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行动改变生存》研讨会在北京万圣书园举行，研讨会由著名学者、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主持，本书作者寇延丁与国内知名学者崔卫平、金雁、周濂，心理学家朱建军，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等多位NGO工作者共同参与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当下社会现实问题和中国NGO问题展开，并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以及如何形成公民社会展开了激烈讨论。
以下为当天活动现场速记，未经讲者审核，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刘苏里：我抱歉今天很局促，像我们这本书里写的这件事情的生存状态，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一开始很雍容的话，未必长得这么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按照惯例介绍一下来宾，在我右手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下午主题的主人寇延丁女士，大家知道她的身份，她既是一个自由的作家，同时又是在NGO一线操作的一个人，最近退居二线了。她的隔壁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许医农大姐，我们叫她许先生，她退休之前在三联书店做编辑，再之前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也是我们整个行业最著名的编辑人之一。吴昊亮，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吴昊亮：我现在在环保基金会工作。（寇延丁补充道，书里的主人公）
刘苏里：吴昊亮的隔壁是哪一位？
孙恒：工友之家的孙恒。
朱建军：我是搞心理学的朱建军。
刘苏里：这位是高天，这是在上一本书的《可操作的民主》里头出现若干次的高天，在我对咱们这个行当非常有限的了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既是幕后的推手，但是经常冲在前面。这是向莉，你自我介绍一下。
向莉：我是在七九八做艺术展览策划的，在网上也推一些公民常识。
刘苏里：跟今天这个事有关系吗？
向莉：我跟寇先生一直是深交。
刘苏里：她的隔壁是周濂，现在在人大任教，今年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我知道从14岁到97岁的人都在读。他的隔壁是崔卫平老师，大家很熟悉，金雁老师也熟悉。最后一位是黄纪苏先生，大家很熟悉。
我不知道都来了哪些媒体，今天我看脸熟的不多，但是我不知道今天到场的，站着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都是来自何方，我想你们肯定不是和这件事有关，就是关心这件事的人，很抱歉让你们站着，没有坐的地方。
下午我们本来有七八个人来座谈，来讨论一下，我不愿意很仪式化的，就是每人说三五分钟，鼓完掌，然后大家撤离。因为显然这本书涉及到的话题，要比故事本身直接反映的意义更重大。在会议之前，我跟作者沟通过，我个人认为这个书当中没有反映，但是延伸下来，那就是必然要涉及到的问题，有一些稍微敏感，有一些没那么敏感，但是也很根本。比如说为什么在公众知识界，或者整个精英阶层和从业者（我们指的这本书的从业者），这三者之间为什么没办法沟通？按理说我们即使算最晚的话，5·12到现在也已经五年了，风起云涌的NGO的这种存在形态也是很难深入公众阶层和精英阶层。比如说在整个NGO组织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导致它在我们大陆登陆至少二十年，蓬勃发展也差不多七八年，而总是长不大，总是给我感觉，要么是秀的成分更多，要么感觉上有点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NGO组织和公民意识培养，社会的组织化，这个话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按照程序，让我们的作者简单地说几句，算个开场白，最后还再给你留时间。
寇延丁：我的三个代表
寇延丁：谢谢，真的蛮激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站起来说是为什么呢？我今天会说一个非常主流的词，我想说“三个代表”。为什么要说“三个代表”呢？第一个代表，我们看了门口的海报，这是两本书的一个发布会，但是现场到场的书只有一本，就是各位手里拿的一本，就是《行动改变生存》。还有一本书，其实是一本书代表了另外一本书，另外一本书叫《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是我个人写的关于NGO系列观察中的第一部，在2007年已经正式出版，这一次是重新增补修补，两本书一起送审的。如果说把作者比作产婆的话，他是把两个亲兄弟穿好一样的衣服打扮好送出去，由于不是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我们只有一个拿到了准生证，另一个还在路上，我们只好用一本书代表另一本书。
另一个代表，也是我为什么要站起来的原因。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上的字，是一位没有手的书法家，用他的嘴写出来的，刚才苏里先生也介绍了，说我的第一身份是民间公益的一线行动者。大家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机构在做的事情，这个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的机构在中国最早推动残障美术家的推广，和5·12地震之后，仅有一个专门为因震受伤的孩子做长期服务的民间公益机构，也得了N多的奖项。刚才是第一个代表。
第二个代表是我，也许是不仅仅代表了我自己，也代表了公益组织所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志愿者，一件事情成为公益，就是因为它有社会的需求，不仅有我们传统所说的弱势需求，也有公众参与、付出的需求，有我们这些志愿者，这是第二个代表。
第三个代表，就是我们到场的这几位主人公，代表了更多的主人公，以及他们背后更多的NGO组织，每一个NGO组织其实都是回应了一种社会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中国特色的环境里，我们要是上网看的话，这个世界真是一切不过如此，神马都是浮云，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主人公，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是改造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又让我感觉到，即使在这么一个神马都是浮云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们做了。
这就是我的三个代表，谢谢大家。
崔卫平：我一直在关心寇延丁女士的工作，而且我买了你的那一本书，就是《可操作的民主》，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在共识网上看到你在做一些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推广，我觉得那个工作非常有意义，是关于讨论为主的一个规则。我老说人性就像是水，规则是河床，有什么样河床的形状，就有什么样水的形状。大家把形状能做起来，我觉得非常好。
