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认为科马克·麦卡锡的作品蕴含着强烈的寓言性，甚至认为他在作品中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往往与宗教启示文学殊途同归，并把他的作品划归“后启示录”流派。比如，针对《老无所依》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人就认为：像冷血动物一样冷漠无情的杀手齐格代表的是死神，他有自己的一套不可理喻的原则，杀人像抛掷一枚硬币一样随便。抱着侥幸心理、拿着偶然捡到的贩毒分子进行毒品交易的两百多万美元四处逃亡的摩斯，代表的是人类，他坚持靠自己的能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最终还是成了死神的牺牲品。摩斯的妻子卡拉·吉恩则是自由意志和爱的象征；当代表死神的齐格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虽然珍爱生命，但还是依然选择了面对死亡。警长贝尔则是一个试图理解现实生活、人类社会和人性的哲人。这样的解释虽然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
生和死，确实是科马克·麦卡锡最为关注、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力图去探讨的问题。据《纽约时报》对他进行的一次难得的采访，他对那些不涉及生死问题的作品相当不以为然，甚至说：“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因为在他看来，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问题。于是，在《老无所依》中，除了警长贝尔谈及生死，其他几乎每个主要人物也都在特定的场合谈论着生死；甚至，连变态杀手齐格这种魔鬼似的人物也会把生与死拿到人生哲学的层面，发表一通见解。除了生与死的问题，如何面对巨大的诱惑、自身的贪婪，如何面对外来的邪恶、内在的恐惧，无疑也是作者通过《老无所依》所提出的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些普遍问题。

不过，尽管科马克·麦卡锡的作品不乏寓言色彩，但却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寓言。“文学作品源于直接或间接的生活”，一直是他坚持的一条创作原则。在《老无所依》中，每个细节、每个人物都逼真地反映着当代美国的社会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称得上是一部严格反映美国社会状况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故事背景是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毗邻的边境地区。那里到处是人烟稀少的山地与荒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境进行的毒品交易在那个地区猖獗不已，贩毒团伙之间动不动发生枪战，从而不时引发噩梦般的流血事件。在残酷、激烈的流血冲突中，人性中黑暗扭曲的部分以令人震颤的方式暴露出来。

小说一开始就描写血腥的暴力杀人。老警长在他的独白中讲到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杀死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这个男孩杀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是从他开始记事时起就一直琢磨着杀人；小说主线部分一上来写的则是杀手齐格两次血淋淋的、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杀人过程，仿佛对齐格这个犹如冷血魔鬼似的人物来说，杀人是理所当然的家常便饭。

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让老警长和他的同事们感到越来越无奈的世界，一个让他们越来越只能哀叹世风日下、暴力无法控制的世界。美国评论家把科马克·麦卡锡描写核爆炸导致的世界末日中人的挣扎的小说《路》称作是一部“残酷的诗学”，其实，若依据小说所展示的暴力内容，《老无所依》才真正称得上是一部“残酷的诗学”，一部展示人性与暴力的“残酷诗学”。

另外，小说中的每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承载着美国的历史重负，体现着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们身上都刻着美国在二十世纪参与过的几场重要战争的烙印，在精神上沾染了战争的后遗症。比如，老警长贝尔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英雄回到美国后，他不但没有心安理得地去享受英雄称号带来的荣誉，反而常常暗自陷入良知的自责之中；他觉得，自己没能在战场上与自己的士兵们死在一起，等同于没有真正兑现作为一个军人上战场前所发的血誓；他觉得自己从战场上捡回来的生命就像是偷窃来的，为此他兢兢业业地工作，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却早已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再比如，焊工的摩斯、变态杀手齐格和雇佣杀手威尔斯全都参加过“越战”，其中摩斯当过狙击手，威尔斯则干过特种部队；这些从越南战场回到美国后的年轻人被嬉皮士称为“婴儿杀手”。在小说里，他们几个因为贩毒分子的两百多万美元展开了残酷血腥的角逐，最后有的丢了性命，有的成了残疾。可以说，这些人物各自的命运和人生道路，追本溯源，无不与他们的战争经历有关；而科马克·麦卡锡这部小说的批判指向也因此不言自明了。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借助老警长的自白逐步把思考的锋芒转移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批判，从而把一个原本平凡的西部追杀故事升华为一个具有深刻普世价值的文学作品。以上是我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中生发的一些感想，认真的读者可以不必理会。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与科马克·麦卡锡的其他多部作品一样，《老无所依》是一部口语体极强的小说。作者熟练运用着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交界地区的俚语、土语，甚至偶尔还要夹杂一点西班牙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背景，烘托故事的氛围，或是制造一点黑色幽默与反讽的效果。这对小说创作本身来说自然是必需的，但给翻译带来的难度却是我始料未及的。可以说翻译他的作品不啻为一种冒险，因为在译者和作者之间有太多的距离：美国南方口语的距离；许多技术知识的距离，等等。好在后来我得到旅居上海十多年的美国人John Parker先生的热情帮助，很多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他的诚心相助，我相信自己是不敢把译文拿出来与读者见面的。

今年61岁的约翰·帕克先生与小说中的摩斯、齐格、威尔斯一样，参加过两年越战，真正算得上是这三位的“战友”，而且他在越南战场上有过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当时惨烈的情景在很多年过去之后仍不时重现在他的脑海和梦中；他懂中文，性格幽默，自己写诗，还把一些中国古诗译成英语，称得上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信使。在此，谨对约翰·帕克先生诚表谢意和敬意。 

本文系该书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