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作家邱妙津作品引进大陆(2)
导语:文学不是为了“文学”的动机。文学永远是你自己生命一个人的独白。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书写她的独白,她在最孤独的世界里摸索一个女性身体的私密纪录。我还没有看过华文的女性书写里有如此坦白真实赤裸裸的器官书写,女性书写的器官,当然不应该只是看得见的眼睛鼻子,也更应该是身体被数千年“文化”掩盖禁锢着的乳房或性器官吧。那是邱妙津使我正襟危坐的原因,那也是邱妙津使我心里忽然痛起来的原因。我知道这个生命是席勒的幽魂又来了,这次它要用华文书写

 

 

时光踯蹰

by 骆以军

一个试图构造自我的人是在扮演造物者,这是一个观点:他违反自然,是个渎神者,令人厌恶到极点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出他的悲情,他奋斗过程、冒险意愿中的英雄精神:不是所有的突变者都能够存活,或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移民都学会、也能够变化成伪装。我们自身以虚假的陈述来反制外人为我们捏造的假象,为了安全理由而隐藏我们秘密的自我。

——鲁西迪《魔鬼诗篇》


当我再看一眼他房里的情形时,我的眼珠就好似玻璃珠球做成的假眼一般失去了动的能力,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眼看着一道黑光像疾风扫过般横过我面前,我想我又做错了。我可以感觉这一道黑光穿过了我的未来,在这一瞬间笼罩着我面前的生涯,我禁不住开始发抖。     

——夏目漱石《心镜》

 

邱妙津于一九九五年于巴黎的留学生宿舍自杀,使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到了一九九六年,她的遗书《蒙马特遗书》出版。我很难向大陆这边的读者重建、描述这本书对台湾那一整代文学青年的重大影响。那像是深海下面一座火山的爆发且瞬间将自己吞噬进一个既塌缩(因为死亡的将绝对时间吞噬而去),却又暴涨的宇宙(透过这本应在决定自死之前一段时间,以一封一封体例严谨分章节的“遗书体”,像巴洛克音乐赋格展示一个青年艺术家关于爱、艺术、伤害、纯粹或是对创作的意志之星空描图……)。那出自一个二十六岁,挟带了九○年代台湾文学菁英(她且较同辈早慧)的“现代艺术文学之创作(而非改良)刍议”。

一本始终在“遗书/小说”之暧昧边界被阅读,然其实其想象、描绘这个带给“我”至福、玷辱、美感、憧憬或暴力的世界缩图或常借喻小说:尽可能的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经典或日本战后小说;存在主义;两次欧战造成的文明崩坏、恐怖地狱场景;一种时间的压缩、爆炸;乃至文体的高蹈、激烈扭曲、追求极限光焰……背后却难以回到古典时光的和谐、秩序、教养。有一些或当时台北这些年轻创作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共享书单与关键词:卡夫卡的《城堡》、卡谬的《异乡人》与《薛西弗斯的神话》、福克纳的《声音与愤怒》、莒哈丝、尼采、齐克果、海德格、弗罗伊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拉丁美洲魔幻小说家群(略萨、马奎斯、鲁佛、富恩特斯‧卡洛斯);日本小说家则是似乎大家熟悉的川端、三岛(尤其是“焚烧的金阁”)、太宰治、安部公房、某些内向世代小说,乃至其时刚译介到台湾的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电影则如她书上激昂提出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如楚浮、高达、雷奈这些名字;博格曼、小津安二郎、布列松、塔克夫斯基、齐士劳斯基,或她钟爱的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

另一个意义,因为她女同志(拉子,Lesbian)的身份,在台湾九○年代刚解严身份认同从潘多拉盒子般禁锢、压抑的白色恐怖(同时型构一个“安全、去异存同的想象群体”)释放出来,同志运动、论述与社群方兴未艾,她等于是第一本宣示其拉子身份但以如此绝决激烈的形式,毁坏自我的生命,却喷吐出那样曝光爆闪后停格的一张二十六岁画像。一部像金阁那样繁华瑰丽妖幻如梦的建筑,却“必须”放把大火烧掉它。

很难向此间的作者说明:《蒙马特遗书》在台湾,几乎已是女同志人人必读的经典。甚至可能几个世代(至今二十年了)拉子圈的“圣经”。也许可以说,它是像一辆被现代性高速车祸压挤、扭曲、金属车壳焊烈、玻璃碎洒、龙骨在烈焰焚烧后仍显现强勒结构的,女同志版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但我们这样比拟之时,其实是目睹一“将现代性精神之景致嵌进车子里”(纳博可夫语)的现代跑车——仪表板刻度和车顶钣金倒映着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已将人类自己惊吓颤栗的集中营、大屠杀、荒原、废墟、自我怪物化、荒谬、梦的解析甚至媚俗——那样在我们眼前撞进一“黄金誓盟”、“爱的高贵与纯粹”、“一个美好的成人生活”,剧烈爆炸,车毁人亡。

