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
萧轶
近些年，中非关系越发紧密，国内外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关注也未曾退热过。尤其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大陆，对中国的援非一直都遍布着各种流言蜚语，这已导致中国在非洲援助问题的舆论中如坐针毡，陷入各种舆论的漩涡。
在2007年，《纽约时报》曾刊登过社论《非洲法治的庇护者》。在这篇社论中，中国被质疑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并将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做“最喜欢的人”，这就导致了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除此之外，该社论还对中国廉价商品进入非洲进行质疑，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使得最为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为窘困，并且还对非洲人进行剥削等。
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近年来，布罗蒂加姆通过在非洲各国的实地调研和对各国援非相关政府机构与组织实地采访，希望将中国援助与经济参与从神话中剥离出来，希冀还原中国援非的真实面目。最近，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对中国援非的研究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透过该书对中国援非历史的研究和调查，但我们真的可以见证真实的中国援非原貌吗？
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
中共建政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是中非关系的建议、发展时期，并且中国参与非洲事务最初还是处于被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峙，加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又与印度交恶，中国找不到除了非洲之外更好的伙伴。随着我国政权在意识形态分歧上与莫斯科的分道扬镳，并试图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状态，非洲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当西方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对非活动之上时，被忽略的我国政权主动出击，至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才开始引起西方国家的恐慌，因为中国在此期间成为第一个建立援助计划的国家。在几十年的全方位国际封锁之下，中非关系处于“非经济行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异同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让道于政治外交需求。为了打破封锁僵局，中国实行以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的外交策略。
再则，20世纪70年代，台湾方面对非洲国家展开金钱外交，大陆政权只能提供比台湾更有利益诱惑的援非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再加上承认“一个中国”为条件，是否拒绝承认台湾政权成为我国政府援非的首要政治条件。台湾与大陆都纷纷展开各种庞大的援助，希望拉拢非洲国家对其政权的认可。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与台湾的不堪重负，大陆采取一劳永逸的重金援助。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台湾才放弃金钱外交，停止外交战。金钱外交对大陆最明显的回报，便是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为提议的23个国家都是中国的援助对象，所以毛泽东才会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除此之外，其延续性的效应在于，从1990年起，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多年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提交的反华人权提案。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这个延续性的援助效应，在《龙的礼物》一书中却被忽略了。当然，布罗蒂加姆在书中说了这一句话很有意思：“非洲大陆到处都是处于经济危机和比较脆弱的国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被列入中国预算支持的名单。不禁让我猜想可能需要台湾在一旁时刻准备着才能使中国国库的守护者拿出实际的现金。”
而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恶化，中国此时在非洲的外交只局限于主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掌权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做法给中非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
1978年成为中国转向市场的分水岭。邓小平谨慎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对非援助和在非经济参与在改革开放之下，受到“其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与中国转型为“更具东亚发展型国家特征而非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特征的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的影响。“在过去的援助项目并不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年均援助额高得惊人。而国内百废待兴也需要确保有限的援助资金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赵紫阳访非时并未提及“援助”，而是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多种新型合作方式。自从赵紫阳访问非洲之后，把无偿援助改成有偿援助，中非关系中便存在商业利益，而早期则没有商业利益。此后的几年内，在履行以前的援非合同的同时，中国援非政策悄然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供给，调整为共同发展，推动中国国企进军非洲设点办厂，中国还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政策中学习，补偿贸易政策的推行也填补了中国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原料需求。
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外援方式又进行了改革，大力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等方式，对外援助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都实现了双赢。2000年，中国又创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援非计划。随着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和缺乏竞争力的“成熟型产业”在国内丧失竞争力后，中国又选择非洲作为投资地点，如此也可规避欧洲的贸易壁垒。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既需要自然资源又需要建立正在崛起而又“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非洲再次成为中国感兴趣的投资地点。从此，全球化的中国援助更多地作为互惠互利的投资润滑剂，让国企和民企中的龙头企业，以及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民企在政府有意识的安排下走进非洲，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的投资额迅速上升。
