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1923年创刊到20世纪末，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登上过《时代》封面？据不完全统计，从吴佩孚1924年首登封面到 2003年的SARS封面，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达50多人次，其中邓小平共出现9次并两次当选为年度人物
“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的作者列努斯(Donald J.Lehnus)如是说。
从1923年创刊到20世纪末，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登上过《时代》封面？据不完全统计，从吴佩孚1924年首登封面到 2003年的SARS封面，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达50多人次，其中邓小平共出现9次并两次当选为年度人物。
2005年，在《收获》负责人李小林的鼓励下，李辉正式撰写“封面中国”专栏。成果结集为《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以下简称“封面中国2”)。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时代》而不是《纽约时报》或其他媒体？
李辉：《时代》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每年的年度人物评选牵动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时代》封面上出现的一些中国历史人物，从吴佩孚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都是现当代史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纽约时报》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泰晤士报》19世纪末关于中国的报道已经很多了。但对我来讲，《时代》已经是很庞大的研究对象了，那些媒体更难。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多少年才能选一部分报道来翻译。
经济观察报：“封面中国2”中提到“中共台湾密使一号”吴石，有人称吴石是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李辉：《时代》当年报道过吴石。1946年之后，美国很多会议都谈到台湾问题，甚至建议蒋介石，联合国里面可以有两个“中国”席位。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如果当时采取这种方式，有可能“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格局就形成了。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叙述者多了揣测的空间。
《时代》1950年8月7日以吴国桢为封面人物，其实1980年代之后的台湾问题，在1949年、1950年就已经出现了。吴国桢首先提出用本土人士治理台湾的“地方自治”理念，他用了一批台湾人做他下面各厅的厅长。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这些人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抓。吴国桢和孙立人是美国最看重的，一文一武，后来同时被贬。
蒋经国1980年代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最后选择台籍李登辉接班，回到台湾人治理台湾，大陆去的国民党人和台湾人如果一直是对立状态，是不可能管理的。这不是简单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实际上是地方的管理或者叫和谐共存发展，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和当地融在一起。这是我的理解。
所谓台湾问题，早在1949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就埋下很多伏笔，到李登辉、陈水扁，包括现在两岸承认的现状“不统不独”。套用邓小平的话，相信历史，未来的人聪明，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情。
经济观察报：《时代》创始人亨利·R·卢斯(Henry R.Luce)辞退了白修德，但高价购买斯诺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毛泽东照片，都说他是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李辉：卢斯是传教士的后代，他把新闻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当时大家都认为蒋介石不可救药，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这是姿态。就像有的新闻媒体支持共和党就支持杜鲁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看他对中国的报道是不是准确。
首先，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如果是硬编的或者是假新闻，那肯定不可取；如果报道是真的，根据需要，他把其中某部分加以突出，从新闻角度讲可以接受。
我们经常讲，西方某个报道对中国是批评，好像反华或者仇视中国，那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批评。我下面的“封面中国3”要写到1950年代以后《时代》关于中国的批评，到邓小平时代之前以批评为主。我们现在能说批评错了？“肃反”我们进行了平反，反右、文革我们自己都承认错了。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复杂，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有质疑的眼光，我们应该参考。
1950年代，卢斯用冷战思维批判性地报道中国，但报道不是无中生有。比如“三年灾害”。
卢斯在中国长大，非常了解中国国情，从1955年中国搞合作化运动，他预见到中国以后会出现饥荒状态，他当时建议美国国会做一个为期10年、总额达200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计划，一旦中国发生饥荒立马援助。这个建议见诸他的传记和日记。他了解中国，知道合作化在当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我们当时讲合作化好，后来发展到人民公社，再发展到大跃进，很快“三年灾害”证明了他的预见。
卢斯是同情中国、关心中国老百姓的。这是非常复杂的解读。后续年份的解读特别有挑战性，但是也特别值得写。
经济观察报：“封面中国2”中提到“与滞留苏联十二年的蒋经国相比，留学苏联八年的毛岸英，对于斯大林显然没有‘人质’含义，而是更具有支持中共的象征意义”，你为什么这么看？
李辉：我是非专业的写作历史的人。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的上升阶段，后一事件也正值毛泽东地位的上升阶段。当然，我的话可能有点武断，也未必没有“人质”的意义在里面。正因为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听斯大林的；包括王明，不可能完全把他软禁起来，所以毛泽东用和缓的方式。如果没有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泽东可能早就跟斯大林决裂了，可能会做得更彻底。这只是我的揣测。
这个不是想象，是联想，或者逻辑分析的参照。历史有时候需要这种可能的猜测和可能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成立的。毛岸英那一批中共领导人的孩子都在斯大林那边，这个事实值得注意。
经济观察报：写“封面中国2”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李辉：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或者朝鲜战争中中国不是和美国打了个平手，中国可能会避免很多政治上的灾难。
尤其是金日成发动战争，把中国和美国一下子提到绝对对抗的位置上，成为敌国，将近二十年的对抗。对中国的发展来讲，首先是外交一边倒，这对一个大国是最不好的。我们向苏联一边倒，结果又跟苏联闹翻了。外交应该是一种平衡或互赢，可我们那时候只讲意识形态，只讲跟苏联好，完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隔离。与美国的对抗带来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贸易问题，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状态问题，甚至包括政治体制的形成，譬如，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就是出现在朝鲜战争之后，1953年之前没有那么突出。
斯大林去世，然后朝鲜战争，与美国对抗，没有了国际上的制约、监督和互惠。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等建立联系，因为过去跟东欧有来往，不存在完全不对外开放的情形。