如今我已四十五岁,距我和邱妙津相识,或我们那么年轻(而两眼发光、头顶长角),几次争辩但又同侪友好,脚朝上踮想象可以、“应该”写出怎样怎样的小说,已经二十年了。我仍在不同时期,遇见那些小我五岁、十岁、十五岁、二十岁的拉子(通常是一些像她,有着黄金灵魂,却为自己的爱欲认同而痛苦的T们),仍和我虔诚地谈论邱妙津,谈论《蒙马特遗书》,我感觉她已成为台湾女同志“拉子共和国”、某张隐秘时光货币上的一幅肖像。《蒙马特遗书》已不止是邱妙津自己的创作资产,它像《红楼梦》、莎翁的戏剧,成为台湾拉子世界那极域之梦,浓缩隐喻——像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将一整座城市的文明、辉煌、羞辱、记忆、错乱的认同,全打压挤成地底一位“打包废书工”的呓语之中——她们在主流异性恋社会中的“他人眼神建构之怪物化”;在爱情关系的另一星球重力里孤独承受的被背叛、遗弃、玷辱;她们如何重绘自己的“黄金之爱”、疯狂,常比一般人更艰难去实践的“天使热爱的生活”……

这部分我无资格多说,事实上我在二〇〇一年以邱妙津自杀为对象,意图展开“小说之于自杀之黑洞的辩证”的作品《遗悲怀》,在当时激怒台湾许多女同志社群。即因我作为现实里“正常世界”的男异性恋者,我想撬开那遗书裹胁,将所有生之意义吞噬而去的死亡锁柜。

有一次和梁文道先生聊到“中国小说中的‘青年性’”,我如同梦游般地在脑中穿过那些鲁迅酒楼上、张爱玲黯黑大宅里(充满老妈妈们耳语的,影影幢幢,家族如今猥亵破败的昔日荣光,鸦片膏或堂子继母身上的腻香)、沈从文的河流运镜,或郁达夫的性的南方郁疾……我说:我感觉中国小说里没有“青年的形象”;只有老人和小孩、特别是小孩,全是一些把头埋在自己怀里,蜷缩成一团的,卵壳里的“少年”(或“孩童”)形象。还来不及孵化便孱弱地死了。

梁文道君指出我这印象派式的谬误,他举证了许多共和国经典小说的“青年形象”。譬如伤痕文学及寻根派里那些青年。

小孩。侏儒。恶童或痴儿。(譬如莫言的《蛙》或《生死疲劳》这样的时空巨幅展演“流浪汉传奇”,如葛拉斯的《铁皮鼓》与《痴儿西木传》、鲁西迪的《最后一个摩西人》、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匈牙利女作家雅哥塔‧克里斯托弗的《恶童三部曲》)。一种灵魂尚未完全坐落进整幅“某个时代全景疯狂”的成人群体中的孩童观看之眼。

其实我想到的是,在台湾,非常迷惑的,回首才发现的,九十年代,我同辈一整批的创作同伴。譬如邱妙津(她的第一本小说是近乎习作的《鬼的狂欢》),或是几年后走上自死之路的袁哲生与黄国峻。

袁哲生的成名作包括《送行》(在火车到达月台时车厢内几组人物的并不形成“故事”必然性的近乎炭笔素描)、《秀才的手表》。黄国峻(黄春明先生的二公子),则是像法国新小说,一个房间密室里空镜头的堆栈书柜、窗帘或玻璃的光彩稀薄的人物的回忆碎片。一种黏着在客物上的忧悒、尖叫前的寂静而非任何叙事者的心理分析式陈述。

或是香港董启章的《安卓珍尼》(他是在台湾的文学奖夺奖而引起注视),叙事声音的阴性性别乃至人格分裂,背景延展一种人类历史已远离的“物种起源”的异质、淡漠“女孩脱离父系秩序(社会伦理的性别暴力)漂浮成独立的阴性文明史”。赖香吟的《雾中风景》,受创的画面,安哲罗普洛斯式的,人在其中何其渺小的孤寂荒原。最后一个说话者,或是马华小说代表人物黄锦树的《鱼骸》(其实他要到几年后的《刻背》这部骇人的小说才真正处理,“一部离散的南方华人流浪者之歌:文体即魂体”,一如犹太人上千年的意第绪秘传怪诞,要求后辈记得的“时间意义上已灭族”,无文学史可框格摆放的,背了太多代故事的少年。)

或是我在二十五六岁间的处女作《手枪王》里的一些被贴上“后设小说”的,面目模糊、流离失所、断肢残骸的变态少年。

还有成英姝的《公主彻夜未眠》,里头那些在不同短篇章节,如在一个共同梦境迷宫不同房间各自游晃,偶遇时不知前头什么事已发生过的贝克特式人物。或是颜忠贤的《老天使俱乐部》,不是《哈札尔辞典》体,不是昆德拉的《误解小辞典》,而是像编纂一本虚空中不存在的“老天使学”(在还没有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年代之前),他使用这样像一本一人杂志不同作者(建筑师、伪电影导演、伪诗人、伪记者……)以唐卡形式层层编织这样一本“老天使们的前传”。

