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双重含义(3)
导语:在历史中,并无通往全部真相的通道,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开放心态,承认既有信念容易失误,同时敏于求知,随时准备从不愿看到的事实以及相反的意见之中,认识可能的真相。如果说研究历史有任何有价值的教诲,那就是从问题的各方面进行观察来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是通过审慎地、毫无偏见地检验证据,并借证据作出中立的判断来进行理解
 

历史编纂学 

图书馆员可能将本书置于“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类目之下。历史编纂学就是“历史撰述(the writing of history)”,此处或有必要稍作说明。该词可用来指称历史撰述的三个方面中的任一方面或多个方面:描绘性、历史性及分析性。 

描绘性史学(descriptive historiography)认可历史学家通常所作的历史,并就标准方法、标准程序加以描绘。1990年,笔者所著《历史知识的本质》(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一书就属于这一类。相似内容亦在下列各书中占有相当篇幅,例如克拉克(Kitson Clark,1967)、埃尔顿(Elton,1967 and 1970)、马威克(Marwick,1989,chapter 5 and 6)、塞尔敦(Seldon,1988)、夏弗(Shafer,1974)、托什(Tosh,1984)等。若以史学研究概论而言,笔者尤其推荐马威克与托什二人的作品。 

历史性史学(historical historiography,以下简称史学史)追究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两千五百年间的历史撰述方式。此类通论著作中的佳作如汤普森(Thompson,1942)、巴恩斯(Barnes,1962)、富特(Fueter,1968)等。就像历史本身一样,史学史亦有分类,通常是根据分期、国家或专题而定。每一类别下都有围绕同一主题的许多著述。当然,也有以个别历史学家为题的史学史,例如《布莱克威尔历史学家辞典》(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eds.Cannon et al.,1988)、伯克(P.Burke,1990)、坎农(Cannon,1980)、卡尔博奈尔(Carbonell,1976)、费罗(Ferro,1984)、海厄姆(Higham,1963)、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68)、伊格尔斯(Iggers,1983)、伊格尔斯与帕克(Iggers and Parker,1980)、凯伊(Kaye,1984)、诺维克(Novick,1988)、帕克(Parker,1990)、佩罗(Perrot,1992)、斯托亚恩维齐(Stoianovich,1976)等。在此特别推荐凯利(Kelley,1991)的历代史学家观点汇编。它不但列举了回答卡尔(E.H.Carr)脍炙人口的命题《历史是什么?》的各种相异的答案,而且显示了,现代批判性史学中的众多议题古已有之。 

分析性抑或批判性史学(analytical o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则研究撰史时产生的观念问题及哲学问题。实际上,它与分析历史哲学或批判历史哲学相重叠。二者差别或许只在于前者从历史学家方向前进,后者则依循哲学家方向出发。本书属分析史学,拥有相同性质的著述还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卡尔(E.H.Carr,1964)、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1960)、韦纳(Veyne,1984)。而较偏向哲学方向的则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1961,柯林伍德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1978)、怀特(H.White,1987)、奥拉夫森(Olafson,1979),当然也少不了黑格尔(Hegel,1975 or 1956)。 

除了上述三类之外,还可加上史学要略或导读(survey or guide)。这类著述意在表述历史撰述的部分领域或方法。较近的作品有1991年伯克所编(P.Burke,1991),各章中包括妇女史、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口述史、阅读史、影像史、身体史(history of the body)等。同类作品还包括芬伯格(Finberg,1965)、达尔泽尔(Dalzell,1976)、吉尔伯特与格劳巴德(Gilbert and Graubard,1972)、拉布与洛特伯格(Rabb and Rotberg,1982)等。此类作品当然重要而实用,只是辑取的内容远少于省略的部分。自“二战”以来,可供历史学家选取的主题大为增加,几乎无穷无尽。部分原因显然出于年鉴学派及其“整体史或全球史”观念的影响。[See Stoianovich(1976),especially ch.4.]于是各种人类活动,自天文学、母乳喂养至快艇竞赛、古筝弹奏等,莫不有自己的历史(抑或即将就有)。至于各种人类群体,如渔民、修道院长、禅宗佛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等,亦复如此。 

每当新主题或新界定的族群引起人们的注意,必将有人为之撰史。这些主题乍看可能怪诞、难以界定,但只要这些史著符合严肃的历史学术规范,就没有理由说它们不可有历史。确实,有足够理由说它们应该有历史。尽管传统形式的历史撰述者不屑一顾,尽管拓荒者在过度热情之下可能会过分夸大所属意的主题的重要性,仍然应当严肃看待这些主题。因为人类生活并非发生在历史学家划定的独立的区域内:人口统计的实际情况将影响到政治史,宗教信仰可影响到经济史,地理有可能是军事胜负的关键。年鉴学派筹划的全球史,并非只着眼于无数个别历史的搜集;相反,它诉诸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认识,并期盼能将一切历史现象纳入该结构之中。[See Stoianovich(1976) and Braudel(1975;1980;1981-4).]他们的特定方案或许难以实现,然而他们的观念,即原则上每一类历史均可与其他任一类历史相整合,则正确无误。不仅新的历史事实,而且新的历史洞见或认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写既有历史。故每一世代均重写历史,其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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