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时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萌发了为他立传的念头，不过这位蒋经国基金会顾问却拒绝由基金会出钱写一本官方传记。1994年底，丁大卫赴台湾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余，拜访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并请余纪忠先生赞助出版蒋经国传记一事，余纪忠慨然允诺。丁大卫返美，找到了他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陶涵欣然受命，于1995年夏开始《蒋经国传》的写作。3年后，书稿完成，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审定。哈佛大学出版社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何伟林（William Kirby）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审查该书稿。两位学者给出的意见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角度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陶涵的英文初稿原800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后浓缩删减为435页。2000年10月，《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蒋经国传》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好评如潮，哈佛大学出版社决定资助陶涵继续写《蒋介石传》。这一次，陶涵花了5年时间完成这部传记。2009年4月，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被评为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历史类好书、吉尔伯奖2010年最佳图书。
在其1961年出版的《袁世凯传（1859-1916）》中，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说道：“现代意义上的传记，从来没有，至今也未能在中国出现。”陈志让抱怨，他手上的资料尽是一些没有说服力的资料碎片，明显带有偏见，甚至可能是编造的。而他所能做到最好的是“通过看穿一个人来写一段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来写一个人”。陈志让的抱怨几乎是困扰近代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传记写作的最大问题。而蒋氏父子传记最为独到的地方正是其独一无二的资料。为了写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160余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不过，最新奇的是其中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一些资料，以及陶涵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的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英文版的蒋经国传，注释和索引就多达90页。而蒋介石传中所引用的资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注释多达2000多条。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为《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所建的网页上，专门列出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和第一手材料便有15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蒋介石日记的引用。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时任美国驻台湾代表的丁大卫萌发了为他立传的念头，不过这位蒋经国基金会顾问却拒绝由基金会出钱写一本官方传记。1994年底，丁大卫赴台湾出席蒋经国基金会董事会议之余，拜访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并请余纪忠先生赞助出版蒋经国传记一事，余纪忠慨然允诺。丁大卫返美，找到了他在美国国务院长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Jay Taylor）。陶涵欣然受命，于1995年夏开始《蒋经国传》的写作。3年后，书稿完成，交哈佛大学出版社审定。哈佛大学出版社极其慎重地委托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何伟林（William Kirby）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审查该书稿。两位学者给出的意见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角度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辟之作，建议出版。陶涵的英文初稿原800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后浓缩删减为435页。2000年10月，《蒋经国传》（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蒋经国传》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好评如潮，哈佛大学出版社决定资助陶涵继续写《蒋介石传》。这一次，陶涵花了5年时间完成这部传记。2009年4月，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被评为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历史类好书、吉尔伯奖2010年最佳图书。
在其1961年出版的《袁世凯传（1859-1916）》中，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说道：“现代意义上的传记，从来没有，至今也未能在中国出现。”陈志让抱怨，他手上的资料尽是一些没有说服力的资料碎片，明显带有偏见，甚至可能是编造的。而他所能做到最好的是“通过看穿一个人来写一段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来写一个人”。陈志让的抱怨几乎是困扰近代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传记写作的最大问题。而蒋氏父子传记最为独到的地方正是其独一无二的资料。为了写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160余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不过，最新奇的是其中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一些资料，以及陶涵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的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英文版的蒋经国传，注释和索引就多达90页。而蒋介石传中所引用的资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注释多达2000多条。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为《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所建的网页上，专门列出书中所引用的新资料和第一手材料便有15项。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蒋介石日记的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