那于我是一个,同伴们(大约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岁)如整群白鸟在一种对小说冒险充满远眺激情的于蓝天飞翔的整幅记忆画面。我们后来被称为“内向世代”。似乎这批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在政治解严、文化的现实位标因媒体开放,因汹涌窜出的专家语言而立体纵深。年轻的小说家们已到了台湾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第三代了(在我们前代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张贵兴、李渝、舞鹤……),他们的作品,似乎已将中文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推到一个成熟且贪婪连接上卡尔维诺、波尔赫斯、艾可……这些如万花筒如迷宫,小说如连接世界不同语境之观看方法论的“大航海时代”,你可以透过小说的虚构、赋格、飞行设计图或类似一座大教堂的繁丽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类心灵海洋的任何百慕达,捕捞任何一迷踪、裹胁了神秘、失落存在意义的白鲸。

问题是,回头观看当时的我们,这批处于九○年代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你会发现,他们动员了更精微的显影术,更微物之神的静室里的时光踟蹰、更敏感的纤毛和触须……却都像是如此专注却又无能为力地想探勘“我是谁”——那个大历史图卷已无法激起说故事热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规管的医学院实验课的鸽子。那样的自画像,通常已是一张残缺的脸。

这是我在时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间读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书,或仅仅再复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非常恐惧那样如极陷光焰将一切黯灭的黑暗般,全吞噬进一“遗书”(遗体)的诗语言的辉煌和表面上的惊骇与肃穆。事实上,从邱妙津开始,到黄国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鸟的殒灭,他们以自杀裹胁而去的巨大冰冷、空无之感,在事件刚发生如此贴近的我那一辈刚要跨过三十岁,将小说作为辨证世界、其命运交织、杂驳无限本质的“方法论”(卡尔维诺所言),他们确实强迫我们将正活着(且其实才刚要进入创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时期)的时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须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着,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观察其实黄金誓盟之爱如何腐蚀;持续的衰老,进入一种社会网络的男女关系、经济关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医疗体系的死生关系。那似乎取消了(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必须有足够时间展辐以理解、观看,才得以百感交集体会的“全景幻灯”:文明如何堕坏、人类存在处境有时可以流放在怎样野蛮不幸之境;或如库切的《屈辱》或纳博可夫,那极限光焰,光黯灭前必须去交换的,时光烂叶堆中,你屈辱活着的时光。

也许,这样的一本遗书,它或如顾城(《英儿》),或是三岛,是某个辉煌心智激情,如一座以将之存有消灭为交换,使之强光爆闪(我们脑额叶中永远的印记?)的“宇宙精神之预言”(譬如火烧金阁)那樣永遠放逐時光之外的壇城?

时隔近二十年,我重读《蒙马特遗书》,还是每一小章皆无法卒读,巨大悲伤充满胸臆。我还是不断为她那私密(但其实是作为一“预知死亡记事”的,如太宰治《人间失格》,如齐克果《诱惑者日记》,有一想象性“小说读者”如你我的“遗书”——它不是一严格要求烧毁,而是在一死之换日线的默许下将被出版的创作)的冥想、“命运之奥秘”、关于“灵魂”、关于“被爱欲”、关于“玷污”、关于“背叛”……我仍旧在掩卷之余,心绪翻涌,脑海和虚空中的,似乎永恒停在二十六岁的这位作者,进行一种死神笔记本式、误解小辞典式、赫拉克利特河床式的喃喃自语辩证……

《蒙马特遗书》确实像一枚被这位有着灵魂核子当量的女同作家封印如Inception(盗梦空间)或《源代码》这两部借用量子宇宙(或波赫士擅长的《环墟》或《歧路花园》)那样一颗“微型黑洞炸弹”(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发明):你一开启它,无论你处在怎样的真实语境里(一九九六年的台北,或二〇一二年的北京,或你是不是拉子?或你置身在跟书中世界何其遥远的共和国话语、微博话语),它都能逼使你原本立身其中的这无比真实的世界,被她的黄金纯粹的这样“爱”的高贵绝望铭刻字句(或朝向这种高贵天空之城、踮起脚尖、扑打翅翼、渴欲升空的姿势),将你的真实时间液化、整片萎白死灰,成为丑瘪皮囊,成为飓风中整条街皆粉碎的马康多镇。那似乎像一不断重返“死亡之前最后时刻”的回路。你不断重新鉴视、查看那死亡密室的“箱里的造景”,“到底怎么回事?”坏毁的脸是在怎样的“爱的强大描述之光照”下,一笔一笔刷上阴影?那将使我们合上书后,恐惧、哆嗦、心脏宛如宇宙瞬爆,哀悯、净化,甚至羞愧。不是为多年前她早已发生的这个“自杀——遗书”的殒灭与存有的白银坛城,而是为我们没有对抗虚无、对抗媚俗,不愿意在屈辱和剥夺后相信自己是不该被羞辱和剥夺的,在浑浑噩噩的时光泥河中这样继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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