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非原貌(2)
导语:对国内来说,中国援非一直被部分人当做乱撒钱的批判事项;对国外来说,中国援非被质疑为“新殖民主义”或对此持“掠夺资源论”、“漠视人权论”等。中国对非援助,犹如《罗生门》一样,到底真相如何一直是国际舆论的焦点

 

 

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外援方式又进行了改革,大力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实行合资合作等方式,对外援助资金和银行贷款相结合,援助、贸易和投资等方面都实现了双赢。2000年,中国又创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的援非计划。随着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和缺乏竞争力的“成熟型产业”在国内丧失竞争力后,中国又选择非洲作为投资地点,如此也可规避欧洲的贸易壁垒。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中国既需要自然资源又需要建立正在崛起而又“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非洲再次成为中国感兴趣的投资地点。从此,全球化的中国援助更多地作为互惠互利的投资润滑剂,让国企和民企中的龙头企业,以及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民企在政府有意识的安排下走进非洲,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的投资额迅速上升。

为什么会被“妖魔化”

但为什么会被“妖魔化”?这个问题或许还得从外援的根本寻找原因。

布罗蒂加姆在书中引用了杜导斌的《中国对外援助应该人所共知》一文,借此来反映我国民众对政府援非的态度。而在国际上,庞大与神秘一直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的描述词汇。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对大陆政府对援非金额的不透明性不满。而在布罗蒂加姆看来,我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具体细节之所以守口如瓶,就在于大陆与台湾的外交较量的敏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媒体也逐渐报道了政府援非的内容,也逐渐地放开了历史上的援非资料,虽然公开数据能够披露一些信息,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了获得全球信用评级而公开过的账目,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援非的全部过程及其档案数据,对于国内外而言,依旧是一个没法解开的谜团。也正是因档案与数据的不够透明,西方国家误将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额定义为援助额,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援非一直保持质疑态度,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等。据布罗蒂加姆的数据分析,中国的援非贷款远远低于美法德,排在第四位。

从中国援非政策的变迁历史来看,毛泽东时代的援非政策确实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这就给西方国家带来误解,认为中国当下对非洲的贸易是经济伪装之下的“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在援非政策发展都一以贯之地带有政治色彩。当初为了打破国际封锁中国争夺对非援助时,曾想在非洲动员共产主义革命;如今所选拔出来的援助人员也得经过政治审查,挑选“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进入非洲,这给西方国家以口实。并且,在“漠视人权”或“支持独裁政权”的指责声中,中国因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独裁政权的经贸关系都是西方舆论的焦点。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不断扩大,加上各种优惠政策与西方国家相比更容易得到非洲国家的合作,这便压缩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投资。由于中国贸易商品的价格优势,对于商业管理不善、产业尚未成功转型的某些非洲国家来说,中国进口产品的猛增对当地脆弱的工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也必然会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商业竞争能够促进非洲产业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升。而且,中国也为非洲某些工厂提供援助资金,帮助他们获取新的竞争力。随着农业项目在非洲的投资合作深入,大量的中国人前往非洲当起了农民,在非洲的中国人口不断激增,让当地人对人口的比例产生了差异性的幻觉,他们恐惧中国在非人口的激增将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商业贸易。

由于中国人习惯了国内的土地公有制,在非参与农业的过程中,土地所有权问题成为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矛盾激发点。而承包制所带来的迁移,让生于斯长于斯的非洲人无法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援非过程中拥有很多“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本应是与当地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融合交流的极好机会,但中国人在非洲却建造独立的生活区,并不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交流方面的隔阂。据布罗蒂加姆的实地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援助项目很少与其他捐助者的项目结合,也鲜少参加援助协调活动,连世界银行带领下的援助协调活动也缺席,这就让西方国家和非洲当地民众对中国在非洲的地方政治关系产生了误解。

再者,我国在非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其目标是将非方的自然资源运回中国。虽然这些活动与资源有关系,但我国采取的是“互利共赢”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创造商机。事实上,对资源的依赖与中国的选择关系不大,由于非洲自身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造成其盈利能力较低。在自然资源的投资项目上,由于我国政府对当地劳动法规了解较少,有些企业为了逃避对工人的义务,将合同转让给当地企业,本应承担的责任则转嫁给了中间商。另一方面,因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环保意识较弱,导致了非洲自然环境的受损,也广为西方国家诟病。布罗蒂加姆在非洲实地考察时却发现,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为之。虽然这也不能构成对中国投资商的辩护理由,但显然对中国的投诉显得更有针对性。

在与非洲的合作中,由于中国投资合作的非洲国家数量庞大,除去与治理最好的非洲国家合作之外,中国也与被认为非洲最腐败的几个国家合作;加上中国国内的腐败状况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官商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中国投资合作账目等方面的不够透明性质,对政府一直抱有怨言的非洲当地人和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合作环节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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