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这个问题或许还得从外援的根本寻找原因。
布罗蒂加姆在书中引用了杜导斌的《中国对外援助应该人所共知》一文，借此来反映我国民众对政府援非的态度。而在国际上，庞大与神秘一直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的描述词汇。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对大陆政府对援非金额的不透明性不满。而在布罗蒂加姆看来，我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具体细节之所以守口如瓶，就在于大陆与台湾的外交较量的敏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媒体也逐渐报道了政府援非的内容，也逐渐地放开了历史上的援非资料，虽然公开数据能够披露一些信息，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获得全球信用评级而公开过的账目，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援非的全部过程及其档案数据，对于国内外而言，依旧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团。也正是因档案与数据的不够透明，西方国家误将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额定义为援助额，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一直保持质疑态度，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等。据布罗蒂加姆的数据分析，中国的援非贷款远远低于美法德，排在第四位。
从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历史来看，毛泽东时代的援非政策确实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这就给西方国家带来误解，认为中国当下对非洲的贸易是经济伪装之下的“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在援非政策发展都一以贯之地带有政治色彩。当初为了打破国际封锁中国争夺对非援助时，曾想在非洲动员共产主义革命；如今所选拔出来的援助人员也得经过政治审查，挑选“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进入非洲，这给西方国家以口实。并且，在“漠视人权”或“支持独裁政权”的指责声中，中国因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独裁政权的经贸关系都是西方舆论的焦点。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不断扩大，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与西方国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便压缩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投资。由于中国贸易商品的价格优势，对于商业管理不善、产业尚未成功转型的某些非洲国家来说，中国进口产品的猛增对当地脆弱的工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也必然会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商业竞争能够促进非洲产业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升。而且，中国也为非洲某些工厂提供援助资金，帮助他们获取新的竞争力。随着农业项目在非洲的投资合作深入，大量的中国人前往非洲当起了农民，在非洲的中国人口不断激增，让当地人对人口的比例产生了差异性的幻觉，他们恐惧中国在非人口的激增将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商业贸易。
由于中国人习惯了国内的土地公有制，在非参与农业的过程中，土地所有权问题成为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矛盾激发点。而承包制所带来的迁移，让生于斯长于斯的非洲人无法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援非过程中拥有很多“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本应是与当地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融合交流的极好机会，但中国人在非洲却建造独立的生活区，并不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交流方面的隔阂。据布罗蒂加姆的实地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援助项目很少与其他捐助者的项目结合，也鲜少参加援助协调活动，连世界银行带领下的援助协调活动也缺席，这就让西方国家和非洲当地民众对中国在非洲的地方政治关系产生了误解。
再者，我国在非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其目标是将非方的自然资源运回中国。虽然这些活动与资源有关系，但我国采取的是“互利共赢”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商机。事实上，对资源的依赖与中国的选择关系不大，由于非洲自身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造成其盈利能力较低。在自然资源的投资项目上，由于我国政府对当地劳动法规了解较少，有些企业为了逃避对工人的义务，将合同转让给当地企业，本应承担的责任则转嫁给了中间商。另一方面，因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环保意识较弱，导致了非洲自然环境的受损，也广为西方国家诟病。布罗蒂加姆在非洲实地考察时却发现，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为之。虽然这也不能构成对中国投资商的辩护理由，但显然对中国的投诉显得更有针对性。
在与非洲的合作中，由于中国投资合作的非洲国家数量庞大，除去与治理最好的非洲国家合作之外，中国也与被认为非洲最腐败的几个国家合作；加上中国国内的腐败状况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官商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中国投资合作账目等方面的不够透明性质，对政府一直抱有怨言的非洲当地人和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合作环节产生了怀疑。
而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布罗蒂加姆通过对各国数据及案例的实地调查或数据分析发现，其实这些状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中国在非洲真的是一个“流氓捐助者”吗？布罗蒂加姆并不这么认为，“许多对中国援助与参与的惊慌和恐惧都是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并且所发出的警告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但他也在《正在参与的中国》章节中说，“中国在援助与出口信贷方面守口如瓶，缺乏透明度肯定会引起怀疑和担心”。
布罗蒂加姆的短板
虽然布罗蒂加姆本书的研究是建立在奔走于中国大陆、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上，但若分析采用的资料可得知，布罗蒂加姆引用的资料除去当面采访（且在阅读过程中，几乎没能看到他是否曾经验证过真实性）之外，几乎没能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使得其对中国援非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无法展开深入研究。
在他的研究中，忽视了外交官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对于中国方面的资料引用，除去访谈之外，就是新华社等报道。比如曾经做过援外工作的旅加学者陶短房，曾长期在外贸行业非洲口打交道，在非洲时也曾担任过执行秘书，对中国援非颇有研究，却未曾进入布罗蒂加姆的视野之中。当然，大陆方面的援非史料或数据尚未全部公开，但当代中国研究所张勉励在《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一文中有这么一段信息：“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以来已相继开放了1949年至1960年的解密外交档案，其中披露了不少关于这一时期对外援助的细节。”而布罗蒂加姆却没能利用这些档案，多少有些不该。
