国历史的书。于是就想，也许这是个值得花些心思的科目。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我就得学习她的语言。当时汉语还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然我从不为此后悔，虽然当初的考虑实在有欠周全。
或许因为成长环境比较外省，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人，是我的中文老师。所幸我自己的孩子面对的环境已大不相同。虽然进的是普通学校，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朋友，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饺子。对他们来说，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令我非常高兴。如果能经常吃到饺子，他们则会更加高兴。
经济观察报：你的新书非常畅销。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拍成电影，书中的义律（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代表）应该请杰里米·艾恩斯（英国演员，常扮演亦正亦邪的绅士）担纲。然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义律的形象仍停留在《虎门硝烟》里，那个由苏联人饰演的奸诈、冷血的阴谋家。在你看来，此人的真实面目应该是什么样的？
蓝诗玲：我完全理解何以他被当作一个邪恶精明的阴谋家，载入中国史册。1839年，他宣称林则徐销毁了两万箱属于英国王室财产的鸦片，从而策划了一场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尽管从个人角度讲，我认为考察义律其人及其行为，不应忽略1830年代的中国，这一挑战性的背景。他和英国政府远隔万里，面临巨大的语言和政治文化障碍。一方面，要随时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因为收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往往要等上半年。另一方面，他的权力不断受到政府限制。
例如，当义律审判涉嫌杀害一位中国农民的英国人时，他做出的判决被认定为无效，而被判有罪的几名嫌犯则被允许返回英国，免于处罚。尽管他的很多行为可以解释为犬儒作风和机会主义，他也是一个饱受压制，痛恨鸦片贸易，同时对自己所处位置深感困惑的人。
在此，我无意为他发动鸦片战争的行为开脱，而只是强调这个历史人物，远比你提到的那部1950年代的电影演绎得更为复杂。
经济观察报：纽约唐人街有座林则徐雕像，底座铭文为：林则徐将军，国际反毒品运动先驱。你如何阐释这个人物的身份从民族主义到普世主义的转变？
蓝诗玲：林则徐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一个品行正直的人。我当然支持这个反毒品先驱的想法。但我也认为，赞扬一个历史人物的同时，保持史实的准确十分重要。林则徐受到巨大关注是因为处理本国，而非国际问题。他在广州任内，力图短期之内取得足以上达天听的政绩，并获得迁升，从而有机会改革东南沿海的赋税体制。
经济观察报：中英战争爆发时，英国国内如何看待鸦片？当时托马斯·德·昆西的《食鸦片者忏悔录》应该尚未被人遗忘。
蓝诗玲：当时英国人对于鸦片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这一命题，中国的历史研究者考虑很少。那个时代，鸦片曾在英国被广泛应用于娱乐和医疗目的。尽管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常，仍有大量公众意见鄙视鸦片贸易。很多英国人认为通过战争维持鸦片贸易，是一种对于国家荣誉的自杀行为。
经济观察报：之前《长城》一书，你探究了中国人通过构筑围墙以防外患于未然的热情。在另一著作中，你还探讨过中国对于获得外部世界承认的渴望，特别是通过诺贝尔奖一类形式。
蓝诗玲：我认为诺贝尔奖，还有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热衷，实在是不搭边的两回事。首先该奖的授予对象，是富有创造能力的个人；再者，获奖的个人通常又被视为其国家代表——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鉴于牵涉其中的爱国意识，任何得奖者都会因为缺乏代表中国的资格而被批评，就像2000年的高行健。举英语读者为例，在他们和中国文学之间，至今存在诸多语言障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仅靠一个人的获奖，而是漫长而持续的译介和真诚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