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工人运动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在这方面，共产党的起步较晚，因此也就失去了先机。杨奎松提到，“共产党要做工人运动时，很大一部分工人已经被国民党组织了，还有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也有自己的组织。”他以广州为例，广州当时的机器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而更下层的劳苦大众，则是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无可组织的情况下，共产党开始组织当地的人力车夫，因此当时的广州，有三大公会，且三个公会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这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做工人的基层运动是有一定基础的。”在城市中，共产党一直没能占据主导地位，而“ 国民党在控制城市的很长时间是很牢固的，但是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公会也有他的特点，他比较重视技术工人，比如层级比较低的建筑工人，共产党建国时就发现，很多比较好的技术工人都是国民党工会的骨干。”

国共两党既有其相似之处，在多年的战争与合作中，也一直相互影响。在陈永发眼中，“国共斗争就是两条不同道路的确立。”国民党到了台湾，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不让最穷苦的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行的。”国民党的土改相对来说是温和的，陈永发谈到，“用温和型的办法做土改能够成功的，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韩日可以成功，是因为长期以来受美国影响，台湾当时的改革是独立的，但一方面与日本留下的基础有关，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帮助。”

台湾的土地革命虽然和平，没有流血，但却让地主恨之入骨。与富农不同，地主并不最在乎土地，而是不能接受自己长年来建立的社会地位遭到破坏。提起富农，杨奎松讲起毛泽东年轻时的故事，毛泽东的父亲就是富农，富农都是一点点打拼上来的，靠的是勤俭，“毛泽东帮他爸爸干了一天的活，但家里的雇工可以吃上鸡蛋，做儿子的却没有。农忙时节，雇工吃的比自己家人都好。”而这些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却不再被提起。

杨奎松总结，“革命这个词，大家用的很泛，其中都有一些改变中国，让中国富强的概念。但他们最在乎的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喊出这个口号。”陈永发也有同感，“国民党垮了那么久，骂国民党很简单”，但真正重要的是，在抗战研究中，“要把国民党、共产党都看做抗战的力量，其中有冲突，但我们必须知道双方都在做什么，想什么，为什么这样想。”

革命被说的太多，被说不完，说不尽，但却不能不提，更不能当做口号来提。

|杨奎松简介|

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天安门事件入狱，1977年平反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