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明显能够感觉到布罗蒂加姆在材料的选择以及写作的倾向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让人感觉他似乎故意在取舍一些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来说，话题的论证并非在于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放弃对话题不利的资料。倘若资料的选择上有倾向性的取舍的话，只能让研究陷入片面的观察之中。当然，我并非对中国援非有何偏见，而是希望学者在研究的时候能够做到持中秉正的立场，如此才能看到观察到真正的“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by萧轶
副标题: ——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
作者: [美]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译者: 沈晓雷 高明秀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近些年，中非关系越发紧密，国内外对中国援助非洲的关注也未曾退热过。尤其在西方，甚至在非洲大陆，对中国的援非一直都遍布着各种流言蜚语，这已导致中国在非洲援助问题的舆论中如坐针毡，陷入各种舆论的漩涡。
在2007年，《纽约时报》曾刊登过社论《非洲法治的庇护者》。在这篇社论中，中国被质疑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并将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做“最喜欢的人”，这就导致了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除此之外，该社论还对中国廉价商品进入非洲进行质疑，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使得最为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为窘困，并且还对非洲人进行剥削等。
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近年来，布罗蒂加姆通过在非洲各国的实地调研和对各国援非相关政府机构与组织实地采访，希望将中国援助与经济参与从神话中剥离出来，希冀还原中国援非的真实面目。最近，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对中国援非的研究著作《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了，透过该书对中国援非历史的研究和调查，但我们真的可以见证真实的中国援非原貌吗？
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
中共建政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是中非关系的建议、发展时期，并且中国参与非洲事务最初还是处于被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峙，加上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又与印度交恶，中国找不到除了非洲之外更好的伙伴。随着我国政权在意识形态分歧上与莫斯科的分道扬镳，并试图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状态，非洲新独立国家和不结盟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当西方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对非活动之上时，被忽略的我国政权主动出击，至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才开始引起西方国家的恐慌，因为中国在此期间成为第一个建立援助计划的国家。在几十年的全方位国际封锁之下，中非关系处于“非经济行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异同决定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让道于政治外交需求。为了打破封锁僵局，中国实行以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的外交策略。
再则，20世纪70年代，台湾方面对非洲国家展开金钱外交，大陆政权只能提供比台湾更有利益诱惑的援非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再加上承认“一个中国”为条件，是否拒绝承认台湾政权成为我国政府援非的首要政治条件。台湾与大陆都纷纷展开各种庞大的援助，希望拉拢非洲国家对其政权的认可。随着大陆经济的崛起与台湾的不堪重负，大陆采取一劳永逸的重金援助。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台湾才放弃金钱外交，停止外交战。金钱外交对大陆最明显的回报，便是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为提议的23个国家都是中国的援助对象，所以毛泽东才会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除此之外，其延续性的效应在于，从1990年起，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多年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提交的反华人权提案。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支持中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中，27票的支持中有17个国家来自非洲。这个延续性的援助效应，在《龙的礼物》一书中却被忽略了。当然，布罗蒂加姆在书中说了这一句话很有意思：“非洲大陆到处都是处于经济危机和比较脆弱的国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被列入中国预算支持的名单。不禁让我猜想可能需要台湾在一旁时刻准备着才能使中国国库的守护者拿出实际的现金。”
而当中国大陆处于“文化大革命”时，实行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恶化，中国此时在非洲的外交只局限于主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掌权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做法给中非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
1978年成为中国转向市场的分水岭。邓小平谨慎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对非援助和在非经济参与在改革开放之下，受到“其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与中国转型为“更具东亚发展型国家特征而非共产主义独裁国家特征的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的影响。“在过去的援助项目并不考虑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年均援助额高得惊人。而国内百废待兴也需要确保有限的援助资金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建设。赵紫阳访非时并未提及“援助”，而是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多种新型合作方式。自从赵紫阳访问非洲之后，把无偿援助改成有偿援助，中非关系中便存在商业利益，而早期则没有商业利益。此后的几年内，在履行以前的援非合同的同时，中国援非政策悄然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供给，调整为共同发展，推动中国国企进军非洲设点办厂，中国还从日本对中国的援助政策中学习，补偿贸易政策的推行也填补了中国国内现代化进程的原料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