朝鲜战争使整个国家进入封闭状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高峰，政治体制进入停滞状态、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很多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大的政治运动都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思想改造运动早就有，但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某种认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是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引发的“肃反”运动，涉及几十万国民党时代的“旧人”；然后1957年反右，和美国关系最深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立场才能生存。
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国家，战争状态下一切都顺理成章，台湾“反攻大陆”也是一个背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痛苦的选择，要么活，要么死。现在微博上议论说，你可以不表态呀。他们哪里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不表态、保持沉默的可能和权利。
我还愿意写“封面中国3”，就是想让读者知道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状态，那代人在什么状态下生活。之前在黄永玉先生家聊沈从文，沈从文1950年代之后一直在恐惧状态下生活，这种恐惧不是说天天怕死，他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哪天会找他谈话。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院校合并，教会学校没有了，私立学校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教育弊端，很多都起源于那个时候。所以谈论朝鲜战争，以往我们只看到它让中国人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至少美国没战胜，精神上我们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历史，想想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的损失，整个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到底落后了多少年？中国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
by燕舞
副标题: 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作者: 李辉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
“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的作者列努斯(Donald J.Lehnus)如是说。
从1923年创刊到20世纪末，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登上过《时代》封面？据不完全统计，从吴佩孚1924年首登封面到 2003年的SARS封面，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达50多人次，其中邓小平共出现9次并两次当选为年度人物。
2005年，在《收获》负责人李小林的鼓励下，李辉正式撰写“封面中国”专栏。成果结集为《封面中国2——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以下简称“封面中国2”)。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时代》而不是《纽约时报》或其他媒体？
李辉：《时代》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每年的年度人物评选牵动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时代》封面上出现的一些中国历史人物，从吴佩孚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些都是现当代史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
《纽约时报》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泰晤士报》19世纪末关于中国的报道已经很多了。但对我来讲，《时代》已经是很庞大的研究对象了，那些媒体更难。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多少年才能选一部分报道来翻译。
经济观察报：“封面中国2”中提到“中共台湾密使一号”吴石，有人称吴石是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的原型之一。
李辉：《时代》当年报道过吴石。1946年之后，美国很多会议都谈到台湾问题，甚至建议蒋介石，联合国里面可以有两个“中国”席位。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如果当时采取这种方式，有可能“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格局就形成了。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叙述者多了揣测的空间。
《时代》1950年8月7日以吴国桢为封面人物，其实1980年代之后的台湾问题，在1949年、1950年就已经出现了。吴国桢首先提出用本土人士治理台湾的“地方自治”理念，他用了一批台湾人做他下面各厅的厅长。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这些人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抓。吴国桢和孙立人是美国最看重的，一文一武，后来同时被贬。
蒋经国1980年代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最后选择台籍李登辉接班，回到台湾人治理台湾，大陆去的国民党人和台湾人如果一直是对立状态，是不可能管理的。这不是简单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实际上是地方的管理或者叫和谐共存发展，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和当地融在一起。这是我的理解。
所谓台湾问题，早在1949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的时候，就埋下很多伏笔，到李登辉、陈水扁，包括现在两岸承认的现状“不统不独”。套用邓小平的话，相信历史，未来的人聪明，一定会处理好这个事情。
经济观察报：《时代》创始人亨利·R·卢斯(Henry R.Luce)辞退了白修德，但高价购买斯诺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毛泽东照片，都说他是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李辉：卢斯是传教士的后代，他把新闻作为教育的一部分。
当时大家都认为蒋介石不可救药，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这是姿态。就像有的新闻媒体支持共和党就支持杜鲁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是看他对中国的报道是不是准确。
首先，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如果是硬编的或者是假新闻，那肯定不可取；如果报道是真的，根据需要，他把其中某部分加以突出，从新闻角度讲可以接受。
我们经常讲，西方某个报道对中国是批评，好像反华或者仇视中国，那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批评。我下面的“封面中国3”要写到1950年代以后《时代》关于中国的批评，到邓小平时代之前以批评为主。我们现在能说批评错了？“肃反”我们进行了平反，反右、文革我们自己都承认错了。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复杂，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有质疑的眼光，我们应该参考。
1950年代，卢斯用冷战思维批判性地报道中国，但报道不是无中生有。比如“三年灾害”。
卢斯在中国长大，非常了解中国国情，从1955年中国搞合作化运动，他预见到中国以后会出现饥荒状态，他当时建议美国国会做一个为期10年、总额达200亿美元的粮食援助计划，一旦中国发生饥荒立马援助。这个建议见诸他的传记和日记。他了解中国，知道合作化在当时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我们当时讲合作化好，后来发展到人民公社，再发展到大跃进，很快“三年灾害”证明了他的预见。
卢斯是同情中国、关心中国老百姓的。这是非常复杂的解读。后续年份的解读特别有挑战性，但是也特别值得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