今天见面之后我才知道您是一位女性。很抱歉，这本书没来得及从头到尾看。我想讲一点感受，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所提供的思路，我们所能够设想的一些方案，假如不能够付诸实践，应该说不是我们自己去参与实践，不是我们自己去把它付诸行动，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很难想象，在设想一个方案，然后旁边这个人替你拿着方案去执行，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自己把自己带进去，走进你自己的规划中去，然后你自己先做起来，才能够使得这个事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创造一个空间，是不是能够进入一个新的纬度，我们时时刻刻要有这样的要求，我要求的写作是这样子的，把自己带进去，你能做到哪一步就写到哪一步。
这里面有一些主人公我看了一下，有些我也认识，就这些人的工作来说，你不管信什么原则，不管信什么价值，都要把它先树立起来，假如这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你的工作就是为他立法，假如这是一个沉沦的年代，我希望是自我救赎，先把自己救出来这么个过程。那么有些人这么做了，那么别的人可以看见，也就可以跟着去做，我觉得看得见的行为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想什么，或者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冲动，要把它变为看得见，而又能够给现实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能够给后面无章的现实赋予某些形式，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特别感谢今天来到的这些朋友们，是你们的行为，在给我们生活，给我们这个时代提供真正的赋予意义的维度，或者说开创一些可能性的空间。我希望能和你们有单独的交流，然后听听你们的故事，最后我还特别祝贺这本书，终于到达我们面前，也希望你说的被代表的那本书《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也能够抵达读者面前，谢谢！
朱建军：我写先说两句，我首先非常祝贺，觉得这本书非常好。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时代的人格这种问题，我比较关注人。因为寇延丁跟我差不多是同龄人，我们是六十年代初，我刚才想了一下，发现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以前成长的年代，其实是理想主义，当然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被骗了，然后我们的理想错了，可以说是伪理想主义。但是我觉得等到旧的伪理想破灭了之后，有一些人就沉沦了，就是没理想，但是还有一些人就会寻找更真的理想，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苗子，特别好的精神种子。
现在这个年代也挺好玩，我觉得从大局上来说蛮悲观的，大局上来说，多数人其实是没有理想主义的，因为考虑买房子、养家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有一种更犬儒的态度。这儿也有很多特别年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种子，真正的理想主义的种子。所以我看到这个书觉着特别开心，它就是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很小，然后讨论会也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而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大会堂上，这就是一个开始，第一步，一个种子下去了。然后它能不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然后繁衍更多的种子，然后扩充得越来越大，最后长出一片森林，那个其实是更多的人，大家一起行动的事情，反正是充满期望的开始。
刘苏里：谢谢建军，其实我刚才想说一下，卫平那个观点在我看来就是这本书的观点，可是我知道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更积极地来介入社会活动，或者是政治议程，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改变了，或者只做我们身边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一会儿再讨论。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吴昊亮：我很有兴趣讨论一下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问题，从NGO的工作方法上来看，其实已经认识到绝大部分人确确实实就是现实主义，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说就算这里的人全是理想主义的，肯定也是一小部分。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大部分人已经是现实主义，所以事实上NGO采用的工作方法，是更多地去呼应现实主义的一些刚性需求，作为现实的工作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部分人是现实主义也不是问题，我是想说这么一个回应。
刘苏里：这个现实主义指的是什么？
吴昊亮：就是买房子，买车。
刘苏里：就是如果NGO，来卖房子，买车子。
朱建军：就是说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精神生活上少。
吴昊亮：对，比如说北京最近发生了大规模的雾霾，大部分人在忙着自己的房子、车子，现在突然间发现，怎么空气变成这个样子？他才会关注到环境问题，这个时候，环保组织可以告诉他说，我是做环保的，你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些小小的行动，可以改变这个现状，每个人可以做点什么。
刘苏里：通常就是那几天你说话有用，过了几天可能就没用了，因为买房子、买车比那个事还要重要。李波，你站起来自我介绍。
李波：我叫李波，有幸在寇老师的书里面，但是好像没出来。
段德峰：我是段德峰，其实前两天和寇老师有一个交流，请我过来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也做NGO，对公民社会有具体的工作和研究。
向莉：之前我不是很关心NGO的事情，但是自从我看了寇先生前一本书《可操作的民主》，包括后来我看的这本书，之前我和衡平机构的律师有过联系，我们看到有一些，我觉得NGO做的非常好，尤其是衡平机构，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它能把被精神病人，这样一个很小的群体放大，然后让大家都关注他，并且从国际人权这个角度来拯救。比如他们说残疾人有权利，那么残疾人都有权利，为什么普通人没有？他们把他放大了，从残疾人放大到普通人，我觉得这是真正帮了很多人。而反过来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红十字会的那种官办所谓的慈善，他们是多么的黑暗，怎么让这个慈善返回民间，给它一个新的力量，中国的慈善和NGO，我觉得才有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寇先生这本书写的非常好。这本书我也稍微拿的晚了一点，回头我会再仔细地看一看。
