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拉子的群体记忆
导语:剥除了女同性恋的身份(假如可以剥除),邱妙津是这样一个勤奋、有野心的小说家,跳进自己内心的黑暗、在疯狂边缘打转,并奋力诚实地表现这些黑暗和疯狂。残忍的是,这样的才具,无论对作家的人生,还是作品,都难以为继。谁若说写作是疗愈,那就是不了解这手术刀的锋利。

 

作者: 邱妙津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邱妙津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y 郭玉洁

 

1997年,台湾同志社区第一次投票评选十大梦中情人。男同志组的第一名是刚刚拍完《春光乍泄》的梁朝伟,女同志组的第一名却不是明星,而是一位年轻作家。就在两年前,这个叫做邱妙津的作家在巴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26岁。

生活的戏剧性并没有随着生命终结而停止。邱妙津去世后四个月,她的第一部小说《鳄鱼手记》获得了时报文学奖推荐奖。她的遗稿被命名为《蒙马特遗书》出版。这两部作者仅有的长篇作品,很快成为了台湾同志文学的经典之作。此后,只要事涉邱妙津,总会成为不小的文坛风波。

因为太年轻,邱妙津还未来得及发展出复杂的人生故事:出生于1969年的台湾南部,成绩优异,一路读最好的学校——北一女、台大,短暂的工作经历之后,赴法国继续读书。如果说她的人生有何特别之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她是一名女同性恋,在一个社会缝隙刚刚裂开,整体氛围还相当压抑的时代,绝望地挣扎于对女人的欲望和爱情。

在《鳄鱼手记》中,邱妙津描写了这种绝望的挣扎。这本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写的是“我”在1987-1991年间的大学生活,刚刚入学,“我”就碰到了高中学姐水伶,“她女性美的魅力无限膨胀,击出重拳将我击到擂台下。”两人一起上课、写信、相对哭哭啼啼,就像一对情侣。水伶对“我”也有好感,但“我”却感到惧怕,出于这种惧怕,“我”不断地把自己封闭起来,逃避、拒绝,最后搬家逃离了水伶。

英国电视剧《小不列颠》中一个男同性恋的口头禅是“我是这镇上唯一的同性恋”。事实上,不管他走到哪里,到处都是(男)同性恋。在同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21世纪的英国,这是一种反讽,但是这句“我是这镇上(世上)唯一的同性恋”,却是很多人的真实经验,秘密、孤独、恐惧,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不容于全世界的规范,怀着满腔情欲,却有可能是个“变态”。这种恐惧、压抑、甚至羞耻,是早期同性恋社区的共同记忆,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同志文学的写作主题。邱妙津对台湾女同性恋影响极大,在书中“我”被取外号“拉子”,后来“拉子”在台湾成为女同性恋的代称,大陆的“拉拉”也是由此而来。

需要指出,这一影响很大程度上发生在“文艺拉子”中间,邱妙津本人的精英特质和她的作品风格都决定了这一点。《鳄鱼手记》尽管情感浓稠,但是并不追求流畅的叙事,相反,邱妙津运用很多情节断裂、内心独白等现代叙事技巧,并穿插“鳄鱼”的寓言。鳄鱼平时独居,外出时要穿上人装,“被人看穿自己是鳄鱼”,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鳄鱼寓言丰富、诗化了邱妙津的书写,使之突破了大学女生恋爱故事,增加了含混不定的阐释空间。比较普遍的解释是,鳄鱼象征了“同性恋”、尤其是T(中性化的女同性恋),在男女两分的异性恋社会,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就像鳄鱼一样古怪,必须要隐藏自己,披上人装,躲开异样眼光。鳄鱼面对的,就是人类社会对同性恋、对异类的恐惧。

台湾同志文学开始得很早,1970年代,白先勇、郭良蕙、玄小佛就有同性恋题材的作品问世,朱天心发表于1977年的《击壤歌》,写及中学女生之间超越友谊的情意,也被归入此类。但这样的描写毕竟为数甚少,也没有获得文坛的重视,当时的台湾还在政治高压之下,文坛发生的大事是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

而到了1990年代,台湾已经“解严”,开放党禁,实现集会结社、言论自由,人们在不同领域集结起来冲撞体制,争取权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环境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在1990年代起步,发展迅速,到2011年,台北同志大游行有五万人上街,被称为“亚洲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诚品书店里,以歌手张悬为封面拉拉杂志《LEZS》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台北大街上到处可见中性的男女、成双成对的拉拉,想到小说里压抑恐惧的年代,真是今夕何夕。

同志文学也俨然成为重要的文学潮流,作家、作品和研究者不断涌现,学者纪大伟已经开始着手写作《台湾同志文学史》,可见其潮流已盛且久。

就在《鳄鱼手记》出版的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出版,这部以男同性恋为主人公的小说获得了第一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获得百万(台币)奖金,击败的对手里包括平路的《行道天涯》——一部描写宋庆龄的历史小说。1995年,陈雪第一部小说集《恶女书》问世,书中女同性恋、女双性恋情欲的刻画,为作者塑造了“坏女儿”的形象,和当时“情欲解放”思潮结合,也是当时的经典之作。

《蒙马特遗书》中,“我”这样介绍自己:“我是个艺术家,我所真正要完成的是去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所要做的就是去体验生命的深度,了解人及生活,并且在我艺术的学习和创作里表达出这些”。“我常想到中文的未来,想到自己要创造中文新的生命内涵,那内涵是庞大的精神语言,是像钢铁一般坚硬纯粹一摞又一摞的布。那内在的高度唯有我才达得到,那语言的璀璨色泽就在我内心,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把布织出来,织出来覆在中国人的精神上面的……”

“我”仍然为爱情痛苦,“我从十五岁起就对女人产生爱情,十八岁起就欲望女人的身体”。“同性恋”这一身份(以及随之而生的压抑、挫折)已经不再构成这部书的主题,可是,失去、伤害、愤怒,充斥了书信,伴随着精神上的黑暗和崩溃,书中数次提到死亡,在第十二封信中,“是的,这次我决定自杀,并非难以生之痛苦,并非我不喜欢活着,相反地,我热爱活着,不是为了要死,而是为了要生……”

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特别要警惕,不能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从文学的意义上,“我”绝对不是邱妙津,但是《蒙马特遗书》中纷杂、狂乱的独白,却很难让人不和作者最后的选择产生联想。“我”不停地分析自己,“向内注视”,注视到的已经是抑郁症症状,而邱妙津的专业正是心理学。

同辈作家、好友、同样为抑郁症所苦的骆以军在邱妙津自杀后,写了《遣悲怀》,在小说中和逝者进行生死对话。在一次采访中,骆以军回忆和邱妙津的对话,邱妙津说,人生应该停在最纯洁的时候。抑郁症、自杀似乎是他们这一代台湾作家的命运。骆以军说,这批小说家的第一本小说都极其相似,都是一个孤独的密室,一个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因此有评论家把他们总结为“内向世代”,“这些疯狂的实验、扭曲、旋转,对于自身经验的无限细分,对脑力、灵魂的高度使用,是一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极度折磨的写作实践。”

剥除了女同性恋的身份(假如可以剥除),邱妙津是这样一个勤奋、有野心的小说家,跳进自己内心的黑暗、在疯狂边缘打转,并奋力诚实地表现这些黑暗和疯狂。残忍的是,这样的才具,无论对作家的人生,还是作品,都难以为继。谁若说写作是疗愈,那就是不了解这手术刀的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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