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封面中国2”中提到“与滞留苏联十二年的蒋经国相比，留学苏联八年的毛岸英，对于斯大林显然没有‘人质’含义，而是更具有支持中共的象征意义”，你为什么这么看？

李辉：我是非专业的写作历史的人。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的上升阶段，后一事件也正值毛泽东地位的上升阶段。当然，我的话可能有点武断，也未必没有“人质”的意义在里面。正因为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听斯大林的；包括王明，不可能完全把他软禁起来，所以毛泽东用和缓的方式。如果没有毛岸英在斯大林手上，毛泽东可能早就跟斯大林决裂了，可能会做得更彻底。这只是我的揣测。

这个不是想象，是联想，或者逻辑分析的参照。历史有时候需要这种可能的猜测和可能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成立的。毛岸英那一批中共领导人的孩子都在斯大林那边，这个事实值得注意。

经济观察报：写“封面中国2”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李辉：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如果没有朝鲜战争，或者朝鲜战争中中国不是和美国打了个平手，中国可能会避免很多政治上的灾难。

尤其是金日成发动战争，把中国和美国一下子提到绝对对抗的位置上，成为敌国，将近二十年的对抗。对中国的发展来讲，首先是外交一边倒，这对一个大国是最不好的。我们向苏联一边倒，结果又跟苏联闹翻了。外交应该是一种平衡或互赢，可我们那时候只讲意识形态，只讲跟苏联好，完全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隔离。与美国的对抗带来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贸易问题，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状态问题，甚至包括政治体制的形成，譬如，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就是出现在朝鲜战争之后，1953年之前没有那么突出。

斯大林去世，然后朝鲜战争，与美国对抗，没有了国际上的制约、监督和互惠。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等建立联系，因为过去跟东欧有来往，不存在完全不对外开放的情形。

朝鲜战争使整个国家进入封闭状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高峰，政治体制进入停滞状态、个人权力高度集中，很多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大的政治运动都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思想改造运动早就有，但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某种认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就是1955年“胡风事件”之后引发的“肃反”运动，涉及几十万国民党时代的“旧人”；然后1957年反右，和美国关系最深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改变立场才能生存。

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是敌对国家，战争状态下一切都顺理成章，台湾“反攻大陆”也是一个背景。那一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痛苦的选择，要么活，要么死。现在微博上议论说，你可以不表态呀。他们哪里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不表态、保持沉默的可能和权利。

我还愿意写“封面中国3”，就是想让读者知道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状态，那代人在什么状态下生活。之前在黄永玉先生家聊沈从文，沈从文1950年代之后一直在恐惧状态下生活，这种恐惧不是说天天怕死，他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哪天会找他谈话。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院校合并，教会学校没有了，私立学校没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教育弊端，很多都起源于那个时候。所以谈论朝鲜战争，以往我们只看到它让中国人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至少美国没战胜，精神上我们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历史，想想我们在文化上、思想上的损失，整个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到底落后了多少年？中国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