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过这些日记和其他新资料，以及五年的寻访和阅读，陶涵发现蒋介石是一个“高度矛盾的人”——“他是一个现代的新儒家，但也支持女权，也能接受宋美龄同性恋外甥女孔令伟公开穿男装。他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所有的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颇受爱戴。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但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从日记分析，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临对国家存亡、统一或他本身统治地位的威胁，他会不惜诉诸残暴手段。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机又往往能够冷静分析事理。”

在陶涵笔下，一向刻板、单薄的蒋介石形象变得有血有肉，也更加丰富复杂。如1931年12月初，宋庆龄来访，向蒋介石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特务牛兰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宋美龄力促蒋介石接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死于革命的卅多万官兵“犹亲生扶养之子”，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1941年6月18日，蒋介石读到某西方通讯社报道德国和土耳其签署条约的译文后在日记中写下：“德之攻俄，毕不出数日矣！”并召见当时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促中共向斯大林示警。6月22日，纳粹两百万大军进攻苏联。1971年7月9日，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直至六天后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尼克松才宣布。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道：“以静制动，以正克邪。”史景迁在《纽约时报》对该书评价道：“透过蒋介石日记的慎选引用，陶涵成功表露了蒋介石的个人特质。陶涵拒绝一般认为这些日记不值一晒，毫无历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记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军事局势的生动细述，他让我们更贴近这些还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陶涵在蒋介石与他置身的世界之间建构了更具个人感性的连结。”

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陶涵引用的新资料和第一手资料还有秦孝仪编纂的十二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在莫斯科发现的共产国际组织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要联系记录，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研究室2002年发布的张学良将军的一些文件、日记和录音采访，胡佛研究院档案图书馆2003年公布的宋子文档案，1940年代后期到1975年驻中国和台湾的美国外交官的采访CD，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得的机密文件以及新近出版的回忆录、哈佛大学学术会议论文以及数百次采访……这些资料的运用不仅让蒋介石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让人们对许多历史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蒋介石与史迪威、马歇尔之间的关系。作为外交官，陶涵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引用并提及的资料让人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并提供了独特的国际背景让人重新看待那段历史。

陶涵没有回避蒋介石的几次“极端行为”。“如1947年他下令批准的‘三二八事件’，1947至1948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1949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人性，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不过，在陶涵看来，蒋介石在台湾25年，“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为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寰时，可谓功大于过”。陶涵记载，据二战时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本人所述，蒋介石曾告诉魏德迈：“如果我至死还是独裁者，不过与其他独裁者一样与草木同朽；可是如果我成功的为民主政府建立真正稳固的根基，我会永远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家庭中。”

陶涵笔下的蒋介石是复杂的。历史中的蒋介石究竟是独裁者，还是民主社会的推手？是一位失败的军阀，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随着新的资料出现、时间的推移，蒋介石的形象或许还会有新变化。面对难以识别的历史和今天的台湾，可谓：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