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拉子的群体记忆(2)
导语:剥除了女同性恋的身份(假如可以剥除),邱妙津是这样一个勤奋、有野心的小说家,跳进自己内心的黑暗、在疯狂边缘打转,并奋力诚实地表现这些黑暗和疯狂。残忍的是,这样的才具,无论对作家的人生,还是作品,都难以为继。谁若说写作是疗愈,那就是不了解这手术刀的锋利。


作者: 邱妙津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有人怪罪邱妙津,台湾拉子之所以这么忧郁,都是邱妙津的影响。她的作品的确沉重,作品中呈现的也是令人畏惧的爱情,但这一影响无从验证。忧郁(以及与此类似的负面情绪),是所有还不被广泛接受的同性恋、所有异类的疤痕。只要必须活在秘密、否定、隐藏之中,诅咒就不会停止。

纪大伟这样评价《鳄鱼手记》:“书中‘若无其事’地‘随手’描写女男同志的性行为性器官、女同志的自慰、男同志试图跟女同志做爱的场面,几乎是台湾文学的创举。主人翁喜怒哀乐起伏不定,有时候用欢喜诙谐的正面讨好朋友们,有时候却又用阴沉悲伤的身影背对众人。主人翁正面和背影交错的形象,与其让读者觉得她虚伪,还不如说她让人觉得率真——她都把生命的不堪黑暗面掏出来给读者看了,怎么可能不真诚呢?”

随着更多同志文学作品的问世,用纪大伟的话来说,同性恋已经是“老梗”,不可能一有人站出来说“我是同性恋”,就立刻迎来关注——无论那是喝彩还是辱骂,那样的时代即使不是已经过去,也必将会过去。《断背山》中牛仔的爱情尽管受挫,但是影片却获得全世界的成功,压抑、痛苦的情绪主调也必定将会成为“老梗”,那么,以题材命名的同志文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邱妙津活到今天,她的小说主题会是什么?

同性恋挑战人们原本对爱、性、性别的理解,是毫无疑问的。成为同性恋,就是成为一个“不合格”的人。在一般人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全部出了问题。除非屈服于社会、文化、家庭安排好的路径,像一个“正常”男人/女人一样打扮、行动、结婚生子,否则必须一切重来,自己摸索,在黑暗中重新去认识、定义世界,去探索身份、爱情、性、亲密关系。对于一个有勇气并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这是诅咒,也是一件礼物,它意味着困难,很有可能死在半路,死于生命的脆弱,但也意味着更有意义的生活。屈服于秩序,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但那又有何意义可言?对于世界来说,它也是一个礼物,意味着冲撞僵硬、乏味的异性恋体制,逼迫人们修正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们总是需要这样的异端。

毫无疑问,就像工农兵文艺一度上下殿堂,任何题材的兴衰都有时代性,不天然神圣也不天然低劣。重要的是,作家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捕捉超越表象的心灵世界,建立独属自己的风格。

2012年9月,当年的“坏女儿”陈雪,出版了《人妻日记》。出版之后十分畅销,评价却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本书给了同志们一个明亮、温暖的生活想像,经历了那么久的阴暗压抑,这可是华文文学中从未有过的,也有人认为,如果同性恋也主流了,变成爱情励志学,如果和男女的爱情、婚姻一样,坏女儿变成良家妇女,那它的革命意义又何在呢?

在我看来,那是漫长的台湾同志文学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反叛者把世界拆毁了,用生命来实践情欲解放,无论男女,去除性别的界限,也破坏爱情的定义,尽量去尝试,这个过程异常伤痛,最后有一天,她们终于要开始建立自己的世界,重建爱的法则。那个世界看上去明亮、温暖,它和以前的世界看似相同,其实大大的改变和丰富了。更重要的是,那证明了她们在这个真实的人生,在伤痛和脆弱中勉力地活着,活下去。

“我梦想过最好的生活是,我有一个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人,然后我的时间纯粹用于写作和阅读。”邱妙津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至少这一点已经有人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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